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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转型的关键:追求现实的历史主体

2013-08-15雒新艳

关键词:历史观马克思历史

雒新艳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一 传统历史观向现代历史观的转型

依据各自不同的理论构建方式和理论内涵,历史观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体不断向主体展示自身、主体则不断规范引导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它主张历史具有连续性、整体性和方向性,黑格尔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其主要代表。

从思想渊源看,传统历史观是对历史考证学和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超越。历史考证学家主张历史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切事情之总汇,汇总者须尽力摒弃主观意志,还原客观事实真相。威廉·冯·洪堡和利奥波德·冯·兰克等历史主义思想家却认为历史是由“具有意志力和目的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组成”[1]3,历史发展总和人类的某种意志或思想相关联,总是受既定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而前行。

黑格尔抛弃历史考古学主客二分的思维路径,承继历史主义把客观完全消解于主观之中的思维方式,以思辨逻辑体系重构世界统一性和历史统一性。黑格尔针对柏拉图制造、历史学沿用、历史主义以纯粹主观方式解决的本质和现象、应然和实然相分离的难题,通过“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概念的自身逻辑演进和对象化、外化经历及其向自身的复归,完成了各种因素的历史穿越和历史整合,实现了本质和现象、应然和实然、价值和过程的统一。

黑格尔承继并超越西方历史哲学创始人维柯的宗教神意史观,赋予“神意”概念理性特征,使“由于历史发展逐步显露的构成历史基础的理念”[2]成为统摄世界的最高法则。黑格尔把这种法则本体化、实体化和思辨化,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最高价值目标,即逻辑观念。它作为先于宇宙的概念系统而存在,首先下降到无意识的自然领域,接着在人身上以主观精神的形式达到自我意识,然后在历史中通过创造国家、社会机构、法律、伦理等等,作为客观精神实现其内容,最后返回自身作为艺术、宗教和哲学达到完美和极致状态。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历史看作是纯粹思想的运动,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因来自形而上学的精神力量。在黑格尔眼中,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消融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中。虽然从表面看,黑格尔的历史观似乎和历史主义哲学思想有共通之处,但是他借助概念自身的辩证运行赋予历史总体性和连续性。

马克思欣赏黑格尔把世界统一为由内在动力推动,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历史统一的庞大理论建构,却不赞成他以先验逻辑统摄世界、由应然外在支配实然的虚幻体系。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社会的人从客观物质活动出发建构起来的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链条,它的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这种个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而是有着各自不同需求、从事着不同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这种活动不是单个人完成的,而是许多人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必须在既定社会条件下、借助一定的方式进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为要想完成生产活动,人们之间必须结成某种组织关系——生产关系,伴随生产关系形成和变化的是体现为主客双重力量的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构成“市民社会”(即经济基础),它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树立的便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文化观念上层建筑。它们之间通过各种中间环节发生影响,互相牵制,共同构成活生生的历史本身。

这种牵制和互动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在这个辩证运动过程中,社会意识或早或晚地通过社会存在决定的个人意志的彼此消解和融合反映甚至引导社会存在。总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追踪人和自然、人和人相互依赖、相互冲突及其渗透的过程,借助意识对它的反思、总结和参与,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现了事实生成价值、实然升华为应然,反过来价值引领事实、应然指导实然的主客双向互动。

黑格尔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入口和构建方式有很大差异,却都指出人类历史具有总体性、连续性和价值方向。在他们看来,历史都是主体受内在动力驱使,经过各构成要素的对立统一或者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形成的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总体推进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动都会牵涉到别的环节,它们首尾呼应、彼此贯通,呈现出不断递进、不断上升的人类自我完善趋势。

现代历史观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历史观的总体性、连续性和方向性。尼采就曾坚决否定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和进步性,主张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历史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历史的无限性就在于它的永恒轮回。米歇尔·福柯则运用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通过对疯癫、监狱和性的历史进行研究,得出历史是非线性、断裂的集合体。他认为真实的历史充满偶然、中断、波折和变化,而传统历史学家却生硬地把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和具体生动的历史纳入一个因果联系的网络之中。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的,“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成乃至突然的分配。……它更趋向分解由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3]。

可见,现代历史观彻底否定历史具有内在逻辑和终极价值目标。在它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堆杂乱无序的事实或片断,只是借助人为编排或者价值串连才使它们之间有所联系。用汉密尔顿的话说:“时间这部织机编织出来的历史长绢没有一定的花式,除了可以从中取得一些信息之外,研究历史没有其他意义”[4]131。在他们眼中,历史只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分立事实,这些事实就像碎片一样杂乱堆砌在一起,毫无规律和逻辑可言,研究它的价值只在于从中获取一些对人类有用的信息。

二 传统历史观转向现代历史观的关键:主体现实性的缺失

历史观从传统转向现代,关键在于历史主体从“类本质”的存在或现实个人转变为分散孤立的纯粹原子式个体,借用福柯的话语就是“人之死亡”。

所谓类本质的存在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一个群体或者类,他们共同生活于某一既定时空范围,具有某种共同的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如感性、理性和德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的:类本质就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60,它是思想家借助理性推导和逻辑抽象,从千差万别的个性中静态抽取出来的共性。

这种共性被马克思界定为抽象人性论,正是它赋予人立体感、本质性和应然性,赋予它作为历史主体的功能,使他从事的历史活动具有参照系和价值目标。这种历史主体是马克思之前包括黑格尔在内全部历史哲学的奥秘,即通过理性和精神可以实现活动背后隐藏的逻辑和实质,实现历史的内在生成和不断延续。同时马克思也批判抽象人性论,把理性等逻辑抽取的共性永恒化和普遍化,作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本质,割裂了它们之间的丰富性和现实联系,使本质和现象、应然和实然的关系变成单纯的逻辑规范历史、历史被动适应逻辑的状态。

马克思重新界定人的本质,把历史主体置换为具有“类本质”的现实个人。所谓具有“类本质”的现实个人是指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个人,一方面他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获得个人的全部内涵,同时也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实现和丰富其本质。他与“类本质”存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现实个人主张的全面自由发展之本质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正是在具体的现实生产活动中,伴随着分工、阶级阶层划分与重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更等介质和手段,个人从原始的自由平等状态不断行进,经历并正在经历着人对物的依赖、人对人的依赖阶段,向着全面自由发展的新阶段和理想目标迈进。马克思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仅仅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仅仅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87

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多层面性。它既是经济利益内涵和政治关系表达,也具有思想文化烙印和特征。这些层面时刻纠缠和裹卷在一起,不时表露出内在冲突性和不协调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历史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正是历史前行的必经阶段和真实表达方式。因此历史前行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说生命、机构和生态在内的整体动迁过程。只有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才能使所有上述关系充分展开和不断推进,才能真正赋予历史生成性和鲜活性。同时现实个人主体意味着物质附着性和社会关联性。个人只有借助一定的社会机构、组织和团体,才能成为真实的存在,社会才能实现生产内容向政治利益、价值道德观念的过渡及其反作用,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双向互动,从而积淀为个人向整体、当下向未来、实然向应然的升华。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现实的个人超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辨精神,不再用纯粹思辨的外在逻辑统摄世界和历史,而是在现实个人与自然、与他人的生产交往活动中,借助意识的参与和各种机构制度的积淀完成历史的立体建构和纵向绵延,最终展示出一般逻辑和具体社会生活、价值目标和现实生活过程的统一。

但是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内的全部传统哲学有其致命弱点:它们都把历史描绘为一部宏大辉煌的总体画卷,坚信它遵循着某种内在规则向着美好目标迈进;具体细节或者诸多具体要素之间的丰富联系被遗漏掉很多。换言之,它们都表现出宏大整体有余、细节生动不足的弊端。例如,黑格尔运用概念间的正题——反 题——合题,对 象 化——异化——扬弃的思辨逻辑描绘历史的运转,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和问题——女性社会地位、弱势群体的生存等——则无暇顾及。马克思通过分工合作、意识参与等环节构建起社会辩证运动模式,但是个人意识如何具体参与和转化为群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特别是非理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特殊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如何上升为一般思想和社会规律,具体的民族文化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整体进程等问题却无法兼顾,这是由其理论构建方式和自身思维路径决定的。

现代历史观为了克服传统历史观重视宏大叙事却缺乏对具体要素牵连描述的理性主义和线性主义逻辑弊端,它改变人的考察视角,以分散孤立的个体代替传统历史观中的“类本质”存在和现实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因为只有将个人从其社会关联网中提取出来,才能还原其独立性,才能以每个个体为单位考察他的具体生活内容及其围绕他展开的历史画面,充分体现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然而正是这种改变割裂了人和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他们变为平行而封闭的原子式存在。在网络化时代诚信度降低、竞争激烈、个人普遍忙碌的推波助澜下,人与人之间更加封闭,更加沉湎于自我的内心世界。

现代历史观的这种主体置换客观上造成历史的碎片化、随意化和偶然化,使之成为非连续的、无方向的片断堆积。个人一旦原子化、孤立化,他身上承载的社会负担和历史积淀就被全部擦抹,他不再追问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不再为自己的过去负责,更不需要为所谓的美好理想牺牲当下的欢乐状态。历史斩断了与传统和未来的所有关联性,成为脆弱的可肢解物。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到的,“社会是如此脆弱,所以一场行动,一个炸弹爆炸,就能把它的结构撕碎,毁坏它所有的角色,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只剩下冲动”[6]4。在现代哲学家的描述中,抽掉类本质的个人之间不具有任何内在关联性,不具有普遍本质,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成共识,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无法通约的孤立个体。

现代哲学家提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内容和思想观念,他和周围环境通过特定交往活动生成具体历史内容,所以历史生动活泼、丰富多样却根本无规律可循。至于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说的一般历史规律和整体价值追求更是无稽之谈。历史只能是随机而任意的片断堆积,个人只是当下的存在,只有斩断过往和未来,才能活得真实开心。

可见,现代历史观在扭转传统历史观重整体性轻细节性弊端的同时,彻底放弃了历史的连续性、总体性和方向性,使之成为无逻辑、无规律的当下幻象。它消解了历史主体的现实性,割裂其具体生活内容、社会内在关联与其群体属性、整体特征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使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偶然性、随机性成为无法调和的两极,制造了传统历史观和现代历史观的断裂。

三 转型问题的当代哲学解决及其未来超越

当代哲学家看到传统历史观向现代历史观转型的原因和关键,决定以现代历史观主张的独立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引入新范畴或新概念连接并超越传统和现代,一方面完善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民族意识间的转换机制,丰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转换路径,另一方面试图引领现代历史观走出非连续性、非理性的偶然生存状态,实现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

我们以本雅明和弗洛姆为例进行具体阐释。本雅明以独立个体作为历史主体,以福柯式的断裂思维模式超越传统历史观。他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矛盾运动的呈现过渡到对人和自然、人和人矛盾运动的停顿和打破,提出他的“爆破”方法和“辩证意象”范畴。本雅明说:“思考既是思想的运动也是思想的驻足。当思想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星座中凝结时,辩证意象就出现了,这个意象是思想运动的断开/停顿,它的停顿点是必然的而不是任意的。总之,它出现在辩证两极张力最大时。因此辩证意象正是在对历史做唯物主义表征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它与历史对象相符合:完全有理由从历史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7]5。

弗洛姆则在马克思设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体中加入“社会性格”、“社会无意识”和“社会过滤器”等范畴,指称在既定地域、民族范围内生活,由具体时空、自然条件、政治制度、文化状态决定的某一人群的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有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会不知不觉影响该群体或者个人的思想和习惯,从而很好地呈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无法详细描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具体环节和过程。

无论是本雅明的“爆破”历史观还是弗洛姆的“无意识”哲学,都希望通过吸纳传统和现代两种历史观的合理资源,引导历史理论发展得更加成熟,以期为现实生活提供价值指导和精神引领。他们通过突显人类意识和思想对人类活动的参与性,使历史变得生动而具体,特别是本雅明强调断裂和跳跃使历史哲学风格发生根本改变,在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对人类整体活动规律的理性呈现,本雅明却把历史变成对这种规律的顿悟及其未来实现,赋予其个体性和当下性,是对现代历史观某种程度的吸收。

但是现代历史观把历史主体孤立化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为人对自身的孤立、封闭和自我生存状态日益不满。在他的内心渴望生命归属感和历史根基感,孤立存在状态让他感到害怕、不知所踪。一旦失去和他人的真实联系,个体生命变得毫无意义,个人会失去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最终沦为单纯的物欲存在物或者消费工具,借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单向度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本雅明等当代学者的问题解决方式,追求在真实社会关系变动中不断凝结并且依赖于有效共同体的现实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才能推动历史观走出现代迷惘状态而迈向未来。这里的共同体不是侧重于血缘、文化习俗长期积淀而成的静态概念,而是时刻处于生产活动、借助日益合理化的机构和组织链接形成的动态社会关系群体。这种群体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说生命、结构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多维度、多层面关系,具有复杂的物质附着性和社会关联性。

当然在现阶段,很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关系还存在相互矛盾和混乱冲突现象,借用丹尼尔·贝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即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8]56。

中国社会也有诸多不合理现象。例如,权力过度膨胀并且和传统官本意识、裙带关系纠缠,制造出既得利益集团,也制造出贫富差距和社会多元阶层对立。个人对土地房产等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状况、机会权利等社会公共福利的享受程度、精神文化产品服务的享受状况差距甚大。很多农民同土地资源分离,无法获得充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沦为城市中的浮萍。家庭背景差异使学生的付出和就业回报之间呈现很大程度的反比关系,进一步加剧社会等级和阶层利益分化。

这种矛盾冲突现象印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异化观。在他看来,异化产生的根源是自发形成的分工。只要分工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相对立的力量。个人被迫屈从于分工,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和畸形化。但是这种异化有其客观性,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正是伴随着异化现象的发生不断向前推进的。因此历史制造的不合理只有借助历史运动得以摒弃。

这样的扬弃何以可能,在马克思看来,多元分化和彼此冲突的个人利益必然借助社会历史前行制造利益集团的重组,并且调整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趋于平衡,否则社会无法让生活其中的人们满足和认可。因此每个人即使遭遇不同经济利益的塑造、不同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的折磨、不同文化的渗透和混淆,最终必然归属于某种阶层,在阶层的整体变动中不断生成和积淀出自己的群体归属感和共同体意志。借助政治变革使权力合理分配、使利益关系调整和重构的现实运动,预示了历史观的未来走向,即冲突的思想意识最终会在现实生活的重重交叉和融合中折射出连续性和方向性。

[1][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M].彭刚,顾 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陆晓禾.维柯历史哲学中的“神意”概念探讨[J].社会科学,2009(4):114-119.

[3]胡颖峰.论福柯的历史观[J].理论月刊,2012(7):51-54.

[4][美]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M].葛海滨,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7]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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