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姣玲,郭海英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一、引言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比系统功能语言学更复杂更难以把握的了。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一理论不但流派众多,代表人物的前后思想变化很大,更重要的是其理论术语繁杂,术语之间互相交叉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初入门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很难准确理解其含义；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有两个貌似统一实则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功能理论和系统理论,如果说功能理论的研究相对说来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有公认的成果的话,那么另一领域的系统理论则相对薄弱相对不足。方琰说：“自从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导论》问世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功能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相比之下,系统网络方面的研究似乎相对薄弱。”[1]

有鉴于此,本文从系统理论出发,根据前辈学者的论述,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性作一初步探析。

二、系统的多重含义

在语言学中,“系统”一词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系统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集合)。这是一般的系统定义,适合任何具有系统性的描述对象。语言是一个大系统,下面有语音、语法、语义、语境等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还可以分为更小的系统,例如语境就可以分为语旨、语场、语式等子系统。任何能称为理论的人类意识成果也是系统,系统功能语言学毫无疑问是一个系统。

第二,系统指适用于语篇生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2]。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系统是有特定含义的。所有的语言学理论都应该包含一系列范畴,它们应该能解释各种语言材料。系统起初定义为“层次”,后来又与“结构”相联系,韩礼德则发明了“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韩礼德才正式用“系统”一词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对系统的选择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范畴(下文另述)。

第三,系统指语言学的概念体系。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理论一样,也是由一系列概念构成的系统。这些概念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结构组合起来,共同为理论的目的服务。本文中说的“系统性”,主要是指第三个意义。不过,正像任何理论都可以有多种意义解读一样,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是多意义系统[3]。笔者试图通过解读和归纳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概念的系统,说明这一理论的概貌。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术语“系统”

在一门学科的概念生成以前,需要有一个从假说到理论的转化过程,“术语”就是理论家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使用的概念,不过在没有定型前通常人们把它们称为术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术语是两个：一个是系统,另一个是功能。

系统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一个受到重视但却众说纷纭很难界定的术语。索绪尔(Saussure)虽然不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但他最早提出了语言系统的概念,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语言系统指的是抽象的语言系统即共时的自成一体的系统[4]。英国语言学家弗斯(Firth)则认为语言是由横组合(syntaxgmatic)关系和纵聚合(paradigmatic)关系两条轴组织起来的系统[5]。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集大成者韩礼德(Halliday)借鉴了Saussure与Firth的观点,但认为结构是过程的底层关系,是从潜势中衍生出来的[6]。韩礼德的语言系统是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这是一种模拟人类大脑如何做而不是说明大脑如何做的网络。韩礼德的系统存在于一切语言层次,如音系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等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看,可概括为数量有限的几个系统网络,它们用于表达内容和感情、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描摹各种自然状态和情景等等。可见,韩礼德把系统定义为代表深层纵聚合关系的语法范畴。语言描写的应当是系统资源,而不是结构。语言既然被看作符号资源,对语言的描写实际上是对选择的描写。韩礼德设想,理想的网络系统应当“具备能移植到新语境的通用能力”。韩礼德认为,“无论系统网络的地位如何,意义作为选择的概念对我们理解意义系统的本质和功能具有关键作用。”[7]系统网络由相互关联的选择系统构成,每个系统包括可能的选择项及准入条件、体现方式和相对概率。系统概念产生以后,原来的“阶”和“范畴语法”就让位于“系统语法”。

值得注意的是,系统语法并非只具有系统意义,它也具有功能意义,如果系统里面包含有特定功能环境中可供选择的选项的话,那么对系统的描述就可能内在地包含着对深层横组合关系的表达。所谓“横组合关系”,也就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韩礼德认为系统在于意义,在于体验,而这些都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语境,不能离开选择,所以系统语法实际上同时也是功能语法,准确地说,系统语法在其后来的发展中更多地体现为功能语法。韩礼德说：“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发展起来的。离开理论使用者的实践,就不会有系统理论。”[8]王振华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系统语法、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篇语义学几个阶段,是有道理的[9]。

“功能”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最复杂最难以把握的术语。因为对语言的功能进行概括分类的尝试前后变化极大,说法极多。据说从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和柏拉图时代就开始研究语言功能了。20世纪初,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伦敦学派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功能有精辟论述。他们先后把语言的功能分为寒暄功能、叙述功能、活动功能、巫术功能和实用功能,或者是语音功能,语义、词法和句法功能,表达方式和语义范围的功能；或者表达功能、表情功能、意欲功能、所指功能、美学功能(诗歌功能)[10]。韩礼德继承了上述学者的思想,在探索语言系统的基础上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开始研究时,他用单位(unit)、成份(element)和类别(class)三个语法范畴来解释语言的分析框架[11]。在这一时期,他的“系统”还是从属于“类别”的一个小概念。韩礼德后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认为只有用抽象的“阶”(scales)把范畴和语言材料联系起来。他指出,语言最基本的层次可以分为形式(form)、实体(substance)和语境(context)。形式是把各种语言材料排列成对人有意义的格局,实体则是书写或声音上表现状态,而语境则是把形式语言与它们的使用联系起来的中间层次[12]。1968年,韩礼德认识到“功能部分”是更为重要的,他用这个功能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同时也用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和缘由。他在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系统语法中的四个功能部分,即：经验功能、逻辑功能、话语功能、人际功能[6]。1970年,他把上述四种功能作了归并和修改,原来的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在新的理论框架中不再是独立的功能,而被看作是新的“概念”(ideational)功能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原来的话语功能被改名为更为宽泛而且实用的“语篇”(textual)功能,人际功能则原封不动[13](P140-165)。概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被他的学生和继承人称为“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即“元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韩礼德重点研究的是语言的元功能,而其他学派还从语义的角度研究了语言的指称功能(referential)、诗歌功能(poetic)、表达功能(representative)、表情功能(expressive)、意欲功能(conative)、寒暄功能(phatic)、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联合功能(unifying)、区分功能(separatist)、威信功能(prestige)、参照功能(frame-of-reference)等等。[14]

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的元功能与Harris1959年提出“元话语功能”(metadiscourse)是不同的。元话语功能指理解语言使用、表示作者/说话人引导受众理解语篇的一种方法；而语言的元功能指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元话语有非言语辅助功能、人际功能和修辞功能,它们体现了元话语相互行为的本质,元功能则体现了语言交际的本质。两者存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韩礼德的三大元功能必然映射于元话语,元话语也必然具有三大元功能的体现[15]。

元功能理论和元语言功能理论也不相同。元语言是根据语言的使用状态进行区分的。人类的所有语言都可以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对象语言是描述和指称客观世界事物的语言,而元语言则是描述和研究语言的语言。元语言功能的意义在于：元语言不仅仅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的科学工具,而且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元语言具有这种双重性,因此它既是语言学家必不可少的描写工具,又是普通人指称和谈论语言的手段。

每一个功能又可以区分为若干次要功能。例如,概念功能(ideational)指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包括了“对事实的了解,语言外部现实的目标和内容”。也就是说,概念功能不仅包括“经验”(experiential)功能和指称“内容”(content)或“对象”(object)的功能,而且还包括“逻辑”(logical)功能,即表现并列关系或从属关系或选择关系的功能。因此,韩礼德的概念功能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它包括了“及物”(transitivity)功能、“音韵”(voice)功能和“倾向”功能(polarity)。语言的概念功能与“语场”(field)相关联。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指语言具有的社会意义。语言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有意义的活动,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功能包括句子的语义结构,说话者的情态(mood)、语态(modality),调节手段(modulation),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和言语基调(key)。实际上,韩礼德的人际功能含义很广,除了通常理解表示人际关系的意义外,还包括言语角色、说话者态度以及说话者影响听话者的意图。语言的人际功能与“语旨”(mode)相关联。

语篇功能(textual)指所有功能的组织状态。韩礼德认为,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短语或句子,而是“语篇”(text),因为只有语篇才能够表达相对完整的思想。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实现,最后都要由说话者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达到。他论证了儿童从幼年到成人阶段语言功能的变化：幼儿最早的语言有7个“微功能”：“工具功能”、“控制功能”、“交互功能”、“个体功能”、“启发功能”、“想像功能”和“描述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工具功能”、“控制功能”演变为“实用功能”；“个体功能”和“启发功能”转化为“理性功能”。这些功能都必须通过语篇才能理解和确定。因此,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包括主位(thematic)功能、结构(structure)功能、信息构建(information structure)功能和信息整合(information cohesion)功能。[16]

四、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系统

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是以系统意义体现出来的。语言的意义也就是语义,我们可以把系统语义分为如下一些语义：语法语义、词汇语义、语境语义和语类语义。

语法语义指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个元功能所产生的意义,即前文所说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篇章意义。

词汇语义含义很广,既有标示对象的存在、性质和用途的“指称语义”,例如“火星”、“中国”(指称存在)、“坚硬”(指称性质)、“食物”(指称用途)等；也有反映主体认识、感觉和感情的“评价语义”,例如具有情感意义的“高兴”、“痛苦”等,具有判断意义的“光荣”、“可耻” 等,具有鉴赏意义的“漂亮”、“难看”等；还有用于增强或减弱主位语气的“程度语义”,如“肯定”、“绝对”(表示增强)、“大概”、“可能”(表示减弱)等。此外还有一些虚词,也有自己独特的语义。

语法语义和词汇语义属于一般语言学意义。王振华认为,它们具有规约性(conventional)、普遍性(universal)和离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特征。这些语义只有与语境相结合才是语言的有效意义[17]。

语境语义指一个语言项进入运用后因受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或社会语境的影响所产生的意义。例如,受价值观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国度、民族中的意义可能大不相同。“老弱病残专座”在中国的公交车上司空见惯,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英美国家,则会被指为“语言歧视”；又如,正式谈判中讲的话和朋友聚会餐桌上讲的话即使内容相同,其语义也可能迥然有别。

语类语义也就是语篇在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格律性或社会目的性。格律性指语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语言类型。例如某学校需要制订一篇“守则”,其目的是为了规范全体师生员工的行为,那么在语类选择时,就决定了其文体格律性是一元的,它需要明确地直接地提出“要求”,常用“禁止”(严禁)、“不得”(不准)、“应该”、“必须”、“要”等等。同样的道理,公文和诗歌、禁约和申请,因为其社会目的不同,语类语义也就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和文化大革命中胡乱引申,把政治语类的评判原则强加到诗词歌赋乃至一切社会语言,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那是故意曲解语类语义的结果。

综上所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融合系统和功能两大领域创新的理论体系[18]。韩礼德既承认语言是“系统的系统”的观点,又强调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功能。在研究语言的功能时,必须注意到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语法层和音系层；在研究系统语言时,重在功能,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韩礼德的最重要著作以《功能语法导论》命名,体现了其理论重心,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理论的系统性,它是区别于20世纪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其他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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