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的商业研究

2013-08-15刘锦增

长治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刘锦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商业发展水平如何，当前学术界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保持了贞观之治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从而为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架起了桥梁。另外一种观点则否认了武周时期商业的发展。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武周时期的商业发展水平。

一、武周时期的商业繁荣概述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形势呈“U”字形，即贞观、开元时期是高峰，武周时期则是低谷。这种观点颇为流行，成为某些学者否定武则天的主要依据。[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经济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业繁荣，从而为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架起了桥梁。武周时期的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行”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

武周时期商业繁荣突出表现在“市”、“行”的增加。唐朝初年，长安有东西二市，是当时商业的主要集中场所，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2]198，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旧市已不能满足商业交易的需求，为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当时政府采取了增加新市场和扩大旧市规模的方式。天授三年（692），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增置西市。[3]6048唐代洛阳城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当时并无外城郭。长寿二年（693），武则天命宰相李昭德增筑外郭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4]145，使洛阳成为武周时期名符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外，天授元年（690）武则天下令设置北都（太原城）。两城（都城、东城）之间的中城，是武周时期所筑的，用以连接东城[5]1003。

当时“行”的数量在唐初的基础上也有所增加，考古资料所见洛阳古阳口外悬崖龛内的一石刻，上面镌有“香行社”的社管、录事及常行师等共41名，并有“社人等一心供养。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起手”字样。这是现今所知较早的行的资料。[6]72“市”、“行”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当时城市贸易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7]1871。

（二）商人数量明显增加，商人阶层更加广泛

武则天并未对商业采取抑制的措施，而是采取了农商并重的方针，并收到良好效果，经商人数迅速增多，商人阶层同以往相比更加广泛，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民经商之风空前兴盛。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背井离乡，或者重新成为半自耕农或佃农，或者去从事工农商，加入小商小贩的行列。这种情况在高宗武后时已很明显。永隆二年（681），高宗说：“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8]107中宗时宋务光大呼：“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9]6531睿宗文明元年（684），命地方官吏注意防纠“惰于农作，专事末游”的农民[10]570。中唐以后，弃农经商之风更盛。

第二，官僚贵族经商之风十分盛行，许多王公大臣经营邸店、质库、车坊、水硙等业。隋及唐朝初年，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官吏经商，官吏经商的人数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武周时期官吏经商人数日渐增多，到唐玄宗时这一现象更加普遍，以至唐玄宗不得不一再颁布诏令禁止，如（开元二十五年令）诸王公主及宫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11]792高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贯，中宗亦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以“帝王之尊”而乐为商贸之事。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及其妻子太平公主家，被籍没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12]4740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官僚贵族经商之风之盛。

第三，胡商到处活动，实力很大，成为当时商人中十分重要的阶层，是当时流通界的一大特色。当时胡商相当活跃，在各大都会中都云集着不计其数的外国商人。广州在武周时已是胡商的云集之地，在此任职的官员多从胡商身上得其厚利。当时，广州都督路元睿及部下“侵渔”胡商，引起了胡商的愤怒，他们遂群起“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13]6535。胡商数量增多，娱乐活动多样，尤以“斗宝”为著，识宝的胡商颇以自己得宝为荣。他们在同行、国人中出示所拥有的宝物，以争名次，是为“斗宝”。武则天时有人“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开封东南），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并出5万缗买宝珠。[14]3238

（三）与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及对外贸易更加发达

武周时期，唐王朝同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在高昌设西州后，通过这里的贸易往来更加趋于频繁。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人申请通行证，自称“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请乞责保，被问依实”。武周政府于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日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考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15]89可见当时政府已允许诸蕃商胡自由到内地进行交易活动。武周时期的对外贸易同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胡商云集，贸易额明显上升。在唐代，由广州入中原地区都取道梅岭然后进入江西，而集于洪州（今江西南昌），因而洪州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武周时，有人携象牙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值至四十万……许酬百万”[16]3600。武周时期经营外对贸易的裴伷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17]1059这还不算是最富的，可见当时对外贸易之发达。当时胡商十分富裕，正如史书记载“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额骨及辟支佛舌，并清泥珠一枚。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18]3237这从一个侧面更能够反映出当时对外贸易之发达。

第二，港口城市发展迅速，扬州、广州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窗口。扬州作为一座商业城市，唐初已初现端倪。贞观年间，“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19]2332其商业已有一定基础，到武则天时，已是富商大贾集中之地。当时扬州商业资金雄厚，门类众多，货品齐全，奇装异服，咸备无缺。正如史书记载：长安年间（701?-704），苏环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20]2878。武周时，王方庆曾任广州都督，此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很发达，“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前都督路元睿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忿，杀之。方庆至，秋毫无所索”[21]4223。

（四）商人地位明显提高

武则天出身在一个由木材商人上升为新权贵的庶族地主家庭中，她对当时士族地主歧视士族地主有着切身的感受，执政后采取了打击士族地主扶植庶族地主的措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得商人的地位同以往相比明显上升，有些商人甚至在朝中担任要职。薛怀义本是洛阳街头一个卖假药的骗子，后来竟能当上武氏的男宠[22]4741；侯思止本是礼泉县上一个卖烧饼的无赖，后被擢升为殿中侍御史[23]4844；还有蜀州的几个商人能随便出入宫中，参加宴会，与武氏男宠张易之同座博戏[24]2956。这些充分证明武则天并不像唐初许多人那样鄙视商人，相反商人地位明显提高。

当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商业发展也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当时币制比较混乱，严重的影响了商业的发展。从高宗后期开始的私铸到武周时期日益严重，劣币日益充斥，“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25]2096可见，币制的混乱严重的影响了当时商业的发展。直到开元时期，唐玄宗采取了“一切禁断恶钱”，这种状况才得到大体的改善。[26]385第二，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从麟德以后至大周约四十年是物价上涨的时代，[27]147-150到开元后物价开始回落。以米价为例，唐初遭丧乱之余，米价有极昂贵急速剧降，四、五钱的低米价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约从天皇晚期与女皇时代才开始上扬，至天下无贵物的“开元之治”时代又下降，斗米不到二十钱，但仍是低米价时代的四倍价钱。百年之间，仅天皇后期以至女皇时代的米价上扬，实与当时通货贬值和膨胀，以及物价供应不足有关。[28]147-150

二、武周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

武周时期的商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那么促成当时商业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约而言之，当时商业的繁荣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出现了徐敬业叛乱这样的事件，但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很快走向失败，“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29]6440可见武则天的统治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的。正是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农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的。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她统治时期采取了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继续推行均田制等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突出表现在：第一，人口数量增长，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去世时，全国有户615.6141万[30]1837，有人口3714万[31]6714，同永徽年间相比提高近一倍。第二，粮食产量增多，国家仓库里粮食充足。[32]274陈子昂说：“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33]200。正是当时农业的发展，才为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的。

三是唐初以来推行的各民族融合、经济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时各民族融合、经济开放的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地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促进了唐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同时武周时期驿站制度已经很完备了，以神都洛阳与西京长安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长安三年（703）凤阁舍人崔融在给武则天上疏中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34]2998武周时期大唐疆域辽阔，东至大海，南达林邑，西尽波斯，北迄大漠，重要敕书日行500里[35]996，武则天自制的新字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得到推行[36]。这不仅说明武周政权的强盛，亦可证明当时交通确实发达，武则天的军政诏令才能如此畅通无阻。[37]281正是这样便利的交通条件才为武周时期商业的繁荣打下基础。

四是武则天本人的出身及采取的措施，对商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武则天出身在一个由木材商人上升为新权贵的官僚家庭，在她执政时，形成了一种对商人较为宽松的环境。在处理农商关系上，武则天采取了农商并重的方针，收到良好效果，不仅农业发展，人口增加，而且商业也迅速繁荣。

四、结语

综上所述，武周时期的商业同唐初相比确实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事实上武则天执政时期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政绩和文化业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她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唐太宗“贞观之治”时间二商业发展成果，而且也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8]271所以说武周时期商业的繁荣为连接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架起了重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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