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6）

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1年，北京约有275.3万农村人口，约占北京常住人口的14%［1］。作为首都居民的一部分，京郊农民的增收问题关系到北京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生态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京郊农民增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京郊农民增收的制度资本与社会资本越来越强，农民收入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农民增收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模式升级、进京农民主体新生化、信息网络数字化等多元挑战。这些挑战迫切要求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

一、提升京郊农民素质是应对劳动力人才结构优化的迫切要求

当前，京郊农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业种植性收入、政府政策性收入和非农务工性收入”三个方面。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京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736元，同比增长13.6%，其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9579元、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1363元、财产性纯收入1537元［2］。从中，我们可以计算出京郊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到人均纯收入的65%，这说明人均工资性收入成为当前京郊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人均工资性收入”实际上是京郊农民通过非农务工渠道所获收入，离不开京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需要高度重视城市劳动力人才结构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北京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变化，传统的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已经逐渐让位于技能密集型产业。这意味着在知识经济时代，北京的劳动力人才结构必要需要升级，客观上要求体力型劳动者让位于技能型劳动者。这就把“京郊农民收入”与“京郊农民技能素质”紧密联系起来，农民自身技能素质高、人力资本强，实现稳定就业的空间就相对宽敞，农民增收的幅度相对较大；相反，缺乏必要技能、人力资本弱，就业空间相对狭窄，就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农民增收的难度就会增加。这里的“技能型劳动力”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懂得现代生产流程和规范、掌握现代服务理念的农民。通过自身技能素质的提升，京郊农民能够保障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与城市行业之间的劳务对接，有效拓展自己的就业空间，为京郊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据北京市统计局3000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京郊农村就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达81.3%，同比增加0.4个百分点［3］24－25。京郊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果与多年来北京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农民技能素质培养是分不开的。

二、提升京郊农民素质是应对京郊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迫切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中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完善的过程［4］26。这就是说城市化的核心要义是人口集聚，它不仅关切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也关系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价值观念的变革。据悉，“2007年，北京市的整体城市化水平是76.57%，目前北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加速发展的阶段进入成熟阶段，但远郊区的城市化率为48.5%……城郊八区的城市化水平很不平衡，门头沟区已率先进入成熟阶段，其他七个区县都在加速发展阶段［5］93－96”京郊城市化启动与加速给京郊农民增收带来一定影响。首先，京郊城市化发展使京郊农民的耕地资源变得稀缺。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8年，北京市土地面积为16410.538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为10959.81平方公里，耕地为2316.88平方公里［6］。通过计算可以得知耕地仅占土地面积的14.12%。利用耕地进行农业种植是京郊农民三大收入来源之一，耕地资源的相对减少给京郊农民增收带来一定压力。这给京郊农民提出了“如何利用有限耕地资源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其次，京郊城市化的发展变革了京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使京郊农民生活成本相对提高。京郊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之后，之前自给型的生活方式让位于市场型的生活方式，即生活所需物质基础大都需要通过市场行为完成。在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京郊农民的城市生活成本要高于之前的自给型的生活成本。这给京郊农民提出“如何在生活成本相对提高的基础上有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第三，京郊城市化的发展变革京郊农民思想价值观念。思想价值观念的变迁是一个过程，离不开一定物质基础的支撑。在城市化过程中，京郊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碰撞中不断变迁，引导京郊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型。但如果京郊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之后，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稳定就业，势必影响到京郊农民收入。这给京郊农民提出了“如何在向城市居民转型中切实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由此可见，京郊城市化在给京郊农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京郊农民增收带来3个问题。而要破解这3个难题，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素质：提高京郊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京郊农民能够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上不断延伸农业增收的链条；提高京郊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能够缩短京郊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型的时效，降低京郊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型的成本，使京郊农民收入相对增加。

三、提升京郊农民素质是应对都市农业产业化的迫切要求

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存在人力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环境效益小等特点，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越来越要求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向都市现代农业转型。都市现代农业是一种立足于生态学原理，借助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理念，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农业发展模式。京郊农民深刻认识到发展优质、高效的都市现代农业是其突破耕地资源瓶颈制约、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这种农业发展模式能够为协调北京生态环境安全与京郊农民增收之间关系发挥重要价值。这种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在北京郊区突出表现为以设施农业、加工农业、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为核心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以观光农业为例，据统计，2006年京郊实际经营的农业观光园为1230个；观光园总收入10.5亿元［7］121－125；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全市农业观光园1300个；观光园总收入21.7亿元［8］65－71。农业观光园数量的下降说明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个京郊农民都能够成功地践行这种生态农业模式。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些京郊农民不具有发展观光农业的素质，没有体悟到这种都市农业产业化所具有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网络化联接、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9］24－29”等特点，这些特点客观上需要京郊农民具备科学规划能力、清楚专业生产技术、知晓现代生产流程、学会网络推广营销、具有系统经营思维、懂得现代服务理念、掌握现代管理方式。这些技能素质的提升并不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能够完成的，它迫切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京郊农民的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能够根据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京郊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切实提升京郊农民素质，为新时期京郊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四、提升京郊农民素质是应对进京农民主体新生化的迫切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京农民工年轻化趋势日益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到61.6%［10］72－74。这些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进京农民工队伍的主体。第一代农民工和京郊农民之间在工作岗位上不存在重合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的主要竞争力是要求低、肯吃苦、无谓高低贵贱，这种工作倾向，填补了城市的非正规、非体面就业岗位［11］75－83”，所以之前相当长时间内京郊农民的工作空间和工作去向要比外来农民相对好一些，收入相对高一些。但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城市融入感高、工作耐力低等特点。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第一代农民工从事的“脏、累、险”型的体力型劳动，他们更加关注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新生代农民工要求不断打破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渴望得到平等就业权、权益维护权、子女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等等。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要求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意味着随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京郊农民和进京农民所拥有的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将日益趋同，一些人力资本弱的京郊农民可能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落败于年轻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从而影响到其收入的增长。因此，面对进京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年轻化，京郊农民充分意识到在制度资本日益趋同的环境下，增强个人就业资本是促进其收入增长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京郊农民迫切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技能素质。

五、提升京郊农民素质是应对信息网络化、数字化的迫切要求

过去，京郊农民无论是从事农业种植还是外出务工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之上。由于信息通讯设施落后，京郊农民与农产品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信息鸿沟，京郊农民遭遇过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京郊农民与劳动力市场需要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京郊农民外出务工的成本。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的网络化和数字化表征日益突出，这要求京郊农民把增加收入纳入信息化视域中进行思考，即京郊农民应该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农民增收中的功能和作用。信息化的发展给农民增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信息化的发展革新了京郊农民的传统身份。信息化的发展是京郊农民从过去单一的农业种植者身份变为包括农业种植者、农业经营者和农业管理者在内的复合型身份，增强京郊农民的现代性；其次，信息化的发展延伸了京郊农民增收的链条，破除了京郊农民与农产品市场的信息鸿沟，使京郊农民增收不再局限于时空限制；再次，信息化的发展实现京郊农民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劳务对接，打破了京郊农民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京郊农民务工收入的渠道变得更为和谐畅通；最后，信息化的发展增强了京郊农民增收的组织效应，使京郊农民增收从过去的单向型行为变为充满交互性的多向型行为，能够有力促进京郊农民的沟通富裕。可见，在信息化时代，对京郊农民来说，能否拥有有效信息是其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对京郊农民来说，要想拥有有效信息除了依靠国家和相关组织增大信源发送信息量和畅通信道通信之外，而还需要京郊农民具有较强的信息能力。京郊农民的信息能力是一个复杂的能力域，具体可分为“信息意识能力、信息发现能力、信息接受与加工能力、信息存储与传输能力、信息转化应用能力、信息反馈能力［12］52－59”等。京郊农民信息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京郊农民对自己的智力投资。在信息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只有不断增强京郊农民的信息获取素质，京郊农民才能从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到量大质优的信息，京郊农民增收才会变得更为有序和持久。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期以来，京郊农民增收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克服外部环境的制约作用需要发挥京郊农民自身内部的主体性，即需要京郊农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京郊农民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以不变应万变，京郊农民增收才会充满稳定性和持续性。

［1］北京统计局.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情况［EB／OL］http：／／www.bjstats.gov.cn／nj／main／2011－tjnj／content／mV34＿0301.htm.

［2］北京统计局.2011年京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6%［EB／OL］http：／／www.bjstats.gov.cn／sjjd／jjxs／ 201201／t 20120118＿ 219172.htm.

［3］方晓丹.京郊农民四项收入全面增长［J］.数据，2011（3）.

［4］蒲善新.走向城镇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5］赵瑾璐，仝晓婷.北京郊区城市化现状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2）.

［6］北京统计局.土地面积及利用状况（2008年）［EB／OL］http：／／www.bjstats.gov.cn／nj／main／2011－tjnj／content／mV83＿0414.htm.

［7］孔祥智，钟 真.观光农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2009（4）.

［8］北京统计局网站.北京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数据，2012（3）.

［9］丁毓良，武春友.生态农业产业化内涵与发展模式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10］闫翅鲲，张立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23）.

［11］赵树凯，赵 晨.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的两难纠结［J］.三农中国，2011（第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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