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 粤，孙红艺

（中南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谭恩美可以说是新生代华裔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处女作《喜福会》获得巨大成功，使她超越了少数民族小说家的身份，成为美国乃至西方的一流大作家。《接骨师之女》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四部力作，是她自传性最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家庭三代女性截然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对该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主题思想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叙事手法研究和比较研究几个方面，其中以对主题思想的研究为主。如邹建军从文化角度对《接骨师之女》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1]。蔡霞和石平萍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出发解读该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2]。更多的是对作品中母女关系主题的研究，如陈爱敏结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接骨师之女》及谭恩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母女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4]。近几年也涌现了一批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多数是从作品中“沉默”主题以及女性身份构建方面入手，对作品中婚姻观的研究却鲜有提及。本研究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接骨师之女》中四名女性的婚姻观进行全面的阐释和解读。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后殖民批评的“三剑客”之一斯皮瓦克就在她的后殖民理论中选择了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寻找到了契合点，即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两种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了 “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模式，引发了批评家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重新发现与认识[5]，也极大的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后殖民女性主义主张反性别歧视斗争要与反殖民主义及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紧密地集合起来[6]。谭恩美的美国少数族裔背景及女性的身份让她能更敏锐地观察到华裔女性的美国主流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境地，《接骨师之女》尽管仍然以母女关系为主题，其中刘氏家族三代人、四名女性截然不同的婚姻经历却反映出华裔女性爱情婚姻观的变迁，从高灵的包办婚姻、宝姨的半自由包办婚姻、茹灵的自由婚姻再到露丝的半中式半美式爱情生活，体现出华裔妇女在男权及白人社会中为改变命运所做的抗争。

一、高灵的包办婚姻

高灵是刘家的二女儿，其婚姻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包办婚姻。高灵在父母和张家的一手操办下，嫁入张家，等待她的却是从未谋面的丈夫以及痛苦的生活。高灵的婚姻实际上是一团糟。高灵嫁过去后才发现丈夫张福男其实是个鸦片鬼，她整日地受丈夫虐待；张家同样苛待她，以至于“每天每日，我每吃一口饭，人家都要提醒我他们家对我们的恩情。”[7]（P194）后来张家还趁火打劫，收购了刘家祖传的墨店。

高灵的婚姻观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和风俗的写照。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处于主体地位，女性则处于附属地位，是男性的附属品。父权社会和家长制度剥夺了高灵的话语权，使她在婚姻面前沦为“失语者”，自然无从自由选择、自由婚恋，只得听从父母安排。处于“失语”状态的高灵选择了包办婚姻，等待她的是无边的苦难和痛苦。“这个家就是个苦难之屋，整日的发疯，叫喊，永远都在弄钱买鸦片……可我又能去哪里呢？”[7](P194)。高灵婚后梦魇般的痛苦生活更是把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叙述的淋漓尽致。

二、宝姨的半自由半包办婚姻

宝姨是也生活在父权社会中，但其父亲极其宠爱她，不用封建教条束缚她。因此，宝姨个性解放，具有叛逆和反抗精神。对于婚姻，她也同样如此。宝姨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由，所以当她面对棺材铺张老板和制墨世家的小儿子沪森时，宝姨敢于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沪森，并说道“那姓张的太粗鲁。我就说去吃虫子，也不肯嫁给他”、“我可不要做这种封建婚姻的奴隶”[7]（P143）。 因此，宝姨追求的是自由婚恋。

相对于高灵毫不反抗的接受包办婚姻而言，宝姨在婚姻自主权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宝姨敢于挣脱男权社会的枷锁，反抗压迫，寻求自我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她最终选择了自己钟爱的沪森。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作为弱势群体，宝姨的幸福并没得到保障，她仍然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的压迫。在婚礼当天，她的父亲和未婚夫先后遇害，使她不能以沪森妻子的身份在刘家自居，也没有权利对外声称茹灵是自己的女儿。同时，她也不能把事实真相告诉茹灵，因为她认为这样做会给自己、更会给女儿带来羞耻。宝姨的顾忌来源于旧中国对女性操守的严格约束，未婚先孕对于女孩子本人及其家庭是无以比拟的奇耻大辱。为了女儿的名誉和前途，宝姨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我，成为亲生女儿的保姆。在经历生理的“失语”后，宝姨又忍受了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最严酷的考验，即精神的“失语”。由此可见，宝姨是挣扎在封建男性社会的“失语者”。

三、茹灵的自由婚姻

《接骨师之女》中茹灵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但茹灵的婚姻观却经历了从传统向现在的转变。茹灵其实是宝姨的女儿，后为掩盖宝姨未婚先孕的丑闻，才被过继到高灵的母亲，成为刘家的长女。药材铺张老板想让茹灵与其四子结婚，实则是想得到更多的龙骨。于是两家在远亲刘寡妇的安排下见面、相亲。此时的茹灵根本意识不到张家的阴谋，只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单纯地认为只要嫁到一户好的人家，就会过上好的生活。“心里盘旋着的念头是，倘若我嫁入这么一户有势有名望的人家，会怎么样。高灵定会嫉妒得发疯。母亲对我也会关爱有加。”[7]（P166）而生活在父权社会和家长制度下的茹灵和高灵一样，处于“失语”，主体地位丧失，没有话语权，所以茹灵根本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一切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接受包办婚姻。此时，茹灵的婚姻观是相对传统和落后的。在宝姨的以死抗争下，茹灵最终没有嫁到仇人家。

后来，茹灵私生女的身份被公开后，被送到了育婴堂，在那里遇到了考古科学家开京，二人互相吸引，自由恋爱，最终喜结连理。茹灵的这一段婚姻便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是《接骨师之女》中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婚姻。茹灵思想的转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当时的社会变革摒弃了旧习俗、旧传统，宣扬民主与科学；并且茹灵在育婴堂所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其宣扬的正是自由与民主。这时的茹灵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再接受包办婚姻，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也正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女性应该挣脱男权社会的枷锁，寻求自我个体，在逆境中保持尊严，完成精神上的自我解放。

四、露丝的半中式半美式爱情生活

小说中的第三代女性露丝出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从小接受的也是美国教育、美国文化，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的一些特点。她有着自己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观的特点，更确切地说，她带有西方家庭伦理观的特点。小说中露丝的两次情感经历，一次持续了四年，一次持续了十年，都不是以婚姻作为承诺，只能算是同居，这符合西方人的家庭伦理[8]，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要超越于家庭而居于核心地位。而另一方面，露丝深受母亲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兼备了中国女性特有的谦虚、内敛、责任感和勤俭持家，在爱情和家庭中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她帮忙照顾亚特和前妻的两个孩子，主动承担家务，帮亚特支付账单，甚至在超市购物都只买丈夫和女儿喜欢吃的食物，从不考虑自己的喜好。这些都可以看出露丝把家庭当作生活中的核心，一切都以家庭为主，这也体现了露丝对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中把家放在第一位这一点的认同[8]。

然而半中式半美式的家庭生活也说明露丝在家庭中仍然是个“他者”。凡事先满足丈夫和孩子们的需要，无条件的妥协让步，在男权社会中处于附属地位，是性别上的“他者”。在对待照顾茹灵的问题上，亚特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心，态度冷淡；亚特的父母也并没有真正接受露丝，只当她是个过客。亚特及他父母与露丝之间的疏离感说明了露丝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是种族上的“他者”。

四、结语

小说中三代女人的婚姻观体现出从包办婚姻到现代婚姻的转变，同时也揭示了华裔女性仍然处在男权社会和白人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她们既要承受封建社会以来对于女性的约束和压迫，还要面临无法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身份缺失的问题。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她们并没有一直沉默下去，而是奋力抗击男性和白人社会对她们的歧视。高灵最后在痛苦的婚姻中忍无可忍，跳出火坑，投奔茹灵。宝姨以死来反抗父权社会的压迫，成功阻止女儿嫁给仇人家，拯救女儿不让她落入不幸的婚姻。茹灵在经历了无数不幸和磨难后，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寻觅到了自己的真爱，走出了多年文化冲突的困境。在看出女儿露丝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后，茹灵也常常劝女儿要争取更多的尊重，即使言语规劝被女儿当作毫无意义的唠叨，她也没有放弃，而是写下信件向女儿传递自己的思想，最终帮助女儿认识自己，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小说结尾部分，亚特意识到与露丝之间的矛盾，并积极解决问题，表现出对露丝的真爱，这正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文化的一种认同，也是两种不同种族和文化的融合。《接骨师之女》中三代女性的婚姻经历及婚姻观的变迁展现了她们从家庭和婚姻中的“失语”到自我身份的认识，是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是作者把华裔女性从边缘推向中心位置的一个积极的尝试。

[1]邹建军.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J].外国文学研究,2006(6):101-110.

[2]蔡霞,石平萍.走出“穷途末路”:《接骨师之女》中的女性与自然[J].外语研究,2010(3):93-96.

[3]陈爱敏.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J].外国文学研究,2003(3):76-81.

[4]陈爱敏.论谭恩美新作——《接骨师的女儿》中的母女关系[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25-130.

[5]李权文.斯皮瓦克后殖民框架下的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三个女性文本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J].江汉论坛,2008(11):172-175.

[6]柏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Tan，Amy.The Bonesetter’s Daughter[M].New York.G.P.Putnam’s Son Inc,2001.

[8]高乐川.以人为本重构中国家庭伦理[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