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凑春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也是影响近百年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精神的风云人物。作为新中国政权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从对一种电影类型(传记片)的影响这样一个小角度,探讨毛泽东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

毛泽东好读史书,而其“读史书,始终着眼于现实”[1](P142)。正是因为他十分熟悉历史、重视历史尤其重视对历史的借鉴作用,毛泽东对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传记片创作的关注及对其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大。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特殊的电影创作环境等因素,毛泽东身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了传记片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影响的焦虑”状态。毛泽东对当代传记片创作的影响,可以从四个方面分别论述：1.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电影创作的指导方针,传记片创作遵循工农兵文艺方向,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2.通过发动《武训传》批判运动,毛泽东对传主选择与形象塑造进行警戒。3.通过包括文艺批评之内的个人评点,毛泽东有意识主动介入或潜在规定了传记片创作,由此禁锢了传记片创作对传主广泛选择的可能,使得传记片创作局限在特定的对象和范围之内。4.“后毛泽东”时代,其影响并没有消失,毛泽东自身以艺术形象的形式丰富了银幕,有关毛泽东故事的传记片成为领袖传记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工农兵传记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也给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艺术准则。随后的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全国解放前夕,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举《讲话》的大旗。从此,广大电影工作者遵循毛泽东《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工农兵方向方针。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学习《讲话》,让电影人真正懂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全国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反映新时代精神、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努力表现辉煌的革命历史和火热的新生活。数量不多的传记片创作,毫不例外地遵循工农兵文艺方向,努力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如赵一曼(《赵一曼》)、董存瑞(《董存瑞》)、雷锋(《雷锋》)、马本斋(《回民支队》)、白求恩(《白求恩大夫》)等。在这些影片中,一批军人的光辉形象和时代楷模走上银幕。罕见的非工农兵身份的传主,如聂耳,其形象也是按照《讲话》的精神塑造的,即传主必须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到人民大众中间接受教育和锻炼,才能健康地“成长”,创作出杰出的革命音乐作品。因此,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工农兵形象成为当时传记片创作的“主旋律”,传记片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象阐释。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导并且规范了新中国文艺的范畴和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至高无上的文艺戒律,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文艺创作形态。以工农兵为文艺创作的方向,导致传记片对传主选择非常苛刻、选择范围非常狭窄,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革命领袖等传记片长期缺席；同时,也决定了影片的情感表达,对这些传主必须以仰视,体现“卑贱者最高尚”的道德评判。创作出来的传记片多是紧跟政治形势、迎合领导意图的产品。作为民族精神遗产,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今天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新时期的一些传记片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现,甚至一些传主都还是他曾经“钦点”的人物。

二、《武训传》批判运动：毛泽东对传主选择与形象塑造的警戒

毛泽东也是诗人、文人,对文艺问题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发表对文艺问题的看法。他发表的见解常是高屋建瓴,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兼之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他的个人评说也就具有代表政策主体表态的意味。因此,他的影响在包括传记片创作在内的文艺领域非常大。《武训传》批判运动的发动,就是一次典型体现。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获得了一片赞誉,但是,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以意识形态的高度警觉认为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一武一文”的对立,更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由此,他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武训传》批判运动,在当代中国开创了从意识形态领域表达政治观念的先河,影响非常大,尤其在传记片创作方面。此后的传记片创作举步维艰。整个毛泽东时代,屈指可数的传记片全在“十七”年完成的,并且这些传记片不敢步《武训传》后尘大胆地命名为“传”——唯一的例外是准备拍摄扭曲变形了的鲁迅的传记片,当时可以堂而皇之命名为《鲁迅传》,只是中途夭折了；至于“文革”十年则一片空白,没有一部传记片生产。因为传记片涉及真人真事,涉及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一个最能体现创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观点的电影类型,由此传记片创作异常敏感了,极具政治风险——《武训传》的遭遇就是一个反面教材。由于这种种制约,首先传主的选择就不能有错,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了一个首要问题。相对来说,选择毛主席肯定的人那是最保险了。事实上,电影人正这样做了。

1955年毛泽东在广州接见谢扶民、覃应机、张云逸等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来自广西的谢扶民,对被毛泽东肯定的韦拔群牢记在心,和成荫、毛正三、马元杰合作了电影剧本《韦拔群》,发表在1962年第四期的《电影创作》上。只是当时极“左”势力抬头,政治形势非常严酷,因为韦拔群的出身是个小地主,能歌颂吗？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同时,按照对历史的书写规范,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从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怎么样也不能超越这个起点。因此,如果将韦拔群在这方面写得先于毛主席,那就降低了毛主席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2],等等。这些因素阻碍了当年影片的拍摄,虽然如此,却显示了电影人以领袖的肯定作为传主选择依据的事实。

在“十七年”完成的传记片,传主基本都是被毛泽东肯定的人物,如《回民支队》之马本斋,《聂耳》之聂耳,《雷锋》之雷锋,《白求恩大夫》之白求恩,等等。毛泽东通过《武训传》批判运动,对传记片创作的传主选择与形象塑造提出了警戒。这一警戒的效果应该说是明显的。这些传记片在传主形象塑造上,完全吸收了《武训传》的教训。一方面,传主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身份没有丝毫的歧义性。另一方面,传主的形象塑造都是经得起考验的,符合工农兵形象典型。属于“革命英雄”谱系中的《刘胡兰》《回民支队》《雷锋》《白求恩大夫》自不必说,因为,这些传主都是革命历史中的英雄,进入传记片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那些身份在“革命英雄”之外的传主,也被塑造成工农兵文艺所需要的形象。如聂耳,音乐家,主要是一位知识分子身份,但是,影片《聂耳》则弱化了他知识分子形象,强化了他和劳苦大众的“亲密接触”。另如林则徐,本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官吏,影片《林则徐》则设计了邝东山、阿宽嫂等农民抗英的线索,凸显了传主和人民抗英的互动性关系。总之,这些影片没有一个镜头让人产生“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嫌疑,相反,处处彰显了农民革命斗争、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的可歌可泣的一面。

三、主动介入和潜在规定：毛泽东影响传记片创作的两种方式

毛泽东对传记片创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主动介入,即对历史人物影片、传记片创作发表明确的看法和指示。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题材电影《清宫秘史》(1948)上映后,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他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至于光绪皇帝则“不是好随便称赞的”。后来他又一次指出：“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这种主动介入,自然排除了光绪皇帝和类似身份的历史人物进入传记片的可能性。当然,毛泽东主动介入传记片创作的典型案例,就是发动了对传记片《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由此警戒电影人注意对传主的选择和形象塑造。前文已有论述,兹不重复。

二是潜在规定。如果说,推动《武训传》批判是毛泽东对传记片创作的有意识地主动介入的话,那么他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和褒贬,则是潜在地规定了传记片的拍摄对象和拍摄风格。在他的谈话、题词、著作当中,往往涉及对人物的评价。本来这些评价只是毛泽东的个人看法,但是,因为他的领袖地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经常被作为创作传记片的依据和重要政治保证。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很多电影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言论及其他方面的个人表达而制作的,典型如一部《枯木逢春》,就是毛泽东诗《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影像版。传记片也概莫能外。

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歌剧《长征》,首次出现了毛泽东艺术形象。毛泽东第一次看了“毛泽东”后,让女儿捎信给剧作者李伯钊,说：“写革命,写长征,都很好,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做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说吧,有几个方面军呢,有那么多领导同志,要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3]为防止个人崇拜的产生,防止当时对领袖、元帅、将军的不实褒扬,毛泽东不赞成自己在舞台、银幕出现。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明确规定不许在故事片和舞台上扮演活着的领袖人物。这个规定也许绝对化了,活着的历史性人物无需作为舞台、银幕的禁区,不过,他警惕以权误名、防止以艺术之名搞不正之风的态度,无疑极是远见卓识。从此,“现在还活着的领袖不能写”成为文艺创作者众所周知的不成文规定,电影、戏剧工作者遵循“不写活着领导人”的规定,这导致的遗憾是：在新中国相当长历史的银幕上,革命领袖集体缺席,更没有制作一部领袖传记片。

题词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文艺形式,毛泽东运用它来宣传鼓舞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指导群众的革命建设,给广大人民巨大的鼓舞。作为领袖,毛泽东的言行“一直是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几亿中国人民的号角和行动指南,因而他的题词对于革命和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号召力”[4](P3)。当然,毛泽东的题词是有深意的,既有对死者的缅怀之情,更有对广大生者的期待。在谈到给张洁作祭文时,毛泽东就明确说：“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5](P163)在一些电影人看来,毛泽东的题词是对亡者的“盖棺论定”,是无可争议的评价,也就有必要塑造受题词人的光辉形象。毛泽东最为人知的题词可能是为刘胡兰写下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50年,传记片《刘胡兰》就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完成,片头就呈现了这一题词；1944年毛泽东为马本斋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电影界1959年就创作了《回民支队》；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翌年就拍摄了《雷锋》,这是传记片创作紧跟政治形势的典型代表。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写下《纪念白求恩》,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国际共产主义精神,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的海燕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白求恩大夫》,导演明确要求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文章来歌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肯定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林则徐》的拍摄也就有了政治依据,民族英雄的传主自然可以褒扬一番,只是又要阐释毛泽东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观念,影片于是将很多戏份从传主林则徐转移到以阿宽、邝东山为代表的抗英群众身上。可以说,《林则徐》是十七年时期毛泽东的个人评价决定传记片的传主选择、同时又极大影响传记片风格的典型之作。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年计划拍摄《鲁迅传》,也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虽然摄制组最后被解散、影片未能完成,但是从完成的电影剧本《鲁迅传》来看,却是完全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依据而创作的。

经由主动介入和潜在规定这两种方式,毛泽东极大地影响了传记片创作。在毛泽东时代数量不多的传记片创作中,毛泽东在讲话、题词和文章里肯定的人物占绝对的比重,就是一个明显证明。这使得传记片的创作成为对毛泽东个人褒贬的图解,创作者只得揣测并迎合“圣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个人对传主选择的自由,作者影像风格也就难得一见了。在“后毛泽东”时代,传记片创作艺术思维甚至对传主的选择,毛泽东依然发挥着潜在的影响。毛泽东曾为柯棣华题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为冼星海题挽词“人民的音乐家”,为焦裕禄题词“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死得其所”,等等。关于这些人物的传记片《柯棣华大夫》、《冼星海》、《焦裕禄》均在新时期完成。尤其典型的案例是《张思德》的创作。毛泽东1944年写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的是一个“重于泰山”的警卫战士。后人紧赶慢赶,从开始筹划到电影《张思德》首映,仅用了178天,终于在《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2004年上映了。“影响的焦虑”鲜明地体现在当代传记片创作之中,显现了毛泽东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影响。

四、渐渐清晰的身影：毛泽东传记片

毛泽东自身虽然长期缺席于传记片,但是许多传记片里还是隐隐约约有他的身影,因为传主的“成长”离不开他的教育。在《回民支队》《聂耳》《白求恩大夫》《雷锋》等影片里,哪位传主没有从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革命豪情里吸收精神养料？《回民支队》的导演李俊,为了体现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传主的教导作用,设计了马本斋学习《论持久战》的情节。为了表现马本斋幸福、认真、投入的状态,李俊曾反反复复琢磨了几种拍法：头悬梁、锥刺骨不行,来回走动、冥思苦想太俗。最后采用马本斋反复研墨,旁边摆着《论持久战》,放着笔,意思是他学习专注认真以至于把砚台都磨穿了。[6]终于,一位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成熟起来的民族英雄形象屹立在观众面前了。而《白求恩大夫》因为没有直白地写传主学习毛泽东著作、从中获取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就是没有强调毛泽东对传主的教育作用,十多年后导演张骏祥还为此感到后悔,把这当是全片“最大的遗憾”[7]。随着极“左”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符号在传记片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也“神化”得越来越厉害。在《雷锋》一片中,有关毛泽东的符码非常多：

1.片名。《雷锋》片名是毛体字(出自于著名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2.在鞭炮声中迎来解放的雷锋,在教室里学习。他手中课本的第一课,是小学生向毛泽东献花的图片。雷锋在此写下了第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3.指导员一次对正在闹情绪的雷锋做思想工作,是站在毛泽东雕像和毛体字幅前面。他循循善诱雷锋为人民服务,要做张思德那样的工作。这里隐喻自明：指导员是毛主席的代言人,表面上是他教导雷锋,实际上是不在场的毛主席的教导。

4.指导员送雷锋一套《毛泽东选集》,随之特写镜头是雷锋打开学习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虽然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20年代,却对应了60年代当时阶级斗争、以阶级衡量一切的社会语境。

5.在学校聘请雷锋为校外辅导员大会上,毛主席雕像高高地雄踞于主席台正中间。

6.影片经常出现毛泽东年画、雕像,语录。

……

总之,《雷锋》虽然遵循了“不写活着的领导人”,没有出现毛泽东人物形象,但是,影片自始至终充斥着毛泽东符码。

进入新时期,“毛泽东”终于能够现身于传记片了。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毛泽东其人已逝,需要通过艺术形象强化他的不朽。另一方面,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艺术环境与创作空气较之以前宽松了许多,曾经的艺术表现禁区相继被打破,这为“毛泽东”走上银幕创造了条件。1978年,文化部在电影系统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上号召：“我们要在银幕上反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光荣任务。”[8]这些新气息为毛泽东进入一般故事片甚而传记片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1978年的《大河奔流》首次在银幕上塑造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一部故事片中,尽管只是一个小“配角”,没有台词,只是一个站立在黄河之畔的模糊而伟大的影子,但对中国电影来说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拔哥的故事》作为新时期首部传记片,更具象征意义。在《拔哥的故事》中,“神”终于还原于具体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给韦拔群提供了走上银幕的机遇,尽管影片还是把韦拔群压得很低,只得定位于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是,该片意义重大。因为,影片不但给毛泽东以正面镜头,而且还有他的演讲台词：“同志们,今天讲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尽管简单,却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一部人物(韦拔群)传记片中,并且还是年轻毛泽东的飒爽英姿。这相比《大河奔流》是大大的突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故事片不下40余部,如《大渡河》《巍巍昆仑》《大决战》《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它们汇成了中国银幕上独特的“毛泽东电影”。

最初,毛泽东形象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得到有力体现,其形象的规定性主要在于其政治色彩,并不追求形象的个性化和典型化。《大渡河》(1980)毛泽东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得到刻画,但是过于注重政治形象再现,都无例外地采用全景、仰拍的手法,从而突出、渲染毛泽东“高大”、“光辉”的形象。缺少个性化的细节,这也是当时毛泽东电影的共同不足,因此专家对此阶段毛泽东电影形象的评价不高,认为其过于平面化、模式化。经历了从小配角到主要角色的演变后,作为传主的毛泽东传记片就呼之欲出了。《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是第一部称得上关于毛泽东的传记片,注重从日常生活和伦理情感角度对毛泽东的形象进行塑造。“这是将视角伸向领袖个人生活的第一部影片,影片中的毛泽东形象暗合了观众既希望看到自己预期中的伟人毛泽东,又希望看到神话之外生活之中的毛泽东的心理。”[9]《毛泽东的故事》(1992)是第二部毛泽东传记片,涉及的时间、空间更为宏阔。该片在传主与村长、警卫长、农村娃、列车女服务员、特护医生等普通人的日常交往中,突出其伟大形象。

随着创作观念的更新,毛泽东的传记片开始侧重毛泽东与故乡、下属的情感世界来敷衍故事,把他当作一个“人”来描写,描写他与普通人的友谊、对普通人的关怀,来彰显他的伟人情怀,又突出了他是至情至性的普通“人”,达到同观众心心交流的目的。在《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片中,毛泽东访问一位志愿军烈属的母亲的时候,要把贴在堂屋正中间的自己的像扯下,而要把她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儿子的遗像挂上去。这与当代反思神化毛泽东不就有着内在联系吗？只有通过对领袖人物“本身”和“内心生活”的深层掘拓,传主的真实形象和艺术的迷人魅力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这种追求在新世纪体现得更加清晰,如《毛泽东与斯诺》(2000)、《毛泽东回韶山》(2007)、《毛泽东和他的卫士》(2008),从片名就可以感知这些影片的亲和与温馨。

有关毛泽东的影片创作,经历了从他作为偶像符号而返“神”到“人”的理性、从作为一部影片的小配角到主要角色、直至完全以其为主的传记片。而今毛泽东传记片创作,不再仅仅流于对革命宏伟图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而是努力摆脱“神化”的创作束缚,走近人物个性,努力做到形神兼备、“形似”与“神似”的结合。

在中国,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也是一个神话。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眸毛泽东对一个电影类型的影响,发现竟然是如此地广泛而深远。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然而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值得我们探究。

[1]邓力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毛正三.和成荫同志在一起[J].民族艺术,1987,(1)：143～153.

[3]丁艾.“毛泽东”第一次走上舞台[J].当代戏剧,1997,(4)：51.

[4]游和平,梁瑞斌.毛泽东诗词趣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5]张世安,张腾飞.毛泽东名联趣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6]崔斌箴.国庆献礼影片《回民支队》拍摄前后[J].百年潮,2009,(3)：69～72.

[7]张俊祥.座谈影片《白求恩》[J].人民电影,1977,(11)：3.

[8]王阑西.在文化部电影系统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上的讲话[A].见：“四人帮”是电影事业的死敌[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

[9]王少英.从景片到血肉之躯——浅谈毛泽东电影形象的变迁[J].当代电影,2007,(2)：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