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哈尔滨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一、滇系地方实力派的历史渊源和抗战时期的特点

(一)国民党滇系地方实力派的历史渊源

国民党滇系地方实力派是从国民革命中产生发展而来的，经历了旧滇系、新滇系、国民党滇系地方军阀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漫长演变。

云南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我国西南边陲，近代云南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矛盾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因而，云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云南人民有着优秀的革命传统。

袁世凯取消帝制，护国战争取得胜利。1916年，云南革命主要领导人蔡锷将军在日本逝世，唐继尧进一步独揽了云南大权，但唐继尧主滇后，不断地实施向外扩张和排斥孙中山的反动政策，引起了滇系军事集团的分化，也使旧滇系不断地走向没落，以龙云为首的新滇系力量不断壮大崛起。龙云主滇后，不仅全面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而且进一步在政治上投靠蒋介石，稳住了对云南的统治大权。在30年代中期，中日民族矛盾不断的深化，蒋介石、龙云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断发展和深化，龙云也走向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新道路。在1937年8月，龙云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抗日合作会谈，与中共正式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这是国民党滇系军阀正式发展成为滇系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标志。

(二)国民党滇系地方实力派抗战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的军阀中，大都具有较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对内他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他们则和帝国主义相勾结，以依靠帝国主义国家为手段发展自己的地盘。然而，国民党滇系地方实力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抗战过程中，也有了新的特点。

1.军事、经济、政治实力雄厚

龙云虽然依靠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取得了治滇权，但实际上蒋介石却无法真正控制云南。在军事上，1931—1936年期间，滇系5年整军，兵力充足，枪支弹炮等精良装备都从欧洲购买，军事上的一切开支都由云南省自给，军队训练有素，很有战斗力，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经济上，龙云等人大搞改革，“建设新云南”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在财政金融方面进行了大力的调整，自行发行银币和纸币，并发挥了云南的资源优势，进行锡矿生产，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发展和巩固了地方的官僚资本，为云南长期独立、割据一方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抗战时期，滇系地方实力派与中共联系紧密，为共同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

在政治上，滇系地方实力派领导人虽然也在国民党中央任要职，但实际上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掌权于滇系。滇系在名义上归属于国民党中央，但龙云不断地扶植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长我军政大权，巩固六大家族的势力，掌握地方实权，这也为蒋龙的矛盾深化埋下了伏笔，为滇系地方实力派与中共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爱国性与进步性增强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东北打响，这唤起了全国各阶层、各阶级的爱国热情，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进行殊死搏斗，以龙云为首的滇系地方实力派尤其注意抗战工作，将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纸《云南日报》作为主要宣传阵地，经常刊载新华社的重要消息和关于抗战的主要言论，像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民主党派的先进刊物也得到滇系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允许公开发行。龙云开放舆论，使各种爱国政治主张和进步行为，对云南人民乃至整个大西南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民主性和行动性增强

国民党滇系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政策，看到了蒋介石只是维护个人的独裁统治，弃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进行反蒋斗争，争取民主，并且走向和中共、民主中坚力量相互联合的道路，并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在1938年，滇军参加台儿庄会战，“滇军在台儿庄的关键一仗——禹王山战斗中打得非常英勇，坚持了二十多天，成功的阻击和迟滞了敌坂垣、矶谷两师团的南下，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1](P28)另外，滇系地方实力派极力支持和保护民主运动，在抗战爆发前后，先后有大量的学校文化基地迁至云南，北大、清华、南开陆续搬至昆明，并且组成西南联大，受到了龙云的关心。民盟等进步团体都受过龙云的大力资助。

二、抗日战争中中共对滇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的可能性

(一)抗战时期中共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的原因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促进两党合作、团结国内各个阶级、争取地方实力派、发动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是我党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根据当时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对于国内各个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2](P336):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实力。以龙云为代表的滇系地方实力派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是强大的爱国力量，是我党争取的主要对象，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对我党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以龙云为代表的滇系地方实力派治滇的重要特点就是自主，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政府，政治的大政方针都独立，经济状况发展良好，军事规模强大，所以蒋介石称龙云是拥兵自雄的“云南王”“土皇帝”。[1](P10)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尤其是在30年代中期，蒋介石加紧了对云南的控制，蒋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我党正是利用这一矛盾发动群众，争取先进，宣传抗战。

另外，云南地地理位置险要，既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日本从越南、缅甸进攻中国时，云南又是抗日前线。并且，滇系地方实力派军事素养较高，武器装备精良，很有战斗力，这也是我党争取云南重要战略地位，实行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抗战时期中共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的可能性

1.中共的一些早期党员和滇系的重要人物交往密切，为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提供了线索和可能。如朱德、叶剑英等就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朱德还在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中任连长，后在云南宪兵司令部中任司令官等职。他在滇军中学习战斗了13年，与滇军高层人物有着较深的交往，并且“结交了几个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3](P99)另外，滇军中也有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有很多去了延安工作和学习，如刘浩、张冲等。他们都在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共和滇系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桥梁。

2.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和新滇系有过统战关系，并且中共非常重视云南党员的发展和地下组织活动，不断推进革命发展形势。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和龙云积极接触，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云南进步组织、全体民众进行抗战，奠定了争取新滇系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基础。同时抗战时期的紧张形势，是龙云支持中共正确决策的重要原因，使中共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成为可能。

3.龙云为首的滇系地方实力派是一种进步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中共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主张团结抗战，和中共民主党人以及进步爱国人士密切接触，相互配合，反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内战和特务统治。并且以龙云为代表的滇系地方实力派和中共有着固定的密码本和无线电进行联系，支持爱国抗日活动。龙云还任命了较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滇系中任要职，他们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和联系，为中共争取滇系地方实力派与合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滇系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利用各种关系和各层次的人物与滇系建立联系。1937年8月龙云出席“国防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利用此次机会和龙云进行了多次会谈，劝说其共赴国难，并且为以后中共和滇系地方实力派的稳定联系奠定了基础，坚定了龙云的抗战决心，统战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17年至1938年期间，中共中央先后通过周素元、李根源与龙云沟通情况，支持和鼓励滇系地方势力派配合抗日工作。

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龙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共对滇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进一步加强，于1941年1月派朱家壁回到云南，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在滇军中各个阶层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促进了中共和滇系之间的联系，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共与龙云正式建立了合作的关系。1943年12月华岗作为中共的正式代表与龙云进行了正式的会谈，确定建立统战的关系，保持经常联系，进行亲密合作。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龙云公开在昭通发表演讲批判蒋介石，至此，蒋龙矛盾进一步激化，龙云为首的滇系地方实力派更加坚定地走向了抗日合作的道路，积极保护云南爱国人士和民主运动。在抗战后期，在滇系地方实力派和中共亲密合作的情况下，云南已经成为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地区，这也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硕果之一。

四、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统战工作对滇系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作用和成就

(一)促使滇系地方实力派成为正面战场的重要武装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与滇系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初步合作，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龙云出师抗战。他仅用了28 天就整编了六十军一个军，武器装备精良、军容整齐，于1937年9月9日在昆明誓师抗日，壮大了滇军的士气。1938年，滇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取得了禹王山大捷。当时的日本报纸评论说:“自‘九一八’与华开战以来，运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1](P28)同年7月，滇军又奉命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奋勇杀敌。10月，滇军又开往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规模庞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滇军总计出兵27 万之多，成为了抗日正面战场中的重要武装力量。

此外，在中共的配合和帮助之下，滇军还打通了国际通道，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修筑滇缅公路，保证了外援工作和运输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促使滇系地方实力派成为一只重要的抗日民主力量

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已经和滇系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真正的统战关系，合作紧密，昆明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在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以龙云为首的滇系地方实力派积极地保护中共和民主爱国人士，并且龙云本人也秘密加入了民盟，成为了一名特殊的抗日民主战士，他虽然不公开参加民盟的各种组织与活动，但是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民盟的活动，并且提供了政治上的便利条件，给予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且反对镇压学生运动，抵制蒋介石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活动。

抗战时期，滇系地方实力派支持中共和保护民盟做了大量的抗日民主工作，抗战后期，昆明也一度成了坚持民主、团结、抗日的“战斗堡垒”。“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是分不开的。”[5]

(三)促使滇系地方实力派成为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国民政府迁到四川后，蒋介石加紧了对云南的全面渗透，推行独裁统治，龙云通过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在各个方面加以抵制，成为与蒋介石独裁统治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在政治上，国民党派特务来云南，1939年又重建军统，使得以龙云为首的滇系地方实力派强烈不满，紧密了同中共和民主势力的联合，反对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蒋介石要龙云划分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并要求地方现有的物资和现金交给国民政府，在云南设立了贸易委员会，废除滇币。这些龙云都采用蒙混延迟的办法，使之不了了之，并且将大部分的物资和现金用于争辩军队和支持民主运动，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抗衡。在军事上，蒋介石借抗日之机向云南派兵，为征得龙云的同意，任命龙云为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借机不让中央军进入云南，并加紧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形成一支训练有素与蒋介石相抗衡的重要军事力量。

(四)促使滇系地方实力派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党和进步革命力量

抗战时期，中共对滇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同时这也促使滇系地方实力派在不同程度上掩护了党的活动，皖南事变后，戴笠、康泽等到云南要求龙云搜捕地下党员，龙云多次以“云南没有共产党”回绝了他们。随后何应钦带人来到昆明准备大肆逮捕共产党员，通过在云南省联席会议当秘书的中共昆明支部书记李群杰的可靠消息，中共有关人员秘密地被转移，云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在云南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不同程度地有所暴露，但是通过滇系地方实力派龙云等上层人物的保护，使党组织的工作顺利开展。“1983年6月，云南地下党员人数不到100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了2000 人左右。”[5]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大批的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保护了党，保护了革命。

五、抗战中中共与滇系地方实力派建立统战关系的现实启示

(一)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和谐

在抗战过程中，中共的统战工作推动了滇系地方实力派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支持和保护抗日民主运动，同时也配合了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龙云协助民盟建立地方组织，积极配合中共的抗日行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掀起了民主势力的新高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增进了民主党派与中共之间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更加重视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积极促进和发展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从抗战中中共与滇系地方实力派关系史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与各界民主人士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团结奋斗，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进一步做好台湾各界的统战工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抗战时期，中共对滇系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诚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合作的态度不仅仅在抗战时期适用，在今天的台湾问题上，同样可以精诚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我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台采取和平统一的方针，并不断调整对台政策，保护两岸人民的利益。在政治上，我党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鼓励爱好和平的台湾各界人士与我们交换不同的意见，加强政治谈判。在经济上，大陆和台湾不仅实现了“三通”，而且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彼此相互补充。在文化上，大陆和台湾素来都重视传统文化的发展，政治状况良好，推进了两岸同胞的交流，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和平对话与谈判，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反对台独和分化台湾，通过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了解，保护各界人士的利益，抑制“台独”的抬头势力，争取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1]唐纯良，等.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N].人民日报，1984－11－19.

[5]汪涵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