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梦 婉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上海 20062）

在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囿于家庭之内，闺门之中，以“三纲五常”为准绳，以“三从四德”为基本道德要求，严重扭曲了古代女子的身体和心理。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政治斗争和妇女解放的需要，以“三从四德”为首的女子道德教育被批判殆尽，古已有之的教育女性化特征也被完全抹煞，阻碍了女子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反思观之，有必要从以“四德”教育为主体的古代女子道德教育中吸取精华，以期为当今女子教育以及由于女性教育缺失而导致的其他社会问题寻求出路。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男女受教育机会均等’等口号深入人心，女子教育却出现了另一种偏颇，将教育上古已有之的教育女性化特征抹煞殆尽，出现严重男性化”［1］目前，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都已觅寻不到教育女性化的踪影，教育对女性特征的忽视已成普遍现象。而与此相矛盾的却是社会对女性教育的关注和呼吁。

近日，某网站发布了一则名为《甘做二奶81%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缺失》的专题讨论，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女性堕落的根源。虽然这种说法不尽科学，存在着对女性教育的误解，也正如该栏目作者在文中所言“教育不是筐，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装”［2］，但是高达81%的数据也足以让我们相信社会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关注与期待是真实存在的。至此，需要对女性教育的概念有所澄清，今天人们所指的女子教育与近代倡导的“男女受教育机会均等”中侧重受教育权的女子教育略有不同。在男女已经实现受教育权平等的当今，人们迫切关注和期许的女子教育严格来说是指含有女性特质的教育，是对教育女性化特征的重新召唤。

当今，虽然女子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中都获得了充分的解放和尊重，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但人们“同时也尝到家庭和乐、夫妻恩爱和子女健康成长环境受到损害的恶果，父子不亲、夫妻不和、子女无行、家庭不宁的现象多有发生”［3］。虽然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不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家庭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重提中国优秀传统女子道德教育还是很有意义的。

二、“四德”

“三从四德”是几千年来封建女子道德教育的主体，而“四德”更是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道德基础和行为准则。“四德”出自《周礼·天宫·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最初是宫廷女子教育内容。东汉著名女教育家班昭所著《女诫》第一次系统地对“四德”内容作了详细论述，并将它扩大为平民妇女的道德教育内容，影响十分深远。后世所有女训著作对“四德”的解释都是依此为据展开的。班昭在“妇行第四”中提出：“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4］3“这四者，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品德、口才、打扮和技艺。”［5］《女诫》第一章便是“卑弱”，开篇就奠定了女子的性格基调，要卑躬屈膝，柔顺服从。而“四德”的阐释自然是要将女子的活动范围牢牢地束缚于家庭之内，将其职责限定于家务琐事之中，禁止女子参与社会事务。虽然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四德”都可谓是弊端百出，但是细细想来，它也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以班昭《女诫》中对“四德”的论述为例，具体地剖析古代女子道德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借鉴意义。

三、“四德”的现代意义转换

1.德，不必才明绝异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班昭从性情、贞操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对妇德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即不要求妇女的德行“绝异”于常人，只要个人做到“清闲贞静”“动静有法”即可。贞顺和“有法”是“妇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传统社会“妇德”的最基本内容，对丈夫要做到忠贞不二，从一而终。班昭在“专心第五”中说：“《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只，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4］3之所以妇女要单方面的对丈夫守节一生是因为夫为天，天为大。而“有法”也即是丈夫之法，舅姑之意，行动不得“自专由”。《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便以“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为名，将刘兰芝驱逐出门，可见当时“法”之残酷。被限制于各种桎梏之中的女子，过着无人性，无自由的生活。由此观之，“妇德”确有可唾可弃之处，但是，现实地衡量，也正是在这种种的枷锁炼就了我国妇女忠贞爱情、柔顺包容、仁慈坚韧的美德。

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的开放，性解放、婚姻自由等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抨击封建礼教的同时，未免有点矫枉过正。“包二奶”“当小三”“做三陪”等现象随处可见。虽然在古代也有青楼妓女，但是在封建礼教严酷的当时，很少有女子主动献身青楼。在文明开化的今天，却有女大学生打出“求包养”的招牌企图混沌度日。因此，在摒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单向贞操观的同时，我们应该汲取其中女性对爱情对婚姻忠贞不二的优点，结合时代特点，倡导一种夫妇双方共同遵守的和谐贞操观。

班昭在《曲从第六》中说：“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4］3虽然夫妻恩爱，即使丈夫说喜欢，公婆不满意，丈夫也不得不把妻子休弃。在当代家庭中，“以义自破”的现象已经很少存在，但是媳妇虐待婆婆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虽然班昭倡导的“动静有法”“曲从公婆”的卑顺观已经不适应今天家庭的和谐发展，但是媳妇“动静无法”，公婆“曲从媳妇”的新“卑顺观”同样不利于家庭和满。因此，从传统“妇德”出发，发扬“尊重爱情”“孝顺公婆”的新型“妇德”才是时代所需。

2.言，不必辩口利辞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班昭认为女性不必能说善道，伶牙俐齿，但关键是要“择辞而说”，不致令人生厌。除了相夫教子、操劳家务外，妇女不应该有过多非分之想，更不能有怨言。从言语上限制妇女，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忽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女性对于公婆和丈夫的顺从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毫无主见才能“不厌于人”。久而久之，就连女性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天经地义的了。失去了话语权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掌握权，一切都唯命是从，如同君臣之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般，连询问死因的权利都没有，如有胆大之徒妄加质疑那更是罪加一等了。不仅不能说，就连通过书写来诉说情感的方式也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至理名言给堵塞。女子识字读书的机会被剥夺，蔡文姬、李清照等古代才女能流传千古也大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总之，有才之女一定要有德，有德之女不一定要有才。至此，既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又剥夺了书写权，女性只有万千愁苦心中咽了。

当下，言论自由，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女性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也通过自己的言语向世界传递着各种信息。几乎在各行各业都能听到女性的声音。有女外交部发言人、女主持人、女记者，也有女作家，等等。但是，不和谐之音也越来越多，在公众面前，某相亲节目女嘉宾竟然爆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消极言语。虽然女嘉宾可能是为了追逐节目效果或提高自己的曝光率，但是言语中也透漏出女性物质化的堕落和说话技巧的贫乏，不能“择辞而说”。“从古至今，‘合家欢乐’是每个家庭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心愿。在家事范围内，妇女的温顺、宽容、仁慈、坚韧对家庭的和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而所有这些德行的表现多半是要通过言语。女性不再是被动地“择辞而说”而是为了家庭和谐主动地控制言语，掌握说话技巧。另外，夫妇之间若都能做到“择辞而说”，那么社会就会多一些安宁少一些争吵和误解了。

3.容，不必颜色美丽

“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4］3女性的容貌不必倾国倾城，只要经常浣洗保持干净，衣着整洁得体就好。当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长相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班昭以为容貌美丑不重要，重要的是讲究卫生，服饰得体。同时“不必颜色美丽”也有不刻意修饰和过多装饰之意。古代社会将女子视为玩物，若女性过多装扮则会导致男子“玩物丧志”，迷恋女色，这也即是女性素有“红颜祸水”之称的缘由。因此，历史地看待“妇容”既有倡导朴素整洁的积极意义，又有压制女性特征的扭曲作用。但是从借鉴的角度来说，更应该发现它的积极面。汉代文学家蔡邕曾对“妇容”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夫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日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人咸知饰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6］将饰面和修心做比较，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严厉抨击了当时只重外表修饰而忽视内心修养的不良世风。

但是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和自由，芙蓉姐姐、凤姐之类的畸形作秀，女性为减肥绝食致死，以及整容致死的案例层出不穷。并且“美”的标准也逐渐边缘化，“伪娘”和“伪男”之风盛行，出现了许多让人欣赏不动的美。种种扭曲和悲痛的事实困扰着人们，重提传统“妇容”显得尤为重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要认识到内在的美比外在的美更持久、更有魅力。传统女性典雅庄重的形象曾一度被人追捧，“盥洗尘秽，服饰鲜洁”的审美标准应该被重新确立。这里，我们并不是企图通过此举来否定现代女性追逐时尚，彰显个性的自由。毕竟时代在变化，要有新的价值标准不断被确立被补充。重提传统“妇容”只是为了让当代女性能够更加健康、持久地追求美丽。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必定是日后女性美的发展趋势。

4.功，不必工巧过人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班昭强调女性做功技艺不必卓越高超，但要专心。由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作模式，缝补洗浆，柴米油盐，准备酒食，侍奉宾客等任务都落在了女性肩膀上。而女性卑顺和依附的社会角色，更使其对家庭劳务的承担变得理所应当。当然在家庭范围内，对“妇功”的实际要求远不止这些，“早起”“晚寝”“戒懒”“习女工”“相夫教子”等都属于“妇功”之列。“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勤业也。”［4］3妇女不仅要承担所有家务，做最累的差事，受最差的待遇，还要没有怨言。礼法的压抑和劳作的繁重摧残了女性的心理和身体，但同时也塑造了我国妇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现代社会中，妇女解放和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提升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子不再是受压迫，受摆布的奴隶和玩偶。同时，随着家政服务的出现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女性已经基本上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坐享其成”或与丈夫一样“平起平坐”。传统的“女功”劳作，已经不再是现代女性全部的价值所在。并且，社会主流思想还存在对高知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的偏见。因此，走出家庭，实现自我价值成为时代新女性的追求。但是，古往今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因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缺失而导致的夫妻不和、家庭不宁等后果困扰着人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性真正平等的实现。至此，我们并不是想把女性重新置于家庭的牢笼之内，只是对矫枉过正的某些现象做理性的分析。种种的弊端逼迫我们不得不发出对传统女子道德，女工劳作的呼唤。当然，对传统的继承和借鉴，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经过现代性的转换，是现代女性在物质水平提高，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主动选择和形成的理性美德。

班昭《女诫》对女子“四德”的解释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本文以此立论展开分析。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因女性特质教育的缺失而导致的女性审美观，女性人格观及女子德行的扭曲和堕落，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以及教育改革的反思。传统女性观的重新提倡并不是一种迂腐的倒退，而是以传统女教精华为养料推动现代女子教育和社会持续进步的助推器。

［1］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的传承与嬗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3）：15－20，32.

［2］ 肖舒楠，刘诗旖.甘做“二奶小三”81%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缺失［EB／OL］.（2011－04－28）［2011－05－06］.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4／28／c＿121356142.htm.

［3］ 仲秋月.略说中国妇女传统美德［J］.道德与文明，1995（2）：22－24.

［4］ 张福清.女诫：女性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5］ 沈时蓉，刘莹.中国传统女训的当代审视：以班昭《女诫》为例［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36－40.

［6］ 汪双六.家训金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