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任所置买田宅”律

2013-08-15刘俊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刘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明清时期国家长久统一，社会稳步发展，这与政府之行政关系密切。而这其中，地方官员由于介于中央政府及下层百姓之间，起到上承庙堂，下抚黎庶的重要作用。如何使其廉洁奉公，安抚一方，成了当时为政者的要务。从法律角度看，明清时期规范地方官员行为的律例已相当之具体严密。而诸条文中，“任所置买田宅”，即是《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户律－田宅”部分中的重要规定。其条文内容为“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1］对于本条款，明代中期律学家应槚在其《大明律释义》中有十分系统的解释:“有司官以正己为本。若于任所置买田宅，其何以御下。故笞五十，解见任别叙。”［2］可见，法律专设此条，在于敦促和引导各地官员“正己”。官员只有“正己”，才能“奉公”，进而才可以实现其“临民御下”的行政职能。否则“职未离于任所，辄营膏腴之私;身未解于临民，却有市居之混”［3］，其必然导致官员有经营私产，以权谋利之心。而明清政府对地方官员在监临之地购进田宅的禁止，正是从立法的角度，杜绝了其在任所侵夺下民利益的可能性。

一任所置买田宅律的来源

明初年，丞相李善长等曾建议“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4］明太祖亦“从其言”。不可否认的是，《大明律》在修纂过程中，确实多参酌损益于《唐律》。但清代律学家均认为，“任所置买田宅”一条并非出自唐代。如薛允升在其《唐明律合编》中，便讲到“(任所置买田宅)《唐律》无文”。［5］沈家本亦在其《历代刑法考》中进一步阐释到“盖唐时官有职田，故不以任所为嫌，明则恐倚势侵夺，故设此防闲也。”［6］另外，经笔者对《唐律疏议》及宋代《宋刑统》的查阅，并未找到有关于唐宋两代禁止官员任所购买田宅的法律规定。

考溯本条之来源，实与元代律法关系密切。“元灭金、宋而统一天下，虽有编纂如唐律令之法典的企图;但只成案而未颁行(至元及大德年间)。因此，退而编集格例及处分断例，即如《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至正条格》等。”［7］而元代对于地方官员购买田宅的规定，便散见于《元典章》、《大元通制条格》等法律文献。自世祖以来，元王朝就以专项法条规范着官员在主政地区购买房屋的行为。《元典章》“户部卷五－房屋”中有“禁官吏买房屋”之规定。反映了至元十五年(1278年)及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政府先后两次颁令禁止江南地区军、民官吏买要百姓房屋的情况。“在先收附了江南的后头，至元十五年，‘行省官员每、管军官每，新附人的房舍事产不得买要(呵)，买要呵，回与他主人者。’……‘依以前体例，官吏不得买者，百姓每得买者’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8］679－680而当时政府颁布这样的法律，目的在于禁止元朝官军对占领区百姓的欺凌骚扰，以安抚社会之稳定。同时，至元二十一年六月，江南行御史台曾申请“召赁官房”:“江淮等处系官房舍，于内先尽迁转官员住坐，分明标附，任满相沿交割。其余用不尽房舍，依上出赁，似为允当。”而该提议经“都省议得，不系旧来出赁门面房舍，委是系官公廨，先尽迁转官员，依上相沿交割住坐”。［9］489可见，至元年间在禁止官吏任所购置房屋的同时，元朝政府还将大量“系官房舍”作为了地方迁转官员之“公廨”，以此安置在任官吏。至其任满后再行交割，满足了地方官员在任所之住坐需求。

与明令禁止地方官员买置房屋不同，元政府并没有禁止官吏购置田土的法律条款。《元典章》“户部卷五－典卖”之“虚钱实契田土”中载有大德元年(1297年)地方官违法典买百姓田土被惩处的断例，“武冈路府判昔里吉思，虚钱实契典买部民田土，乾要租钱。……依不枉法例五十贯以下，经遇诏恩，拟合解任，期年本等叙用，标附相应。”［8］700－701从这则史料来看，武冈路府判昔里吉思之违法处，在于典买田土过程中的“虚立文契，影占杂役”，而其典买行为本身并不在法条禁止之列。

从法律层面上讲，“典”与“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明律释义》的解释是:“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曰‘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曰‘卖’。‘典’可赎，‘卖’不可赎也。”［2］。又《大元通制条格》“典卖田产事例”所载:“……近年告争典质田产，买嘱牙见人等，通同将元典文据改作买契，昏赖。……礼部议得:‘典质地产，即系活业。若一面收执文约。或年深迷失，改作卖契，或昏昧条段间座，多致争讼。以此参详，今后质典交易，除依例给据外，须要写立合同文契二纸，各各画字，赴务投税。典主收执正契，业主收执合同，虽年深，凭契收赎，庶革侥幸争讼之弊。’都省准呈”。［9］478－479这则史料反映了元代大德年间，有无赖之人通同牙人，私改典契为买契，欲将他人出典产业非法占有，昏赖官司。而中书省对此的答复是“典质地产，即系活业”。也就是说，典是可赎的“活业”，而卖是不可赎回的。故当时法律术语中，典与卖有着实质的不同。因此，若将前述《元典章》“虚钱实契典买部民田土”一案中的“典买”放入整个元代法律体系中解释的话，实际应该包含“典”与“买”两种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出的结论即是:元代法律并不禁止官员任所置买田土。

另外，《大元通制条格》“田令”之“佃种官田”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中书省。议得，江南各处见任官吏，于任所佃种官田，不纳官租，及夺占百姓已佃田土，许诸人赴社本管上司陈告是实，验地多寡，追断黜降，其田付告人或元主种佃外，据佃种官田人户，欲转行兑佃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开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簙，许立私约兑佃，随即过割，承佃人依敷纳租，违者断罪。”［9］475－476可见，大德年间江南地区存在着诸多地方官员佃种官田不纳租税，以及夺占百姓佃种田土的情况。政府也采取了诸如允许赴上司陈告、黜降违法官吏等措施。

将上述诸史料结合考量，可知元代地方官员对于任所田土分别存在着典、买和租佃等法律关系。加之其在官俸方面依照唐宋传统，定有职田，故于立法之时没有过多考虑到官吏侵夺百姓田土的问题。因此政府并未明确将任所置买田土作为禁止性条款进行立法。

由于元代法律冗繁杂糅，法条对于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存在着诸多漏洞。首先，不动产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指土地及其定着物。房屋、田土均在其中。而元代法律，仅仅对官吏买要房屋予以禁止，却对任所购进田土不置可否，显然是在立法时失之于片面。其次，即便是对于有律可依的“禁官吏买房屋”这一法条，也并未明确规定惩处后果。仅是笼统命令买要官员返还房屋。这些法律漏洞更容易使官吏有恃无恐，刺激其恣意侵夺百姓利益。由是观之，元代地方吏治之腐败，实与其整饬官员贪渎的立法漏洞不无关系。

二明代对于“任所置买田宅”律的创制

明太祖鉴于元代吏治之腐败，于立国之初便组织官员修明律法。吴元年十二月，《大明令》成。洪武元年，又命儒臣详定《大明律》，其后几经斟酌，于洪武三十年将之正式颁行。“任所置买田宅”作为国家成文法典之条文，被编录于《大明律》“户律－田宅”一门中。

究“任所置买田宅”在明代产生之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元末吏治腐败，法律宽纵，地方官员谋私苦民者甚多。明太祖就曾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10］故出于勉励官员正己爱民的目的，明政府借鉴《元典章》中“禁官吏买房屋”之法，以期地方官员不在任所求田问舍。第二，是明代职田制的废止。由于没有了职田作为官俸之补充，相对微薄的收入更易导致官员的贪污侵夺。如《日知录》所言:“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11］678又云:“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11］681职田之存，有补充俸禄，养廉杜贪的作用。而明初“收职田以归上”，官员生活较之前代益困。同时又要其履行奉公克己之义务。故只能严明法律，使之不敢有任所欺侵肯勒之念。

如前所述，“任所置买田宅”全文为“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第一，从行为主体来看，本罪属于“特殊主体”，即具有国家公职的“有司官员”。所谓“有司官员”实指“凡布政司、府、州、县等项”［12］，因此武将与京官均不在其含义之内。另外，由于“今吏皆原籍承役”，故“吏”这一身份实际上也不在法条的主体之限。所以“任所置买田宅”中的“官吏”一词，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需要作缩小解释。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任所置买田宅”实际上属于防止官员职务犯罪之立法，其作用与《大明律》“刑律”中的“受赃”等条有相同之处。故“有司官员”这一身份成为了影响本罪成立的主体因素。第二，从条文的结构来看，其只规制了地方官员任所置产这一个问题。这与《大明律》中有关于田宅交易的其他律例，如“盗卖田宅”、“典买田宅”是明显不同的。“盗卖田宅”以及“典买田宅”等项，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制了买卖不动产过程中的“盗卖”、“换易”、“虚钱实契”、“重复典卖”等多个问题。而这种法条结构的差异，说明统治者考虑到官员任所买置产业的特殊性与危害性。故于立法时对之单独成条，以强调法律对这一情况的严厉禁止。第三，从行为方式上来看，本条所涉之罪“不必以侵夺民利为言也。”［13］对此，清代《大清律例略记》的解释是:“有司官本亲民，不得肥家利身。若于见在任所置买田宅经营，倘非依势勒卖，既属侵削图赢。”［14］笔者以为，这种解释论过于绝对。任所置买田宅，并非都有欺侵部民的情况。国家之所以禁止，在于预防官员损害民利。以当代刑法理论进行分析，本条属于“行为犯”，即一出现官员在现任处所购买田宅之行为，法律即认为其具有侵害百姓的危险，属于法律拟制。因此其定罪不必以发生实害为依据。第四，从本律所保护的内容来看，“任所置买田宅”实际保护了包括房屋、田土在内的不动产物权。即通过立法保障民众对其田宅的合法所有、占有与使用权，并排斥官员通过交易行为进行干涉。第五，从刑罚的制裁上来看，本律法定刑为“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所谓“解任”是“解现任职事，别处叙用，非解除官职也。”［15］相对《大明律》“刑律－受赃”中的其他职务犯罪，其刑罚要明显轻微。可见统治者也考虑到，官员任所置产，毕竟和“枉法”、“不枉法”等罪不同，虽然也属违律，但危害性相对较小。故还可以给官员以别处任用的机会。

若将之与元代《元典章》中“禁官吏买房屋”的法律做比较，则会发现两代政府针对官员任所置买田宅立法上存在的差异。元灭宋之初，江南群盗迭起，加之蒙元官军初涉民政，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甚苦。这导致民族、官民矛盾极其尖锐。因此国家三令五申杜绝官吏侵犯百姓产业，以此缓和各种矛盾，平息江南乱局。此虽然为救时息患之法，但并没有加以斟酌完善。故我们看到元代法律中只禁官吏买房，不禁其置产;只令归还房屋，不见对其处罚。而明代夺取天下之后，经过三十年的治理，社会已经安定。其法律已经完全成熟，规定十分具体明确。由此可见，明代“任所置买田宅”，相对于元代“禁官吏买房屋”的立法，在全面保护百姓不动产物权，抑制官员贪腐方面有着较明确的针对性，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下面，笔者再将“任所置买田宅”律放入整个《大明律》中进行比较，以分析本法条在明代立法中的地位。事实上，《大明律》中类似“任所置买田宅”这样规范官员行为的法律条文，还有如“户律－钱债”之“违禁取利”:“……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依不枉法论。并追余利给主。……”［16］195其严禁监临官吏对辖区内从事借贷、典当财物等经营活动。又如“刑律－受赃”之“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凡监临官吏挟势及豪强之人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将自己物货散与部民，及低价买物多取价利者，并计余利，准不枉法论。强者，准枉法论。物货价钱，并入官给主。若于所部内买物，不即支价，及借衣服器玩之属，各经一月不还者，并坐赃论。……”。［16］426－427该律禁止了监临官吏于任所求索借贷财物、买卖牟利等行为。细致分析，“任所置买田宅”与此二法条针对之主体、制约之行为、立法之目的实际上大体是相同的。都制约了政府官员这一特殊主体在任所(部内)谋营私利，甚至是以权争利的行为，保护了地方的正常社会及经济秩序，而三者自古以来又都关系到百姓日常经济生活。故“任所置买田宅”律，实际并不仅仅是针对官员的行为规制，更是对百姓生活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综上，通过“任所置买田宅”的明确规定，百姓有不受欺侵之权利，官员有正己清廉之义务。官民各尽其责，各安其业，至少从统治者立法的目的上讲，一个良好的地方吏治蓝图已经大致绘制而成了。

三清代“任所置买田宅”例的补充完善以及笔者对律例的评价

清朝法律沿袭明代。入关之后，顺治元年六月，政府即令问刑衙门依准《明律》治罪。顺治三年五月，《大清律例》成，律的部分与《明律》基本一致，只是添了小注，并于律后增加了例文。就“任所置买田宅”一条，清代在继承《明律》的基础上，于康熙五十二年和雍正元年分别议定两条例附于律后，以适应社会之需。这两条例，均是对“任所置买田宅”律的进一步补充，使得其适用范围扩大至了榷关出差官员与武职官员。

首先，清朝继承了明代的钞关及其制度，并对之有所发展变革。为了制止榷关“差官”沿途骚扰、恣意需索之行为，康熙五十二年，户部详议“差官”的置产之事，并将之定为“嗣后出差官携家口赴任，与不酌量关口足用多带家人，及任满回京不照题定两月限内具呈考核，擅买田宅者，发觉之日，交与该部治罪。”［17］清代榷关“差官”与诸地方有司官员一样，任所严禁置买产业。除此之外，该事例还规定“差官”任满回部之后，仍需接受考核，并且严禁该管关官员在考核之前置买田宅。雍正三年，政府对“差官”的管理更为严厉。“各关出差官员，不许携带家口，多随奴仆，及任所置优买妾。任满回部，未经考核，不许擅买田庄、市宅，生息放债。如违，交与该部治罪。衙役人等，除解饷公事外，私自赴京长接，及以缺额借口提请展限者，亦交与该部治罪。”［18］较之康熙五十二年户部之议定，雍正三年例明显变得更加严苛了，除了原来诸多限制条项外，未经考核的回京“差官”还被禁止置优买妾，及从事生息放债的经营。这固然与雍正朝治吏的严刻寡恩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央派驻榷关的监管官员，政府一直以来对之缺乏有效管理，使得其长期游离于法律制约以及督抚辖权之外。而雍正三年该例入律之后，政府则得以依法惩处榷关官吏的不法行为，其贪腐之势也能够有效地遏制。

其次，明代“任所置买田宅”律中并未将武职官员作为规制对象。但是自正统以来，卫所渐坏，将兵骄纵，欺侵戕害之事屡出。故明中期《问刑条例》“兵律”中便有“纵军掳掠条例”，以禁止“轮操军人、军工，沿途劫夺人财，杀伤人命，占夺车船，作践田禾等项……”。［18］然而对于武官在任所置产的行为限制，却是在清代雍正元年，由兵部会同九卿议准定例的:“提督、总兵、副将等官，不许在现任地方置立产业。即丁忧、休致、解退，亦不许入籍居住。或任内置有产业已经身故及不能回籍者，该督抚具奏请旨定夺。至参将以下等官，任所置有产业，或本身休致、解退，或已经身故，子孙留住任所欲入籍者，该地方官报明督抚，准其入籍。”［19］清代的这一规定，是针对高级武将的行为规范。其立法之目的，与规制地方文官的“任所置买田宅”律如出一辙。事实上，清代《钦定户部则例》“违禁置买”中，已经将文武官员的置产问题合为一条进行了明确规定。“……一，文职有司官吏(武职自副将以上)，均不得于任所地方置买田宅。违者，解任治罪。田宅入官。参将以下任所置有产业，田粮照民赋一体输纳……”［20］将上述《大清律例》以及《钦定户部则例》的内容综合来看，提督、总兵、副将这三级军官是被禁止在任所置产的。而对于参将及以下的武官，任所置产则被允许。其只需要按民间赋税输纳田粮即可。可见在清代立法者眼中，武将的置产问题也与文臣一样，同样会对百姓有欺侵的风险，故制例做一体禁止。

综上，清代在“任所置买田宅”律的基础上，对榷关之“差官”与武将任所置产的行为进行了补充。使得该律例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且对官员在任所置买的管控也日益严密。

综合明清关于“任所置买田宅”的律与例，笔者认为其立法之目的有三:第一，引导官员正己，使之勤于职务。从县、府至布政司，是国家政令在地方的直接执行者，也是百姓疾苦之直接安抚者。正所谓“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只有地方官清廉克己，才可临民御下，求治一方。故禁止官员在现任地置买田宅，防止其因谋己私而废政务，约束其专心于地方民事司法。第二，保护民利，使其田宅不为强势侵夺。这里所指的民利，是百姓对于自己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不动产的权益。官员任所购置房产，极易导致其利用职务之便欺侵下民，扰害当地的正常秩序，有违反公平交易之嫌。第三，防腐肃贪。腐败为历朝之害，统治者莫不严格禁止之。诸腐败犯罪中，又以“受赃”最为典型。各有司官即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治民御下的行为便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自古不可收买，不可以财物田宅交换。然而总有人想利用官员的权力，通过赂以重金，以期达到不法目的。诸贿赂的利益中，可以是银钱、女色，自然也可以是田宅等不动产。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明清律例之中，不仅禁止官员经营借贷、娶所部内妻妾、买卖物货牟利，也不许任所置买田宅。这样便利用法律从各种角度杜绝地方官的贪渎之念。

然而，“任所置买田宅”律例的反贪夙愿，并没有完全在当时实现。事实上，囿于法律之规定，诸地方官员虽然不在任所置产，但其贪渎侵夺之事仍旧十分普遍。乾隆帝在其晚年也曾慨叹道，“督抚受国家厚恩，简任封圻，廉俸优裕。洁己率属，何得私受馈送。相习成风，殊非肃清吏治之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21］以督抚一级的疆臣为例，资产大都存于任所，而田宅则多置于原籍。［22］其下如府县等官也大抵如此。而为了防止日后遭到籍没，受赃犯法的官员经常通过各种手段以转移隐匿财产。这些伎俩，统治者居然也已经了如指掌。乾隆五十四年，在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报查封参革同知谢洪恩寄籍财产缘由折”中，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传谕查办该案的官员“将该员任所资财严密查封外，并……于该员原籍、寄籍处所家产一体查封备抵。毋任有丝毫偷漏寄顿情弊……”［23］。可见当时腐败之风已炽，已非“任所置买田宅”之类的一、二条文所能有效遏制。

四小结

笔者在这一部分首先要谈到的是“任所置买田宅”律的消亡。清代末年，随着轰轰烈烈的立宪以及一系列的西法移植运动，“任所置买田宅”因不再适应社会而于宣统元年时废止。基本继承《大清律例》，且起到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了本条之内容。《清史稿－刑法志》中对其有详细的记载:“时官制改变，立宪诏下，东西洋学说朋兴。律虽仍旧分三十门，而芟消六部之目。其因时事推移及新章递嬗而删者，如……‘田宅’之‘任所置买田宅’……”［24］。故可见“任所置买田宅”一律，在历经明清立法史约五百年之后，正式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史记》有云:“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25］有司官本亲民，不可为肥一己而营私利。自古以来，统治者莫不以吏治作为治国之要。为使官员廉洁自律，政府出台一系列政令律法，以从积极如俸禄职田，消极如受赃枉法两方面来规制官员行为。“任所置买田宅”即是这诸多律条之一。其律酝酿于元初，完备于明清，消亡于清季，基本贯穿三代之始末。从其历程来看，元代《元典章》虽将“禁官吏买房屋”立法，但并未对百姓田产予以保护，且其不明确的法定刑无法有效抑制地方官员贪腐。故元代官员利用“虚钱实契”等方法在任所侵产吞业的情况并不鲜见。明朝建立之后，惩前代贪腐驰纵之弊，特将《元典章》中的这一立法加以完善，成了《大明律》中的“任所置买田宅”条。其将法律所规范之主体，保护之法益，以及法定刑都进行了明确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更加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官员的与民争利，也杜绝了其利用购置田产贪污受贿之可能。及至清代，康熙、雍正二朝又分别议定两例，将对榷关“差官”及武将的任所行为规范也予以立法，附于“任所置买田宅”律之后。

为政以德，官吏勤廉，此为地方之福。为政以利，官吏贪腐，此为地方之患。故古之循吏莫不慎其所为，殷殷求治以造福一方。立业置产，向为民生大事，只有官不与民争利，不以权累民，百姓为才得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富足稳定。可以说，虽然“任所置买田宅”作为封建法律中的条文，对权贵的恣意妄为抑制有限，反贪功能也未有效达成，但其毕竟是一条曾经存在并发挥过一定作用的立法。其与律例中的“受赃”、“钱债”等律一体构成了保护百姓权利、明确官员义务的明清吏治规范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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