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0712)

86年前，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首领蒋介石，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凡响。怎样处置被扣押的蒋介石，这又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也使得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面临两难选择。在这历史的关头，中共高瞻远瞩，从中华民族大义出发，派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谈判团前往西安翰旋，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8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起事件时，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一

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本来也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地方军阀的首脑。他们从拥蒋“剿共”或被迫“剿共”到主张联共抗日，直至发生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这个重大的转变，是当时各方面力量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动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一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参加“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阵营中所谓“嫡系”与“杂牌”之间矛盾一向很深。蒋介石对一些地方实力派历来居心叵测，总是伺机打击吞并。蒋介石让张、杨在“剿共”中打头阵，就是包含着让他们同红军在作战中两败惧伤，达到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果然，在他们受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消，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也被受申斥。他俩曾抱怨道:“日本鬼子一步一步地进逼，全国都要亡了，还剿什么共!”［1］(p64)二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争取。事实教育了张、杨及其将领，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红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剿”不了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剿共”非但没有出路，如果继续这样“剿”下去，势力势必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要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周恩来在其中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对争取张、杨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

党中央也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派汪峰同志为代表到西安，将亲笔信交给杨虎城，毛泽东的信，为杨指明了出路，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之后，王炳南同志也做了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与我党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的协定。

对东北军，我党首先是通过教育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建立了联系。双方很快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张学良将军还表示希望同毛泽东或周恩来见面。1936年4月9号，周恩来偕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将军共商大计。张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坦率地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一些看法。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同他一一进行了讨论。张学良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估计不足，周恩来同样诚恳地开导他，使他懂得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指出:群众力量是无比伟大的，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张学良对缺乏抗日干部感到苦闷，周恩来同志指出，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这对张启发很大，后来他果然以抗日为目的与杨虎城共同办起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周恩来又与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就这样，他们亲切的交谈到深夜。周恩来同志以热情诚恳的态度，深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张在会谈中对周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顶可以把蒋扭转过来。”［2］(p57)而且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也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二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3］(p34)毛泽东开始也是这一决定的支持者。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首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着重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共产党应采取的对策，对当前的紧急问题，他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应争取，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周恩来在当时情况下能发出不同的声音难能可贵。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怎样达到发动“兵谏”的目的，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张学良当时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这句话表明了张、杨两将军和一切拥护联共抗日的人的共同愿望和迫切心情。事实也证明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解决的。

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他具体分析了国内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接着又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而且还使得日本灭亡中国的速度加快。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使得本来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张学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更让他坚定了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有利于发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信念。之后，周恩来把与张的谈话内容告之杨虎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的话，处理不妥，他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同时，针对杨的思想情况，作了解释。周恩来分析到，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这次谈话使得杨对和平解决事变的重大意义开始有了认识。杨虎城曾说:“共产党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抱怨，令人钦佩……”［4］(p296)对于东北军和是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心血，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以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另外，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变后成立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同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指示到，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12月23日，周恩来首先提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宋氏兄妹也代表蒋介石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周恩来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不辞辛苦，又同宋氏兄妹多次交谈。针锋相对地斗争，耐心诚恳地说服，充分表现了我党的原则和立场以及和平解决有利于全国抗日的诚意。最后谈判进行了两天，达成了有利于民族抗日决心的六项协议。在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他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当他谈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条件时，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战等协议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同志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下一步就是如何放蒋，何时放，怎样放，更重要的是把谈判内容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及广大群众作个交代。在大家还未统一认识之前，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妥善处理时，张学良轻易相信了蒋介石承诺，就急急忙忙放了蒋介石，这使得西安局面处于更加复杂和紧张的状态中。

三

蒋介石恢复自由后，回南京途径洛阳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张杨的训话》。之后又对张学良采取报复手段，将其软禁，严加管束。为了揭露蒋介石反动伎俩，敦促他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我党发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的同志，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问题，又与杨虎城协商，向南京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将军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一方面我党的方针继续是逼蒋抗日实现他的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反对亲日派挑拨内战，另一方面，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集聚，很快就开进了咸阳、蓝田一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部署了迎战阵势，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

张学良被扣押后，西安方面围绕张学良被扣押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是一些少壮派军官，他们都是张学良为了抗日而提拔重用的青年军官，如卫队团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等。他们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骨干力量，对张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主张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而只要放张回来，就是缴枪也行。而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代表的高级将领则是主和派，他们认为，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营救张学良不一定非得打仗。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将领是以主和为幌子，借机向南京表示忠诚。这种复杂的局势使本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蒙上恶劣阴影。周恩来深知协助杨虎城稳定局势，统一两军的认识，维护西安方面的内部团结，是促使事变沿着和平解决的方向继续前进的关键。为了巩固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周恩来不辞辛苦，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深入部队，群众中讲话等形式进行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周恩来总是耐心帮助少壮派军官分析内外形势，宣传毛泽东和当党的方针政策，解除各种的疑惑，并对他们的处境与心情表示理解，指出和平解决的光明途径。当时，和战的形势不断出现反复，少数少壮派军官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减少牺牲，周恩来决定把代表团的大多数同志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他自己和叶剑英毅然留下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去。1937年1月31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做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周恩来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注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但是王九铭等人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一意孤行，发动了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杀后，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开往西安为王报仇。少壮派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散布谣言，企图把杀王的责任推倒我党头上，周恩来临危不乱，把少壮派的主要人物送出西安。同时，亲自率代表团成员前往王家吊唁，稳定人心，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十分稳妥地做好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善后工作。

周恩来同志这种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这种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争取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而努力不懈的顽强的战斗意志，特别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杨虎城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风雨同舟的精神，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杨虎城本人的巨大帮助，使杨虎城和所有在西安的朋友、同志都深深感到:没有周恩来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申伯纯.西安事变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中共中央档案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李云峰.西安事变［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