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乃忠，张舒媛

(1.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114;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特征和急剧推进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原理和解放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小叙事的“崭新”视角问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未被预见的突发问题。但关键并不在于问题的提出，而在于如何应对。正如齐泽克所说，今天的哲学、政治场景的问题最终由列宁的老问题“怎么办?”而得到充分的表达。在政治地平线上，我们该如何重申行动的正确尺度?

一 身份构造与“组合式”发展

拉克劳首先声明，他和齐泽克一样关心当今社会斗争状况，特别是左派的责任原则。拉克劳同意齐泽克的判断:问题导向的政治学正在蔓延，但抛弃了对全球性战略视角，以及对体系的统治逻辑的无意识接受。但是，拉克劳强调他和齐泽克的分歧在于走出困境的解决方案。

齐泽克认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诸环节中，马克思的“生产”术语是被双重铭写的:它既是这个术语系列中的一个，同时又是整个系列的构造原则。同样，“阶级作为社会总体性结构原则，‘在它相反的规定性中遭遇自身’。”［1］95而后现代政治学包含了从资本主义内部统治出发的理论的退却。在这个关键性变质中，阶级分析被沉默，阶级对抗被否定，阶级的结构作用被悬置。而社会差别的其他标志则开始承担由资本主义制造的全部痛苦重担。后现代主义用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等恐怖方式来承担来自阶级斗争的剩余投资(surplus－investment)。齐泽克并不否认这些领域的斗争，但他重申的是，存在着一系列的特殊的政治斗争(经济、人权、生态、种族、性别主义、宗教等)，但这些斗争还没一个是“真正的”斗争和其他斗争的关键。

齐泽克强调，阶级斗争和后现代身份政治学是对立的，拉克劳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在拉克劳看来，我们思考阶级斗争的方式存在问题，阶级对抗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外在构造的身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我主张，前者是一种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一种没有矛盾的对抗性。”［1］213如果我们主张阶级对抗内在于生产关系，则意味着我们从抽象的“资本”和“工资劳动”范畴逻辑地推导出两者的对抗性，然而这是不可能得到证明的。因此，如果发生对抗，其根源并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必须在外在于这些关系的某种事物中寻找，必须在被它们威胁的某种事物中寻找。除非面对一种极端的被剥削的情境，否则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完全依赖于他的身份如何被构造。“在工人之中并不存在着本质上反资本主义的需求。”［1］213拉克劳断言，也许人们会说，工人相对于其他集团反资本主义需求具有优先性，因为工人与经济更密切，但我们不能这样说，也无法证明。换句话说，拉克劳坚持工人的地位与处境不是客观的，而是外部力量使然。

拉克劳认为，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链条，每一个节点上的危机都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其他节点形成威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危机并不仅仅来源于生产关系中地位的对立。“因此，阶级斗争的观点总体上对解释卷入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行动者的身份是无效的。”［1］214阶级斗争是一种已经过时的观念。因为，全球化推动当今世界革命形式的变迁，“组合式或不平衡的发展”已经成为复杂的政治身份的真正形态。拉克劳进一步强调，齐泽克的阶级斗争二分法已经不适应当今的多元态势，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而且在当今世界日益多变复杂的世界中愈来愈不重要。

齐泽克注意到，后现代政治理论日益倾向于阻止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本质主义，因为他们的政治斗争的多元偶然性与资本总体性并不对立。今天左派中的大多数都屈服于右派的意识形态敲诈，最终走向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这种介于苏联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改良主义道路，与其说是“激进左派”，不如说是“激进右派”。试图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齐泽克面临前所未有的“孤单”。

齐泽克批评拉克劳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转向一种对社会行动者和它的“任务”之间的偶然的、隐喻性的联系的“后现代主义”认知。而这种认知一旦被接受，则意味着社会条件与社会行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齐泽克的意见是，后现代左派叙事，把一个实际的历史进程描述成一种不变的永久统治，不自觉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统治的顺从，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城里的唯一游戏接受下来，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1］94对于齐泽克公开反对资本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推翻的鲜明态度，拉克劳反驳道，齐泽克这样的声称是“绝对的无”，因为没有丝毫实在意义。拉克劳强调，齐泽克没有提出消灭市场机制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何策略，所以其反对资本主义和对后现代主义保留资本主义的意图的指责完全是空谈。

拉克劳强调，或许齐泽克仅仅是为了消除全球化的最坏影响，推翻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加强国家对经济和民主的控制，以这样的方式和目的来反对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不仅支持他，而且后现代主义也一直在这样做。但这样齐泽克就和后现代主义一样保留资本主义的“游戏”，而不是推翻。因此，拉克劳断言，齐泽克运用拉康的手法，在理解当代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方面做出积极进展的同时，在政治方面仍然固守传统的范畴;这也是一种思想发展的“组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和知识工作的一种法则。

齐泽克对此做出强烈反应，拉克劳不过是顺从了赖福特(Claude Lefort)的论点，即现代政治历史的关键要素是“民主的发明”，所有其他斗争都最终是把民主原则运用到其他领域。拉克劳反对霸权概念，这个民主概念同样有效地为其他斗争提供了地平，自己也成为霸权概念的后果之一。齐泽克承认，后现代政治学确实有其积极意义，它把先前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私人的”领域重新政治化，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再政治化，因为，在它内部进行操作的那些“政治”概念是建立在经济的“去政治化”基础之上。所以，“对拉克劳来说，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根植于社会的偶然决定，对他这个明显相反的论点，我的回答是，新型多元政治主观化的后现代浮现当然并没有达到政治行动的这一激进水平。”［1］98

不难看出，拉克劳所谓的证明并没有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上，因此他的结论“工人被构造”也失去历史的逻辑。如果齐泽克的观点仅仅是一种个人判断，那么拉克劳更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证明或原理。

二 解放模式与“等价链”

拉克劳分析了历史上的解放模式后发现，马克思的解放模式(一个集团要把它自己的目标作为普遍共同体的目标，必须存在另一个被认为罪恶的集团)必然隐含着这样的事实，一个集团已经承担着代表普遍性的角色，说明这个集团具有比其他集团有更好的先决条件。因此，权力在不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分配。拉克劳认为，马克思解放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假定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依赖，没有一种普遍性作为纯粹的普遍性发生作用。而葛兰西认为，权力解放的条件是围绕霸权中心创造一个新的权力，否则不存在解放社会力量的方法。

拉克劳进一步分析到，葛兰西的模式在现实中存在困难，因为把解放等同于权力的废除。需要提出新的模式。“除非我们正在考虑一种解放，它是总体的并且获得一种并不依赖特殊性的普遍性——诸如马克思的‘人类’解放。”［1］219拉克劳指责马克思的解放模式(无产阶级的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原理)必须抛弃，必须建立一种纯粹的普遍性。

拉克劳谈到他比马克思更富有远见卓识，他走得更远并将证明，解放被权力玷污不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和不可避免的经验主义缺陷，解放包含着比代表着在总体上和谐的人类本质更高的人类理想。因为，一个充分和谐的和透明的社会在自我规定的意义上是完全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排除了所有异议，那么这种自由的实现就意味着自由的死亡。“社会的分化、对抗和它的必然性结果——权力——是一种不排除特殊性的自由的真正条件。”［1］220即是说，权力是特殊个性存在的前提。或者说，拉克劳的解放不是消灭权力，而是保存各自的权力的特殊性，在共生和竞争中产生普遍性要素。这是不依赖于某单一特殊性的纯粹普遍性。实际上还是归纳于特殊的普遍性，一种强调异质性发散与扩张的普遍性。齐泽克批评拉克劳纯粹的普遍性是空洞的普遍性、形式的普遍性。

拉克劳强调，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宏大解放叙事急剧衰落的时代，不再存在执行等价功能的简单有效的普遍化话语。同时，等价链的日益扩大使得社会更加民主，文化多元化和特殊要求日益增生和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主要任务，如我们今天观察事物一样，是语言的构造，它提供那样的普遍性要素，这种要素使得建立等价联系成为可能。”［1］220对此，齐泽克认为，文化多元化继续存在排他主义，这种排他会被统治体系所吸收。一个需求越是特殊化，满足它和把它整合进体系就越容易。

拉克劳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社会开放性看成是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不稳定的或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2］103从而，社会多样性不可能通过中介体系被理解，“社会秩序”也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根本原则。这种不可驯化的差异来自于德里达的延异。在德里达看来，“哲学依赖延异而活着，它也因此同(the same)视而不见;这就是非同一性。”［3］延异形成空间维度的多指向交叉，促使社会元素多流线、多节点、多形态和多机遇的差异化运动。这种无定向的蔓延空间理论启示了拉克劳。他认为，社会需要没有被缝合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这种在民主体制内预留的、不被缝合的、开放的空间，不仅是各种诉求自由表达的平台和永久辩论的场所，也是没有基调和原则的“空白”，为自由想象的母体。所以，拉克劳的解放辩证法也是否定的辩证法、开放的辩证法、不可通约的辩证法、绝对差异的辩证法，但也是可以等价的辩证法，因此是自掘坟墓的辩证法。

拉克劳坚持主张，只有打破排他主义并成为更加普遍的哲学话语，某种需求才成为一种谋求体系变化的力量。这与阶级斗争的模式完全不同。如果按照这种非阶级斗争模式，一种真正的政治动员，即使它主要由工人主导，也决不仅仅是一种“工人——阶级斗争”，而是一种政治意愿的共识。因此，“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2］198

拉克劳的扩大民主基础上的等价链，不过是福柯的权力末梢和微分权力。在福柯看来，在中央霸权布局体系下，只有通过社会的毛细血管和为微系统进行向霸权中心挑战。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的传输是通过中枢神经向四周和外围扩散，形成中心—边缘模式。而福柯则提出现代性演化后，权力的均匀分布对不平衡分布的要求。传统一个人统治他人，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一个中心统治整体的统治模式已经让位于相互关系中的多维主体线性垂直的命令方式和压制被复杂多样、横向多结的奴役所代替。即是说，奴役与统治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反转，特别是，微观的、基层的、民众的权力占有与交换成为权力场的新元点。或者说，宏大的、绝对的权力单一中心演变为星罗棋布的微权力中心。“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加雄心勃勃，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4］即在福柯看来，如果仅仅强调国家、资产阶级和帝国的霸权和阶级斗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会忽略不经过国家系统、政府权力机制和显意识形态控制的形形色色的、隐形的、微观的、弱势的权力生产、构成和转化，这种自治的、具有无限扩张力的权力微血管和权力细胞已构成了强大的权力增殖体系，不可抹杀、不可数，但可等价、可交换和可循环。细微的权力之网已成为等价链上最耀眼的斑斓，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亚文化建构。

三 “话语游戏”与解放道路

在拉克劳看来，当一种多元的、不连续的解放话语不断积聚时，在虚空的话语中，除了那些锚定的术语之外，并不存在真正的解放。当话语的具体内容与它的等价装置之间存在差距的时候，术语没有精确意义，也没有必要。但是，指出当前空能指组织起来的社会想象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空能指是社会获得普遍化的极限。除了特殊性之间的等价，并不存在普遍性，而且这种等价物总是偶然的和语境依赖的。“超越这个极限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必然陷入历史目的论，因此应该被视为一种地平的普遍性将成为一个基础。”［1］222地平一旦成为社会的一般语言，任何新的社会需要则成为地平所包含的等价链的一个环节。

拉克劳进一步认为，以“共产主义和西方福利国家”传统方式书写话语地平的左派陷入衰落的危机，相反，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霸权右派则成为铭写的主要表象。甚至右派的霸权主张已经被左派作为不可更改的前提。部分左派发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瓦解了，仅仅处于防御的地位。然而，纯粹防御性战略是绝不能称为霸权的。拉克劳强调，左派重新崛起，则来自于基于话语游戏的社会想象的建构。因此，解放辩证法就是话语辩证法。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霸权是通过代表来实现的。拉克劳谈到，没有代表，就没有霸权。如果一个特殊的组织必须成为共同目标的化身，那么代表就必然意味着霸权。然而，社会真的需要代表吗?如果说像已经证明的，代表总是从被代表到代表以及从代表到被代表的双重运动，而从代表到被代表运动再一次被证明是普遍化的过程。一个代表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传达他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同时，他必须说服其他对立者证明他的支持者的正确主张和普遍性意义。他必须在更普遍性的话语中铭写这种利益，并达到他的话语能够成为他的被代表者的话语的程度。这些被代表者通过代表使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代表关系因此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工具，并且当普遍化是解放的前提时，它也能够成为解放的道路。拉克劳最后告诉我们，“在全球世界相互联系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代表关系，普遍性才能实现。”［1］223即在当代解放的宏大叙事退萎的时代，解放的道路只有选民通过代表来实现他们的解放意愿。

“代表关系”理论是拉克劳民主理论和纯粹普遍化理论等解放辩证法的彻底崩溃。拉克劳一方面以代表的不合理性来验证霸权的存在，特别是用“代表”的性质来批驳齐泽克的“特殊的普遍性”的反解放辩证法。一切的代表都是具体的普遍性，代表承载了霸权，拖延了解放。但拉克劳出乎意料地又把“代表关系”作为他的解放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有代表才有普遍性，才有他的纯粹的、空能指的、万能的普遍性，即达到超越“总体和谐”的人类纯粹普遍解放。不过，拉克劳的代表不能以无产阶级来做代表，这样就是特殊的普遍性;而应该以选民选出的议员来代表，那样就是纯粹的普遍性、超越的普遍性。

之所以如此，拉克劳表达了他并没有新的解放策略，同时则在于通过有关“代表关系”来进一步强调他的话语构造和话语游戏。在其看来，除话语游戏外，其他类型的游戏也具有这种功能。拉克劳特别强调，摆脱政治困境的出路就在于语言游戏的扩张，“我认为政治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这些语言游戏并因此促使政治想象扩大化。”［1］224不难看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翻版，但思想的批判力远没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入髓。

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系统、一个名称和一个符号，仅仅是各种符号中的一个。马克思革命主张的预言失败和创思失误主要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符号，“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他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何处破坏了自身。他没有把它视作符号，而是视作一个动力系统。”［5］利奥塔告诉我们，人们误解了资本主义，把它当作具有无限意志的社会问题制造者，其实它不过是更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自主性符号，没有特别的意义。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仅仅是两个符号之间的游戏，彼此的不相容甚至激烈对抗也仅限于符号之间的互动，不会发生真正的决斗。鲍德里亚说得更深邃，“如果阶级斗争具有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在于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立。”［6］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大叙事具有根本性的逆反，主张符号的自由创作和一切行动游戏化。或者说，通过符号游戏微观和渗透性支离权力系统和瓦解霸权。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7］尽管后来马克思也多次谈到不排除一些国家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但一方面这仅仅是根据不同历史条件的一种可能和努力，另一方面，即使是和平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不通过阶级斗争为主导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来实现。马克思在1871年强调:“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8］马克思的“无产者和平方式反对你们”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和双方以武力斗争做预备的，是暴力与和平的统一。即使和平过渡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动放弃和民主的善意，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厌恶革命的大叙事，拒绝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提出各种微观诊疗方案，是在历史事件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在革命还没有到来和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激化的“剩余时空”和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问题迅猛呈现“剩余领域”中，似乎进行一种反“革命”的后现代性原创，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学术冒险、学术投资和学术抄袭，继续运行着现代性逻辑和资本逻辑。它是用逆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想象”，以激发更多的话语游戏与争论，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有效辩护，最终获取个人主义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值和学术暴利。这些幻象预案不仅不能挖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和挽救资本主义的命运，也不能颠覆社会革命必然到来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解放辩证法。

反后马克思主义的齐泽克尽管表达了对阶级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主张，但其不仅存在犹如拉克劳所批判的“绝对的无”，即空洞的意念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更在于其思想原理的幻想地平。对此，国内相关学者有所警觉:“齐泽克把传统的‘经济’或‘资本’这把旧剑重新放回到拉康的精神分析的炉子里加以锻造，给它披上了‘对象a’的外衣，这一点是必须格外注意的。”［9］至于拉克劳的“等价链”述说了每一个特殊个体的一种等价物或共同的质，因此，拉克劳的普遍性也不是形式的、空能指的普遍性，而是黑格尔特殊与普遍的统一;而齐泽克的特殊的辩证法反映了个体向一般的伸张，也不过是黑格尔特殊与普遍的对立。因此说，他们在辩证法上没有任何建树，或者说，因为思想品质的黯淡而炫弄概念。

［1］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M］.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德里达.延异［M］.汪民安，译.外国文学，2000(1):78.

［4］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M］.严 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8.

［5］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8.

［6］鲍德里亚.生产之镜［M］.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4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700.

［9］孔明安.普遍性问题与后现代政治学的困境［J］.哲学研究，2012(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