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旭，刘 磊

（1.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2.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乾隆四十八年（1783），73岁的乾隆皇帝来沈阳祭祖，朝鲜派出以李福源为首的使团。使团成员李田秀与其“仲兄”李晚秀共同创作的《入沈记》主要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从六月十三日到十月初九日计115天的出使全过程，其中对当时的沈阳文坛有较多描述。本文就《入沈记》中所表现的沈阳文坛特点加以探析，以求对清代的沈阳文学有更全面深入的把握。

《入沈记》对沈阳文坛的描述主要从学风和文士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学风颓废不振

作为藩属，朝鲜使团经常来中国，“东北、华北是他们行走最多的地域。使臣们与中国文人对谈，与老百姓交往，展开的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跨文化对话”［1］。李氏兄弟到沈阳本是满怀期待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可是，沈阳的学风却令两人失望了。

首先，在李氏兄弟眼中，代表着“斯文”的沈阳文庙“樽#何冷落”［2］320，破败不堪：

“庙在德盛门内东边城底，前作版墙，左右作翊门，而门锁不得入。西边一破院门，……历观阶下有一碑，字蚀不堪读，即康熙年间所立……而位置错杂，凳桌猥亵，伯程子之名误书而付红纸签，勉斋之名书以输字，其他可知也。”［2］218

孔子的地位也不高，“风俗尊奉佛教，其次关帝，其次孔子”［2］255。这种情况直到道光九年也没有改善，在朝鲜使团书状官朴来谦眼中，太学仍然“无一人守直者，蒿蓬芜于庭中，尘埃满于殿内，明伦堂上牛马践踏，大成殿内杂人横行”［2］343。

其次，文化场所杂乱不堪。书铺中“皆是古文抄集及方技小说之类，印本亦无甚佳者”，这让李氏兄弟得出“此中人读书鲜少故也”［2］201的印象。八月初八日，李氏兄弟在“回回铺”对回族人不吃猪肉的现象表示不解，店主的解释是“他是吾们一条人，吾乃猪八戒之子孙，故不得寄吃”。李氏兄弟“后更问店家，则果皆称猪八戒之子孙。外面书回回铺者莫不同然”［2］212。从中可以看出《西游记》的影响力，但在李氏兄弟眼中，这恰恰是“小说家言”盛行的负面后果。学堂里阅读的多是《毛诗》《中庸》《孟子》和《明文》，但其水平在李氏兄弟眼中则是“贸贸无足取”。即使是身为礼部教官的刘克柔，虽然“家里有若干书籍”，且有不少佳本，但其人缺少诗文创作才能，人品也难称豁达。李氏兄弟在寻访$桐的时候曾向一家缎子铺主人打听“此处有文士否”，得到回答是：“都是卖买之相公，未闻有会文章之人也。”［2］206

当然也有例外。如被李氏兄弟推许的文士张裕昆，他“于佛书、医理、诸子百家无所不通”［2］259，涉猎面非常广，甚至对天主教《圣经》也有一定的理解，虽然“未见全书”，但指出其“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2］234，从中可以一窥当时文士对天主教义的理解程度。他不仅阅读经典诗文作品，而且也阅读被禁毁的如函可、屈大均等人的作品，对金圣叹的六才子书、小说《聊斋志异》也很了解。对外来著作也有涉猎，家中就存有朝鲜女诗人许素樊的文集。但像张裕昆这样全面的读书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难以改变整体学风的颓势。

二、文士良莠不齐

《入沈记》所载文人，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虽有功名但人格却显猥琐。如八月初三日遇到的四位官员，其中一个还是进士，言谈无甚高论，却贸然向朝鲜人“求清心丸”；八月十八日，在文庙中遇到的王姓旗人监生，醉酒而无礼仪，自称有诗稿却以邦禁为借口不拿出来，反而“欲以吓在旁人”［2］219。还有礼部教官刘克柔，“初谓或是可语者，而谈说诗文俱无所取，微察其意，似欲鬻书画要我辈来看也”，“而主人又难于言价，相看嗫嚅”［2］232。

第二类人以求取功名为目标，但缺乏才气，而且言行过于谨慎，有着明显的避祸心理。如在文庙中结识的杨秀才，本来是能够写诗的，但却因所谓邦禁而不敢在众人与李氏兄弟交流，而且当王姓旗人监生进来后，“嘿无一言，似有畏怵之意”［2］218。八月二十日他与辽东石秀才去拜访李氏兄弟，“书话之际，迎送官奴子忽为闯入，杨、石二人相顾停笔，大有苦色，即欲辞去。”［2］221这种情况，在已经取得功名的官员中也有明显表现。如被称为“一理学”的治中张凤鸣，接到朝鲜人的名帖后：

“良久乃出曰：‘此处多上官，不便见外人，盛刺敢此还送云云。’故欲为退出，门人又大呼‘大人来！’相顾惶惧，面无人色，急为挥手使我辈速入炕内藏身。”［2］216

第三类人则是真正有才气的文士，但他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李田秀在《纪行百首》中曾提到三个人。一是$桐，所谓“客有$古芗，新诗在便面。读来见深情，使我感泪溅。我有和君诗，何由使君读。不恨不逢君，恨君不识我。”［2］320$桐是下层小吏，但能坚持创作，其诗也的确表现出一定的才华，李氏兄弟在途中为其所感，“欲见查先生，亦只是闻其文章才学欲得识面而已”，来沈阳后，多方寻访，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未能与$桐见面，只能作诗来与之唱和；二是宣聪，李田秀诗中称：“三进宣聪家，主人辞不受。名士在比邻，归求有余友。”［2］320宣聪少年时是有一定才气的，“八股文不过应制，诗文稍可”［2］228，但“落拓嗜酒，家徒壁立”，其读书求功名也是在张裕昆等友人的鼓励下进行的。然而，“在官途作幕，日久颇有习气体面”［2］257，与昔日友人的关系也疏远了，甚至使张裕昆有了“沈城现在弟无知己”［2］244的感叹。而且为了避“文字交通外邦”［2］250的嫌疑，在李氏兄弟多次登门拜访时，有意躲开不见，最后让弟弟托辞“方看饬桥梁，回銮前不可归家云”，干脆断了两人的念想。不过宣聪确有才华，其为《梅轩遗草》所作序文有“瓣香”句，乃“出梵典，系归心之意”，引起了李氏兄弟的极大兴趣。而且李氏兄弟走后，他马上就到张裕昆家去看他们的作品，并表达了赞美景仰之意；第三个人是张裕昆，其“家世先明为山东登州籍，明末随耿籍来沈，拨置内务府汉军，代以耕读为业”［2］259，李田秀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张裕昆的感情，“机心忘表襮，豪气外形骸。爱君微醉后，狂叫杂调谐”，“不及我裕昆，淋漓露真意”，“张子临歧泣，何时更后期”［2］320。虽然张裕昆也有许多缺点，如文学知识不是特别扎实，对于一些典故不熟，而且因“家里无人，不能远游”，“连京里亦未见过，十年前一见医巫闾矣”［2］317，甚至连千山都没有去过，“西游不过数百里，至锦州即回”［2］251，因而其视野是不够开阔的。谈到一些敏感话题也时有顾忌，“仍扯其纸，手指其口”，李田秀也说“《万泉录》草本，凡系秘讳之事，皆作谜语”［2］237，笔谈文字常常毁掉，在李氏兄弟将查桐“髡字诗以示”［2］233时，他不愿多谈，谈到梅轩“似有含蓄意”的“漫兴”第三首时，也表示“容删去”［2］233。但他认同“古意”，追求实学，尊重传统礼仪，如初见李氏兄弟就感叹“贵邦则闻以论策取士，必有古意之余存。而此中人士汩没于八股中，更无可观，浩叹，浩叹！”［2］229对“旗人以民人行三献礼当做笑谈，贵邦人（案：朝鲜）穿朝服，本地人当戏看”的行为斥为“可笑”［2］253。他清楚地认识到功名对人的束缚，“现今官途甚难，学人出仕等三十年，犹难做州县官。词林出身虽清高，非家道饮食殷富培植不可”［2］229。他宁愿做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商人，按照自己的愿望相对自由地生活，“退居邻下，教子务本业，亦足自娱”［2］229。在交谈中对时政的讨论能够有的放矢，甚至明知道“中国士人不许文字交通外邦，是邦禁”，却坦率地表明态度“然而不必”［2］250，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张裕昆涉猎面很广，“于佛书、医理、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又能深究数学”［2］259，因此被李氏兄弟赞许为“真通才”［2］259，“只得一万泉先生足矣。”［2］262

因为李氏兄弟以学问和才华作为评价文人的标准，所以对那些徒有其表者极为不屑，而对$桐仰慕难忘，对张裕昆情意深厚，对避而不见的宣聪也表上一笔。

李氏兄弟眼中的沈阳文坛之所以有上述特点，主要归于以下两点原因。

1.从主观上看，李氏兄弟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朝鲜向来以继承中华文化而自豪，尤其在清代更是认为“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3］。李氏兄弟出身于“东邦世家，素承家学”［2］317，祖先“本是中国人，始祖唐中郎将，从苏定方平百济，封延安伯”［2］228，其文化优越感更是常有流露。如《入沈记》下卷通过对中国和朝鲜的文化比较，指责中国“言语虽从文字，而话头轻佻，少无重厚雅典之意”［2］289，“喜淫祀十倍于我”，“礼数甚简”［2］291，“习俗但知有银钱，不知其他”，“虽以华贯世胄，亦不耻为商贾”［2］292。对传统礼制的沦丧深为不满，觉得“所遇皆异制，宁不骇我瞻”［2］319，在与张裕昆相识第四天就对他说：“我东则专尚朱学，而近见本朝文集，或有讥訾之论，未知中国学者多用陆氏否？”［2］233－234俨然以正统自居。李氏兄弟之所以看重$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诗“满山红叶未全髡”表现出的“寓意”让他们受到触动。李氏兄弟针对张裕昆所言中华传统“冠礼我们行不得”时“仍扪其顶，指其辫发曰：‘这是$古芗所谓满山红叶未全髡耶’？”［2］253$桐诗中的寓意并非“暗中反对清朝的剃发政策”［2］59，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这种文化认同感是与李氏兄弟相契合的。就文学水平而言，李氏兄弟是当时“思想深刻兼具敏锐洞察力的韩国顶尖文人”［4］，李田秀是秀才，“风流儒雅，穷经博古，兼通梵夹丹经”［2］317。其仲兄李晚秀是进士，“平生好蓄古人书，甘作蠹鱼契活”，其书房“取陆务观旧号，名其室曰书巢”［2］235，《李朝实录》也称他“好风仪，善谈吐，文辞赡丽，时称馆阁良材，高文大册多出其手。性和厚，好奖进后辈”［5］，有文集《屐园遗稿》流传于世。他们满怀着进行文化交流的期望而来，但当时沈阳文坛的整体颓势显然让他们失望了。

2.从客观上看，这是当时乾隆朝对文人高压控制的实况

清代文字狱在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1775—1785）间臻于高峰”［6］。故宫博物院所辑《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65个案件中有38个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上，更有所谓“中国士人不许文字交通外邦”［2］250的邦禁。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文士们噤若寒蝉。而朝鲜使臣由于特殊的身份，能够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如与张裕昆谈文字狱，谈时政，收录$桐“深有寓意”的诗和梅轩“似有含蓄意，能不被人碍眼”［2］233的“漫兴”第三首诗。因此，文字狱笼罩下的沈阳文士的精神风貌在李氏兄弟的眼中自然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现存沈阳古代文学史料非常匮乏。而《入沈记》所记录的沈阳文坛内容无疑能够为沈阳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且其作者外国使团成员的身份能够使之不必有太多的忌讳，有较大的独立表述空间，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金毓绂对朝鲜人柳得恭《燕台再游录》所评价的那样：“此为异国人纪中朝事迹之书，不参利害之见，颇能得真，故可贵也”［7］。从异域的角度来关注沈阳文坛的发展情况，客观描述乾隆后期文字狱阴影下沈阳文人的精神状态，这样的材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1］ 刘顺利.半岛唐风：朝韩诗人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239.

［2］ 张杰.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3］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97.

［4］ 韩梅.韩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中国——以《朝天记》《朝京日录》《入沈记》为中心［J］.东岳论丛，2010（9）：51.

［5］ 李朝实录（第五十一册）［M］.东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123.

［6］ 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457.

［7］ 金毓绂.辽海丛书［M］.沈阳：辽沈书社，1985：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