孤竹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2013-08-15秦学武蔚华萍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秦学武，王芳，蔚华萍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孤竹国是历史上冀东地区最早的国家。以夷齐“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反暴”为精神内涵的孤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催生民族品格和道德的“中华德源”。用历史和发展的观点评价夷齐，探求孤竹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弘扬孤竹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道德与精神。全面梳理孤竹文化的发展脉络，构建孤竹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态，使孤竹文化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显学。

一、孤竹文化的谱系

(一)孤竹国存续及与商、周、燕、山戎的关系

“孤竹”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孤竹文化距今久远且体量小，缺少成体系、显豁的文献、精神和物质等方面的遗存。孤竹国的史料散见于《国语》、《管子》、《山海经》、《水经注》、《论语》、《孟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经典文献以及相关方志。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纪录达40余条。在今河北卢龙、迁安和辽宁喀左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铸有“孤竹”铭文。

孤竹是商代北方的重要侯国。商王始祖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目夷氏是其中一支。李学勤认为，目夷氏，即墨台氏，为孤竹国姓，是商朝的同姓方国［1］。中国古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甲骨文中“妇竹”、“妻竹”、“竹妾”、“母竹”等字样，是孤竹女子嫁于殷商王室成为诸妇的称谓词，亦是实证。这不仅证实了孤竹国与商王室的通婚关系，也集中反映了两者的通婚已是一种政治行为，且形成了生死与共的特殊关系。金岳认为，孤竹国与商王室之间虽为同姓，但已过五服，两族的通婚关系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2］。王士立认为，西周时期，孤竹从属于周的同姓诸侯国燕，后来逐渐为山戎所迫，春秋时期则成为山戎的与国［3］。因此，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

结合古代文献与考古材料，学界对孤竹国的存续已有共识:从司马贞《史记索隐》“商汤三月丙寅封孤竹”(约公元前1600年)起，至《韩非子·说林上》载: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之邀，引兵讨伐山戎并“斩孤竹”止，孤竹国距今约3 600年，存续约940年。

(二)孤竹国的民族构成与民族交融

孤竹之族，学界公认是殷人的一支。但孤竹族是华夏民族还是游牧民族，学界看法不一。刘子敏认为:“孤竹不是游牧民族，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4］。李学勤认为:“孤竹虽有国君，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的民族定居的地点。”［1］唐兰认为:孤竹属“四荒国家”❶《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还在游牧的情况下”［5］。孟古托力指出:孤竹是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孤竹国上层的华夏化甚深，广大民众的华夏化与其有一定距离。”［6］

综合史料而言，孤竹族属于商族，周灭商后，孤竹之地曾为箕子的封国。孤竹族后成为燕国的附庸，继而受制于山戎。在齐伐燕的过程中，孤竹国君被斩杀，孤竹族众亦为齐桓公所俘。最终孤竹族民融合到华夏民族。孤竹族在其存续期间，与商族、东夷族、肃慎族、秽貊族等都有彼此的交融关系。孤竹族是游牧民族还是华夏民族之争，反映了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华夏观与夷狄观的对峙。

(三)孤竹国的地望疆域

要从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两个角度梳理孤竹国的地域变迁，即从政治角度理清孤竹存续期间的治域范围，从文化角度理清孤竹文化的始生、绵延、流布的传承范围。李学勤［1］、金岳［2］、张亚初［7］、李志毅［8］、苗威［9］等学者从史书、方志、考古以及青铜文字释读等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综合《逸周书·王会篇》、《汉书·地理志》、《辽史·地理志》、《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史书，以及《永平府志》、《卢龙县志》、《滦州志》、《锦州府志》等方志和考古材料，孤竹国西起唐山东部，北至辽宁北票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南滨渤海，东达辽宁兴城。其腹地在滦河与青龙河交汇即今卢龙、迁安、滦县三县(市)连片的地区，在历史上同属平州(唐、辽金时期)、永平府(明清时期)管辖，治所在卢龙。

孤竹国都遗址❷孤竹国都遗址之争关系到“孤竹文化核心区”所在，当下研究大致分两派，即“河北卢龙说”和“辽宁朝阳说”。河北省已在卢龙县蔡家坟村进行相关考古探察。与有关夷齐的历史遗迹考证是目前孤竹地理谱系研究的焦点。这不仅需要考古工作和文献研究的深化以释纷争，也与孤竹故地的古今行政区划变更有关，如滦河与青龙河交汇连片的孤竹腹地，历史上同属治所在卢龙的永平府管辖，后分属卢龙、迁安、滦县三县(市)，因此亟需国家在区域文化保护、开发方面的立法和统筹规划。

(四)孤竹文化的代表人物

孤竹文化的人物谱系包括君王谱系和代表人物两个维度。从孤竹始君至末代君王，缺少系统的文献记载，甚至有的君王姓名、年谱等尚无法厘清。孤竹国的人物研究，是从孤竹文化传承的视角，主要围绕伯夷、叔齐及箕子展开。箕子虽非孤竹国民，但周灭商后，先“以之封于箕子”❸《史记·宋微子世家》:“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北史》卷三十八列传第二十六:“矩因奏曰‘高丽地本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故《周易》有“箕子之明夷”的记载，后“箕子东迁”，这些与孤竹故地多有关涉，且其操行风范与夷齐一脉相承。学者把箕子纳入孤竹文化，有利于拓展孤竹文化的研究视域，充实孤竹文化的内涵。

1.伯夷、叔齐

第八代孤竹君墨胎初(字子朝，商代金文作“亚微”)，年老将终，欲立季子叔齐。商纣王六十一年子朝死，叔齐让兄长伯夷，二子皆不肯立而逃到西周。国人立次子为君。时值周文王卒，武王欲伐纣，伯夷、叔齐以为不仁不孝，叩马而谏。及武王平殷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其让国仁义之清风，为孔孟所称颂。

有关伯夷、叔齐的事迹，《论语》、《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有记载，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最为详备。夷齐演绎了“相与让国、叩马谏伐、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首阳”等经典传奇，留下了首阳山、书院山、清节庙、夷齐井等物质遗存。

2.箕子

箕子其人其事，散见于《周易》、《逸周书》、《竹书纪年》、《论语》、《韩非子》、《楚辞》、《古文尚书》、《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典籍，及高丽王朝《三国遗事》、朝鲜王朝《东史纲目》等外国典籍。司马迁对箕子“正言不用，乃反为奴”的悲剧命运一嗟三叹。孟子将箕子与微子、微仲、比干、胶鬲并列，赞为贤人。

《史记·殷本纪》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史记·宋微子世家》言:“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可见，在商纣之世，“三仁”已看到殷商王朝必然灭亡，谏而不听，箕子遂佯疯为奴，操琴自慰。

《史记·宋微子世家》又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堙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月五福，畏用六极。’”在与武王的对话中，箕子认为天帝赐予了九种大法，治国常理从此有了次序，并阐述了洪范九种的具体内容。这是箕子思想的反映，是其治国理政之道的集中阐释。郭沫若认为:“箕子之明夷……更因为箕子是纣之诸父，《洪范》是由他传衍出来，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应该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10］

二、孤竹文化的精神内涵

孤竹国受殷商中原文化的影响，把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孤竹文化。以“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为核心的夷齐精神，构成了孤竹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夷齐让国——求仁、重义思想

“夷齐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世美谈，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树立的最高楷模，闪耀着“仁”的光华，因此，《伯夷列传》被列为《史记》“列传”的开篇之作。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面对选择，伯夷坚守的是孝，叔齐坚守的是悌，二人共同坚守着仁与义;君位面前，他们以让相待，真正做到了“见得思义”，以自身的实践体现了仁义的美德。做到了“孝悌”，就实行了仁之根本。伯夷、叔齐“不苟取”，不接受周公的“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庄子·让王》)和周武王的“让以天下”，认为“此非吾所谓道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放弃国之大宝乃至身家性命。

(二)叩马而谏——崇礼、尚德思想

崇礼即尊崇礼仪，以礼相待。在伯夷、叔齐看来，武王伐纣是公开背弃传统的伦理关系和君臣之道的不义之举。他们得知此事，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这充分体现了伯夷叔齐思想深处的礼、德规范。

春秋时期，社会虽已礼崩乐坏，但礼制和尚德的思想依然是内化于人心的行动准则。史传作品以史为据，进行了道德评价，正所谓“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僖公十一年》)。史学家对齐桓公取得霸业原因的探讨也充分显示了这种倾向，即“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认为齐桓公德化天下，百姓、诸侯臣服，才有了霸主的地位。

(三)首阳采薇——守廉、反暴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淮南子·原道训》)、“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韩诗外传》)的传统，主张克制物欲之贪，弘扬精神追求和人生境界的高蹈。作为孤竹国的嗣侯，伯夷、叔齐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无忧，但在财富面前，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廉。他们向往神农虞夏时的盛德之世，为了心中的坚守，他们采薇而食，最终饿死首阳山。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的坚持，无以盛放的生命只能无奈逝去。这首《采薇歌》，是其守廉、反暴思想的生动写照。

三、孤竹文化对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影响

(一)儒道代表人物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伯夷、叔齐处在商周易代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道德伦理倾向，前人评述众多。《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多有评价，屈原、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顾炎武以及近代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持肯定态度者，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赞美有加;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其保守、愚忠，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落后力量，李白的《梁园吟》更直言:“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虽然伯夷、叔齐的言行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践行的方式也值得探讨，但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夷齐精神依然是国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其精神内涵值得后人铭记和传承，因为他们坚守的是美好的道德理想。

1.孔子对夷齐精神的肯定

孔子有关伯夷叔齐的言论集中收存于《论语》，共有五处。他从培养学生道德角度出发，对夷齐进行了多角度的评价，体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

孔子称赞伯夷、叔齐虽也反对商纣王，但在劝阻周武王以暴易暴方面维护了君臣之礼的做法，并以此教育学生如何为人处世;他认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程颐对此甚为推崇:“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唯有孔子才能得其深意;他否定卫国国君父子争夺君位的行为，认为这有悖伦理人情，推许夷齐让国是“求仁而得仁”之举，不愧为“古之贤人”;他将“有马千驷”的齐景公与“饿于首阳之下”的夷齐相比并，强调夷齐虽不拥万千财富，却拥有众人称颂的美德;虽然孔子自身的行为与那些逸民不同，但他却着眼于政治理想在现实中的浮沉，肯定夷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操守。

纵观《论语》，孔子充分肯定了伯夷叔齐:人格方面，“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政治态度方面，“求仁得仁”、“不念旧恶”，体现对礼的坚定维护;对后世影响方面，虽然失去了生命，却为后世所称颂。孔子深刻解读了夷齐精神的价值，同时对夷齐的践行方式表达了不选择的态度，从而丰富了儒家学说的精神内涵。

2.孟子对伯夷人格的赞扬

《孟子》有十三处提到伯夷。孟子从行为方式、品格方面对伯夷进行了评价。在与伊尹、柳下惠、孔子的比较中，他认为伯夷是在行为上能做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在政治态度上能“治则进，乱则退”的“圣之清者”，高度称赞了伯夷的清高之风;“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肯定了伯夷的道德行为和人格力量是有积极教化作用的。在其他论述中，他将伯夷、盗跖对举，指出伯夷是廉洁的人;他彰显了西伯昌的德行，更肯定了伯夷对贤者的追随;他称许伯夷的耿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

纵观《孟子》，孟子主要是从人格的角度肯定伯夷的清高之风，把伯夷让国的行为处世方式解读得更加细节化，从某种意义上，伯夷被更多地赋予了儒家的处世特征。

3.庄子学派对夷齐节操的肯定

在《庄子》中，《秋水》篇并非否定伯夷的行为，而是否定他辞让天下得到的虚名。出自后学的《让王》篇肯定了夷齐“不如避之以絜吾行”的行为，“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肯定了他们面对富贵的廉洁心态，具有高尚的气节和不同流俗的行为，衍生了对他们人生情怀与生活态度的肯定，即自适其乐的生活态度和不追逐于世事的节操。

总之，儒道代表人物对伯夷叔齐相与让国、叩马而谏、饿死首阳等行为的阐释，渗透了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及其思想核心，使夷齐行为拥有了多义性。角度的不同，使夷齐行为的精神内涵更显丰富和充盈。

(二)孤竹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契合

1.夷齐让国——符合孔子对“礼”的尊崇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以礼为一切道德的依归，将其视为人的立身之本，是统治国家的大本大宗，才发出“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的追问。“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充分体现了“孝悌”是通向“仁”的重要途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亡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最终化为一种品德修养。夷齐精神与后世儒家仁政学说一脉相承，尤其是礼义思想和“求仁守廉”的精神品格、“不食周粟”的骨气，成就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夷齐精神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先驱。

2.仁——求仁得仁而无怨

孔子在“礼”的观念上的最大突破，是给作为人的外在规范的礼找到了内在的依据——“仁”。儒家讲爱是从亲亲之义出发、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夷齐让国的行为与后世争天下相比较，自然是仁爱的体现。这样，由孝悌而推及天下，并达到“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境界，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仁爱。

历史地看，夷齐的行为实践了仁，这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密切相关。伯夷叔齐之所以投奔西伯昌，正是由于看重他的德行，但是武王“以暴易暴”的行为摧毁了他们的信任。个人行为上，夷齐可以“惟德是依”，但在政治态度上他们的身份和时代都使之无法接受，从某种意义上实践了儒家文化之精义。

3.对逸民隐士的态度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这是孔子传授给弟子的为官处世之道。同时，他把个人的贫贱荣辱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为官的基点。因此，在实行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与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上，孔子的为官哲学又是矛盾的。当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说明孔子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天下不太平时候要参与变革的责任担当。

逸民隐士志向高洁，始终不渝，不与现实妥协。伯夷叔齐因不满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法而“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成为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溯源。孔子认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在逸民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通达的观点，他不批评逸民的行为，自己却不会选择他们的这种行事方式。

(三)孤竹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契合

老子开创道家学派，追寻形而上的自然哲学，同时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寻求自由通达的人生哲学、生存方式和处世态度。他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阐释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道家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也从其他思想中汲取了智慧。在最初阶段，他们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时，无疑都会从历史人物身上寻求行为处世的典范价值。老子虽然没有评价过伯夷叔齐的行为方式，但在某些观点上却与之契合，而他的后学逐渐引入了对伯夷叔齐行为的探讨，阐发其道家思想。

1.饿死首阳山——契合老子抑制贪欲的生活哲学

老子认为战事频仍，是由于统治者贪心太大而造成的，可见罪恶没有比贪欲再大的了，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夷齐让国，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贪欲，更多是追求内心的道德规范，所以才能隐居首阳山乃至最后舍弃生命。他们这种生命态度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与老子追求上善若水、无私向善、诚信朴质的理想世界，是相契合的。

2.反对以暴易暴——契合老子反对战争和强力的政治态度

老子主张用“道”的原则辅佐君主、治理天下，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和本性而用兵逞强，否则用强力统治天下，就一定会失败;用强力把持天下，也一定会失去天下。因此，他认为政令不能繁多，圣人要“去甚，去奢，去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表达了反对战争的鲜明态度。

3.求仁得仁——契合老子柔弱之德、无心而为、以德报怨的处世哲学

在追求“道”、“德”的路上，老子认为真正的“德”是顺应自然、无心作为，以无言的力量进行教导，要朴实敦厚、摒弃浅薄虚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抱怨以德”(《道德经》)，老子认为，有道者的作为，若没有作为;他办的事情，好像没有办任何事情;要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少事看成多事，要用恩德报答仇恨。伯夷叔齐正是以这种以德报怨，不追随武王，坚守了自己的道德操守。

自然，在道家的处世态度中，他们更看重生命的保全，有了生命才有了施行一切的可能;他们也讨厌虚名，认为虚名对人生毫无意义，更多的要行无言之教，这都与伯夷叔齐的价值观相背离。但在某些方面他们与伯夷叔齐有着共同的政治态度，其后学曾经肯定过伯夷叔齐的高尚气节和不同流俗的作为，在乱世中采取隐逸态度(虽然两者内涵不同)更是被他们演绎到了极致。

结语

从儒道思想的发展脉络看，孔子开辟了一条从文献经典、圣王行迹、文化传统和现世伦理中寻求人生价值、社会规范和理想状态之路，形成了克己复礼、忠恕、中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老子则开辟了一条从宇宙自然、文化历史中追寻现实生活的生存依据之路，形成了道可道非常道、小国寡民、祸福相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道思想的肇始均处在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社会、人事、政治情况，提出了各自的鲜明观点，而伯夷叔齐的行为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对理想的坚持，自然也是对所处时代的实践性解答和选择，与后世孔孟、老庄的儒道思想有着不同角度的契合。夷齐的行为方式被不同的思想家解读，不仅丰富了行为本身的精神内涵，同时也为儒道两家思想的阐发树立了行为典范，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儒道思想的践行方式，进而影响了后世儒道思想的发展、思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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