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进

(湖北文理学院 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北 襄阳 441053)

一般认为关羽崇拜起源于隋唐时期，由于佛教、道教传播的需要对其加以利用而迅速得到扩大。关羽身上所具有的“忠”、“义”、“勇”等品质是其后世成神成帝的根本原因。这些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此不赘述。对于关羽崇拜的源起，现有研究已认识到与荆州民间信仰关系甚密，如张志江先生认为:“从三国时代至南北朝时期，人们虽然已经在荆州江陵一带立祠奉祀关羽之神，但关羽之神名声不大，影响不广，尚属于地方杂祠淫祀一类。人们对关羽的崇拜与信仰尚主要流行于民间，关公信仰尚未被主流社会所接纳。”［1］胡小伟先生则认为:“关羽所以在荆州被乡人祭祀，应源于楚地巫风与巴人信奉之原始道教的结合。”［2］蔡东洲、文廷海先生明确指出关羽信仰和崇拜起源于荆州的民间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种区域的文化现象，且荆州民间最初的祀关活动属于“祀厉”，即敬奉恶神厉鬼［3］。这些研究都指出了关羽崇拜起源的真相，却仍然有薄弱地方，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荆州民间信仰与关羽崇拜形成的关系及首先在湖北地区兴起的原因。

湖北是魏晋以前大荆州的中心地域，此地风俗习惯与齐鲁地区孔夫子所倡导的敬鬼神而远之完全不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卷二《九歌》序中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楚地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楚地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与北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荆州的这种风俗延续时间相当长，《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敬鬼神，重淫祀”是深入楚地人民心灵深处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荆州的社会风俗民情。

不同于佛教、基督教、道教等成熟的宗教，“敬鬼神，重淫祀”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宗教信仰，在荆楚地区民众的心目中，万物有灵，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人、物和事，不管好与坏，善与恶，都可能成为他们敬畏和祭拜的对象。善者求其赐福和保护，恶者求其免予骚扰或降祸人间。我们可以从南朝梁人宗懔写的《荆楚岁时记》里清楚地看到荆楚民众的这种心态。宗懔是江陵人，《荆楚岁时记》一书记载以其家乡江陵为核心的荆楚地区的岁时民俗风情，里面有许多关于荆楚民间信仰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利于祈福、辟邪、防治病疫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或事，都可以成为荆楚民众信仰的内容。神、佛、鬼、死去的有不平凡经历的人、雨、兵祸、灾难等等都是他们宗教信仰活动的对象。荆楚民众的这种信仰活动非常功利，是神和人则求保护和赐福，如佛祖、如愿女神、社神、紫姑、牛郎织女等;是鬼则能化解就化解，不能则贿赂，以求不被其侵犯，如山臊恶鬼、魑魅、病疫、邪气、鬼厉、鬼和疾疫等就如此，正月初一燃爆竹就是为了驱逐山臊恶鬼，晦日祭送穷鬼，则是明显的贿赂行为。这就是荆楚民间宗教信仰的最基本特点。我们认为，关羽崇拜之所以能在荆州兴起，正是源于此。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即关羽由于是死于非命，怨气甚重，破坏力强大，因此是厉鬼。荆州民间最初对关羽的祭祀，起初是祀厉，即把关羽当作惹不起的厉鬼，惟恐他的灵魂发泄怨气，危害一方，祭祀他就相当于贿赂他，只求不被其侵扰，能免灾避祸。关羽作为人活在世上的时候，具有善的因素和品质，受到民间的敬重和爱戴。随着时间的推移，戾气渐去，而自身的品质被更广泛地接受和认同，力量强大，就由厉鬼转化成为荆州地方的保护神。

历史上关羽的结局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传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已。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又“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揺，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4］《关羽传》，《刘封传》由于很多事处置不当，导致盟友和部下背叛，友军见死不救，也许还有成都君王的观望不救或者无力相救，结果攻不能克，退不能还，部属离散，死于非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历》曰:“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这就是民间最为忌讳的身首异处，死无全尸了，加上身前的种种不幸，怨气非常大，死后当化为厉鬼以报复身前的仇人。又其身前是号称“万人敌”的大将，他的怨恨和破坏的力量非常强大，对其敬畏之心超过一般鬼神。《三国演义》吸收了民间的传说，保留了关羽死后初期在民间的形象，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却说关公一魂不散，荡荡悠悠，直至一处: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是夜月白风清，三更已后，普净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一齐按落云头，至玉泉山顶。”“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曰:‘碧眼小儿，紫眼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到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眼倒竖，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众将见之，无不恐惧。”“操大喜，从其计，遂召使入。呈上木匣，操开匣视之，见关公面如平日。操笑曰:‘云长公别来无恙!’言未讫，史见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皆张，操惊倒。”［5］在民间的鬼神观念中，关羽生前威镇一方，却含冤而死，不得善终，必定成为死不瞑目，满腔怨气的复仇厉鬼，《三国演义》保留了关羽死后在民间的最初形象。

《三国演义》中，在受佛家点化之前的关羽，就是一个凶猛的厉鬼形象。这并不是罗贯中的创造，而是有其根源的。唐朝末期的孙光宪在所著《北梦琐言》中说:“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8］此关三郎应即是关羽，晚唐范摅在《云溪友议》中曰:“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壤，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玉泉祠，天下谓四絶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覩之。缁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虵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氷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9］关三郎既是荆州玉泉祠的主神，则关三郎即是关羽无疑。蔡东洲、文廷海先生也持这种见解，认为关三郎就是关羽，为玉泉祠主神，并引陈渊《默堂集》里的记载:“臣尝游荆州，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家置一祠，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度非羽之所欲，则必相戒以勿言，唯恐关羽之知之也。关羽之死，已数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也，审矣。而荆人畏之若此，以其余威在人，上下相传有以诳惑其心耳。”［3］两位先生对此有精细的论述，请参阅其著作《关羽崇拜研究》，此不赘述。民间关羽的形象，到唐代还保留着凶恶的痕迹，令人畏惧，荆州尤其如此。因此对其敬畏和祭祀必定比其他神灵虔诚得多，在民众中，尤其是荆楚民众中的影响也必定更加广泛。这也是南朝后期佛、道等宗教借助其扩大影响的基础，当然这也是因为关羽本身就有去戾气，为民众所认同、接受和向往的品质，关羽的形象逐渐正面化，并为主流社会和民间共同接受，从而使关羽崇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从厉鬼到神的转化。

我们认为，首先是关羽的勇猛，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是否有关羽、张飞之勇猛，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是否勇猛的标杆。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七《关张之勇》条却列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武将称赞和效法关羽的大量事实: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其见于二公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断水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巴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于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而为人用者。”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翼方比之关、张。苻秦遣阎负、梁殊使于张玄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关张之流，万人之敌。秃发辱檀求人才于刘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李庠臂力过人，赵钦器之曰:“李玄序，一时之关、张也。”宋薛彤、高进之并有勇力，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以上皆可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10］

正如赵翼所述，关羽之天生神勇，身后数百年也令人望而畏之。不管是民间还是主流社会，对其神勇都是认同和接受的，而且从赵翼的叙述中，这种认同和接受一直得到传承，历代都在传颂，这使其享受了同时代人远远享受不到的声誉。就功业成就而论，关羽肯定不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孙吴的周瑜、陆逊，曹魏的张辽、曹仁等人就在其之上。周瑜和孙策一起创业，孙权初期是孙吴在军事上的支柱，赤壁一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陆逊协助吕蒙偷袭荆州，夷陵之战大败刘备，出将入相;张辽先后随吕布、曹操征战天下，征乌桓为先锋，逍遥津一战以八百人大败孙权，使吴人丧胆，后长期镇守淮南一线，保持着魏吴边境的稳定;曹仁随曹操征天下，先后镇守江陵和襄阳，尤其是守襄阳，等于是关上了诸葛亮两路北伐中从荆州北上的大门，最后让关羽功败垂成，诸葛亮《隆中对》计划也无从实施。但这些人的成就没有得到像关羽的神勇品质一样的传颂，在后代的地位和声誉就远远落后于关羽了。

其次是关羽特殊的人生际遇。对于关羽的出身，有的资料记载其家世儒雅，其先祖是夏代时期的关龙逢。有的学者推断出关羽祖父、父两辈研究《易》、传《春秋》，关羽家庭是一个儒学世家。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信的，汉武帝以来掌握经学是做官仕进的通道，传承经学的家族也基本上是那个时期的世族，如果关羽真的出身于儒学世家，即使其父辈淡泊名利，无意做官，但门生故吏也应总有一些的，其家族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而不会默默无闻，以至陈寿写关羽传时，根本就没有提其出家庭出身，只是简单的两句话:“河东解梁人。亡命奔涿郡”［4］《关羽传》。田福生先生认为其在山西时，以打铁为生，也许这倒是可信的［6］38－40。其实关羽就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可能是因缘际会的关系，读过几天书，认识一些字而已。其品行与其身份也相适应，裴松之在《三国志·关羽传》的注中引用《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如果关羽真是出身于儒学世家，即使好色，也应该不会急成这个样子。

关羽身处乱世，生存艰难，犯了事之后逃奔涿郡。在此遇上出身相似，志同道合的刘备、张飞①刘备自称是汉皇室之后，其实即使是真的，他先人是不是皇帝已经与他无关了。好几代人之后，他的身份已经与平民无异，这从他年青时贫困，举事之后为人轻视，无所依靠，到处奔波可知。，从此结合成一坚强、稳固的团体，为了这个团体的理想或者说是天地而共同奋斗，不离不弃，“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4］《关羽传》最终他们三人成就了一番事业，获得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关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刘备、张飞二人，使得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多了一些让人感到亲切并向往的感情色彩。试问乱世之下，普通百姓朝不保夕，又没有上层人物可以凭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谁不羡慕和向往像他们那样，处境相同，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亲若兄弟，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建功立业，不说为了理想，至少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个生存的空间呢?我相信这是后代人崇拜关羽的最重要一个原因，可以假设，如果关羽没有遇到刘备和张飞，他们三人之间没有那样亲若兄弟的关系，即使关羽后来能成为像曹操、周瑜、陆逊那样的军事统帅，他也不可能成为后世万人信仰崇拜的关圣帝君。

关羽身上还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对信义的坚守，不仅说到了，还做到了。关羽被曹操所俘，身在曹营，面对曹操高官厚禄和金钱美女的赏赐而无留意，在回答张辽的询问时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生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4］《关羽传》关羽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最终在樊城之战中，面对盟友和部下背叛，友军见死不救，仍没有放弃追随刘备，试图逃回成都，以致身死人灭，为信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信义的殉道者。面对现实中防不胜防的那些明的或暗的背叛，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谁又不想拥有像关羽一样的兄弟和朋友呢?关羽在功败垂成之际成为兄弟之间信义的殉道者，获得了后人无限的敬重和同情。《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载，魏齐对峙，元宏致书曹虎说:“卿进无陈平归汉之智，退缺云长殉节之忠。”在气节方面，关羽也成为了后世的楷模。

关羽自身特殊的人身际遇，神勇的猛将形象，作为信义殉道者的身份，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接受而在荆楚民众中持续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羽这些正面的品质在民间的影响逐渐扩大而扎根于荆州民众的信仰之中，满腔怨气的厉鬼形象渐渐淡去，成为代表正义公理的善神，成为地方的保护神。蔡东洲先生对此论述到:

唐人记载，南朝时“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但陆法和与梁宣帝如何利用关羽以平叛拒敌的具体情况已不可知晓。《太平广记》引《渚宫旧事》载有隐士陆法和助平侯景之乱，大败侯景部将任约。战斗中“陆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这里没有直接提到关羽，然而江陵诸神中自然包括了身死江陵的关羽。唐人董挺撰《重修玉泉山关庙记》确认陆法和平叛与梁宣帝拒乱借用了关羽神灵。联系《渚宫旧事》的记载，可知陆法和就利用荆州地区对关羽的普遍信奉装神弄鬼，用以欺骗叛军，达到了击败侯景部将任约的目的。到唐朝中后期关羽在荆州地区兴废丰荒的保护神，碑记所谓“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据此，荆州民间对关羽的信仰业已形成。至宋，荆州民间祀关“家置一祠”［7］。

我们认为，蔡先生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南朝梁时关羽在荆楚民间的形象已逐渐完成转变，成为地方的保护神。

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六《智者大师传》载:

初至当阳，望沮、漳山色堆蓝，欲卜清溪以为道场，意嫌迫隘，遂上金龙，池北百余步，有一大木，婆娑偃盖，中虚如庵，乃于其处跌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风雨号怒，妖怪殊形，倏忽千变，有巨蟒长十余丈，张口内向，阴魔列阵，炮矢如雨，经一七日了无惧色。师悯之曰:“汝所为者，生死众业，贪著余福，不自悲悔!”言讫，象妖俱灭。其夕云开月明，见二人威仪如王，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闪致敬曰:“予即关羽，汉末纷乱，九州瓜分，曹操不仁，孙权自保，予义臣蜀汉，期复帝室，时事相违，有志不遂。死有余烈，故王此山，大德圣师何枉神足?”师曰:“欲于此地建立道场，以报生身之德耳。”神曰:“愿哀悯我愚，特垂摄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当与子平建寺化供，护持佛法。愿师安禅七日，以观其成。”师既出定，见湫潭千丈，化为平址，栋宇焕丽，巧夺人目，神运鬼工，其速若是。师领众入居，昼夜演法。一日，神白师曰:“弟子今日获闻出世间法，愿洗心易念，求受戒，永为菩提之本。”师即秉炉授以五戒。于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远近瞻祈，莫不肃敬。①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六《智者大师传》，《大正藏》。

这段记载表明至隋代关羽形象已经完成了由鬼而神的转化，被佛教利用，民间的关羽崇拜进入了主流文化，为全民族所接受的关羽崇拜文化开始形成，从荆州地方走向了全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羽崇拜之所以能形成，荆州的民间信仰是始作俑者，它使关羽死后拥有灵魂，并具有强大的力量而致民众敬畏，在荆州民间影响深远。当完成了由鬼而神的转化之后，关羽崇拜被佛教、道教、儒学等主流文化利用，从而得以进入主流，成为全民族性的宗教文化信仰。

［1］ 张志江．关公［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18．

［2］ 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6．

［3］ 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52－56．

［4］ 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34－637．

［6］ 田福生．关羽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26－33．

［7］ 蔡东洲．关羽现象探源［J］．中华文化论坛，1999(1):53－62．

［8］ 孙光宪．北梦琐言［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范 摅．云溪友议［M］//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赵 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