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竹筠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文化传播系，河南 郑州 450044）

阿袁作品中频现江山一类的语汇，夫妻仳离即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第三者上位是“得了天下”，优质适婚男性是女性眼中的“锦绣山河”；这种表述显然暗含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命题：男性以江山、天下为事业，女性以对男性的征服为事业，相应地，对于女性的价值评估便集中在婚姻这一标准之上，并以女性在婚姻中所获取的物质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双重提升为旨归。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占据优势的部分男性成为女性争相夺取的稀缺资源，与此同时，女性丧失了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权，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身份与归属上的双重焦虑。事业上的价值实现并不足以舒缓这种焦虑，相反，个体的价值取向在强大的群体中间被瓦解分化，终而至于成为群体的一员：一方面去夺取与维护有限的婚姻资源，一方面围观与封杀非我族类者。

不婚：可疑的精神自足

阿袁作品中没有真正坚守不婚主义的女性，未婚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即“标榜单身主义”的郝梅，“也是伪单身主义，因为三月份的时候，还去见了一个新鳏夫”（《汤梨的革命》），所谓“不婚”不过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第二类如哲学系的老师陈青，“对爱情和婚姻一直持悲观和怀疑的态度”，但独身并不意味着陈青的生活中没有男性的点缀和穿插，其“穿着华丽的内衣，一边抽着烟，一边谈哲学”的姿态罗致了众多裙下之臣。但在姿色衰败后，内心不免生出无所依傍的悲凉——这也是为什么汤梨的婚外情事最终是由陈青“以辟谣的形式”来向其老公周瑜飞添枝加叶地描述，并最终导致二人离婚收场。由于自身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疏离，以及建基在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的优越感的丧失——身体的衰败与情事的凋零，陈青选择了破坏性的行动以显示自己对婚姻这一单一价值取向的认可。持歧异价值观的人最终曲线回归，只不过以一种戕害他人命运的面目悲怆地出场。

第三类如郑袖（《郑袖的梨园》）。凭恃着转瞬即逝的青春和容貌，认为自他人手上抢夺男人既天公地道，又唾手可得；一半为了证明，一半为了伤害，郑袖一次次介入他人的感情和家庭，但功成之后又选择身退，对婚姻这颗果实并无实际的兴趣。郑袖们对于自身价值的实现，仍然要体现在对男性情感的猎取上面——把男性纯粹作为掌上之物引诱与把玩，婚姻中并无她想要获取的价值感、愉悦感和成就感。

恨嫁：不彻底的价值选择

婚姻作为女人对抗时光与世俗社会的终极利器，成为阿袁作品中女人必然的皈依：“她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要比别的女人灿烂的，没想到，到头来，最暗淡最凄凉的却是她……她现在才明白过来，男人可以先要江山再要美人……而女人却不行的……女人的江山其实是男人”（《老孟的暮春》）。

岁月没有让女人更超脱自由，而是相反：未婚女性到了生命的某个节点突然觉醒——成功地嫁人成为压倒一切的终极任务。甚至，婚姻成为女性不计后果的工具性目的，这其中，不免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的慷慨悲歌：“现在小颜只剩下吴其了……小颜拼了命也要抓住的。将来的吴其是不是靠得住，小颜是不管的，小颜现在只顾得了眼前”（《小颜的婚事》）。

恨嫁女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年龄层面适婚男性资源的稀缺，而同一年龄区间的男性却有着更具弹性的选择空间，如四十几岁的老孟和二十出头的小保姆的婚姻（《老孟的暮春》）。此时，稀缺资源的掌握者洞悉了这种供需的不平衡与信息的不对称，相对恨嫁女性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力关系，由此引发了种种微妙的心理角力：“平日里都是爱做媒胜过爱做学问的，可没有谁为她做过媒……谁叫你沈单单在学问上胜了别人一筹呢？你沈单单不能要了这样，又要那样”（《老孟的暮春》）。如郝梅，在姿色上和汤梨不分轩轾，汤梨手上握有的适婚对象便也不肯轻易地牵线于她：“这是汤梨的邪恶处，亦是女人的邪恶处”（《汤梨的革命》）。

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对于婚姻却有着整齐划一的认识，拥有一个表面正常的婚姻是唯一正确的人生——除此以外者，皆非我族类。在这一致对外的强大气场中，所有处于婚姻围城之外的人，极少例外地踏上了恨嫁之途，而出路并不乐观：或者自降身价以求得一个潦草的婚姻，或者坚执个人的择偶标准，等待前路未卜的因缘际遇。

婚姻：未知的圆满

身处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有一部分难免面临婚姻横死的命运，如朱红果“总以为以自己三十多岁的如花年纪，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总是安稳。没想到，还有二十多岁的女人觊觎她手中的安稳。”（《郑袖的梨园》）。如前所述，惟其因为稀缺性，已婚女性的婚姻成为了未婚女性攫取的对象；没有所谓现世安稳，在离婚成本极低，而再婚收益较高的经济学的博弈下，男性无法抵御诱惑。而对女性而言，苦心经营的婚姻灰飞烟灭，或成为离异的哲学系教授陈青，或沦为恨嫁的失婚女子陈朵朵——围绕着婚姻这一圆心的，便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和无奈的轮回。

另一部分女性，婚姻中有着各种难与人言的不如意。如余丽的老公陈安和弟子暧昧，余丽试图通过偷情进行报复，一番挣扎后仍然决定妥协：“从前倒是说过没爱了就离婚那样的话，但那是女人在如花年龄时说的漂亮话，不当真的。她现在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俞丽的江山》）。权衡利弊得失，女性不再坚执爱情的旗帜，而是退而求其次，以维护哪怕是支离破碎的婚姻为底线。

在众人的围观与凝视中，婚姻成为了一个景观，即使在一个看似圆满的婚姻中，也挑剔得出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隐痛。《女人的幸福》中的四人，因为婚姻而穷通际遇各异，朱小榆和姚丽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面乐见沈容易经济上的窘困，一面嫉恨乔婵娟的春风得意：“沈容易是凤凰变鸡，乔婵娟是鸡变凤凰……前者的变让她们幸灾乐祸，而后者的变呢，却让她们咬牙切齿了”，但发生了沈容易和乔婵娟老公拥抱的事件之后，两人找到了心理平衡：“乔婵娟的那袭华丽的婚姻袍子也罢，沈容易那袭华丽的爱情袍子也罢，就褪了色，就发了霉，就生了虱子，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没有谁的婚姻是真正意义上无懈可击的圆满——这些女性实现了心满意足和心理平衡，并对自己苍白乏味的婚姻甘之如饴：以婚姻来衡量女性价值的单向维度在此处发挥到了极致。

权力关系：基于婚姻场域的暗战

依照福柯的理论，“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他们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1］232，每个人都构成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承接着权力的同时也在行使权力。但个体的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在集体中个体权力的发射与接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和类别性，此处在对阿袁作品的范式解读中，对人物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梳理便是循类型来划分：首先是基于未婚女性的婚姻场域，在此场域中，作为婚姻目标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故事主线：前者主要是围绕未婚女性之间的竞争来展开，后者则是未婚与已婚女性之间的攻击战与防守战，身处局外的其他已婚女性则充当着积极的看客角色：一方面扼杀未婚女性婚姻资源的信息来源，因着其容貌或才华的原因而乐观其孤独终老的局面；另一方面对未婚女性对于婚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挣扎作壁上观，并以种种的窥伺、刺探来满足个人的兴味。而未婚女性则或从其学术的浅薄或从其婚姻的苍白的层面对已婚女性进行反击，以获取心理平衡。

阿袁作品中以大段的篇幅关乎女性对彼此婚姻的臆度，“比较”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抚今追昔的纵向比较令女性对婚姻的幻想破灭，又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选择维持现状；偶有想挣扎改变的，无不以失败告终。另一种横向比较，在自己与同事、朋友的婚姻之间进行比较，失意者会质疑他人的得意（如《女人的幸福》），得意者则不免睥睨他人的失意（如《蝴蝶的战争》）。

未婚女性对婚姻的攫取和占有，已婚女性对婚姻的捍卫和坚守，以及彼此对他人人生的妒羡与鄙弃并存的矛盾交织的态度，构成几乎所有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张力。而这种女性之间的争风，通常被认为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副产品［2］47。

哀矜勿喜：一种可能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从来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舆论环境和价值取向并未随同经济的发展发生相应的至少是足够的优化；另一方面，女性个体亦不同程度地认同与附和世俗的婚姻理念，这就无外乎女性在今时婚姻中的弱势地位。

在社会出现重大进步之前，或许可以通过立法保护来捍卫女性的权益：

相较而言，我国的现实情况更加堪忧，新婚姻法对婚前财产的认定以及对婚前房产归属的明确划分，使得女性与男性的婚姻博弈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筹码，而离婚保护与离婚赡养制度的缺失亦极大地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妇女婚姻权利的贫困必然影响妇女人权的贫困，并深刻影响女性走向真正的解放、自由与独立”［3］。

悖谬的是，婚姻保护条款一方面保障了女性之于婚姻的所得，另一方面却更加深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附关系，恶化了女性之于婚姻的取舍困境。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也是现行社会文化框架内无能为力的一个命题。只要婚姻仍是女性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事业，只要男性尤其是优质男性仍然是女性必须攻防的婚姻资源，则围绕着婚姻这一场域所展开的女性互相之间的鄙薄、算计的局面便不能改变，而男性对于女性的隐然支配、操控的情形也难以改观。标本兼治的方法或许唯有建基于社会文化层面的优化［4］820。

［1］福 柯.权力的眼睛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孙 伊.论中国妇女婚姻的权利贫困［J］.http：／／www.cssn.cn／news／419575.htm.

［4］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