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峰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 中文与社会学系，山西 太原 030012）

《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史实为依据由文人创作世代累积而成的文学巨著，既有共时性的真人真事再现，也有历时性的文学演义。作为一部文学巨著，整体来讲，其价值决不单单是一部小说而已，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内蕴的一部心灵史，其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是空前巨大和影响深远的。对此，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先生曾言：“《三国演义》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1］1关羽一生诚信仁勇，忠义名冠天下，以武圣之尊与文圣孔子齐名天下，倍受华夏子孙的顶礼膜拜。他曾经被人们视为扶困救危的江湖义士，亦被当做赤胆忠诚的一代良将，武功盖世，义薄云天。

一、关羽崇拜与忠义情结的彰显

在猛将如云的三国时期，关羽的功绩不是最突出的，武力也不是最靠前的，有人给三国名将按实力排名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也就是说，从横向角度看，在整个三国名将中，关羽仅列第四，在刘蜀集团，名列第二；从纵向看，历代名将中实力超过关羽的也不在少数，唐代的郭子仪、宋代的岳飞、元代的文天祥和明代的袁崇焕等等。论实力和贡献，历代名将中超过关羽的不在少数，但是从对后世的影响和被崇拜，关羽是首屈一指。长期从事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蔡东洲教授在《关羽现象探源》写道“关羽崇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因素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历史上关羽的忠勇信义是后世关羽崇拜的根源；其二，关羽崇拜最初源于荆州民间的大量祀关活动；其三，佛、儒各教对关羽的神化和利用及其民间的英雄崇拜之间的相互融合将关羽推向全国各地。”［2］

长期以来，关羽被视为一员忠义良将，深受人们的敬仰和赞誉。按毛宗岗的说法来讲，关羽体现忠义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件事：一是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主的“忠”，一是华容道冒死释放曹操的“义”。究其缘由，关羽形象既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推广的忠义，又体现了庶民百姓乐见的情义和信义，基于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从而使他不断受到权势者的推崇和嘉封，在民间也受到百姓的无限敬仰和赞誉。

从桃园结义到败走麦城，关羽忠心侍奉刘备约三十五年，两人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其间大概有三十一年他们就是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四处征战中起落漂泊着，从县尉到郡国相，从州牧到成都称帝，关羽不仅功勋卓著，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好多谋士良将遵循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事的原则，几易其主，离散聚合特别频繁，在这种环境下，关羽不论刘备贫穷低贱还是富贵显赫都忠心不二、矢志不渝地践行着桃园结义的盟约。正如王同书先生所言：“‘桃园结义’就是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同举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关羽辅佐刘备，匡扶汉室，从《三国》来看具体是破黄巾，斩华雄，战吕布，拒曹操，斩颜良，诛文丑，五关斩将，义释华容，取长沙，守荆州，破襄阳，攻樊城，走麦城等等”［3］。

二、“忠义”形象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描写较为细致和翔实，从桃园三结义到温酒斩华雄，再到过五关斩六将；从单刀赴会到义释曹操，再到夜观春秋。关羽谨记“忠义”，一生诚信仁勇，忠义名冠天下，《三国志》记载：“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4］57-58这条记载又见《吴书?鲁肃传》，吕蒙向鲁肃提到：“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5］82-83由此观之，关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在为人处世社会道德规范方面，上欲扶大厦于将倾，下能救黎民与水深火热，德才兼备，忠义可嘉。终以武圣之尊与文圣孔子齐名天下，长期受到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敬佩和朝拜。

关羽形象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人、侯、公、君、王、神和圣几个传奇阶段，其间有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有志士文人源于政治诉求的虚构加工，有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大力推崇。尤是，在明清两代，关羽形象的形成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已经不再单单是一名驰骋疆场、神勇过人的三国良将，而更多的是一种体现社会道德力量的精神象征，是统治者用来规范臣民的道德标榜和精神指引，是庶民百姓英雄崇拜的现实期盼和精神渴求，亦是历代文人宣扬一种忠君爱国的政治构想，更有甚者，在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黑社会组织约束帮众的不二法人。可以说，关羽“忠义”形象的形成承载了多重社会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人们在不同阶层的用各自不同文化意识形态界定着特定的关羽形象，逐渐叠加，使得关羽的形象越发丰润和超凡。

据相关资料考证，单北宋统治者就四次谥封关羽，由“忠君公”“崇宁真君”“武安王”到“义勇武安王”，究其因，应和北宋初年“内强外弱”的军力部署导致后期军队战斗力孱弱有很大关系，北宋历次与外藩的战争都落下风，所以北宋统治者特别需要忠君爱国勇武过人的英雄人物。而在《三国志》中陈寿称关羽为“万人之敌”智勇双全，这种集“忠义”于一身的英雄形象非常适合统治者来树立典型来教化臣民，从而巩固统治。因此，宋微宗不断追封关羽提高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希望借助推广关羽的“忠义”形象来宣扬尚武民风，从而为提高其国家军事实力储备后备力量。

另外，在推崇和谥封关羽的统治者中，也有一部分是处于国力强盛期间的。譬如，清朝一代，单北京一地，给关羽修建寺庙就多达116座，历代皇帝共六次谥封关羽，直至最后嘉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任勇威显圣大帝”，这样的大势褒嘉与清朝历代帝王欲促成满汉文化快速融合从而巩固统治有很大关系。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最后定型，很长一段时间，手握重器的中原统治者面临内忧外困，边境有少数民族的侵扰，朝内有帮派之争掣肘，加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历代统治者都急需颂扬一种“忠义”风尚，提倡尊君爱国。

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于斯感于斯，罗贯中在塑造关羽过程中势必会带有时代的要求和生活的痕迹。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提到“整个来说，关羽的形象，分明是罗贯中作为一个‘理想英雄’的典型创造出来的”。［6］112-113

三、结语

关羽形象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逐渐丰富圆润起来的演变过程，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其实存在于中国社会已久的“英雄史观”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股潜在推动力量。英雄史观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有深刻的社会、阶级和民族的根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总是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代表——领袖或英雄的活动当中，因此，每个阶段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真实的和文学构建的英雄人物。生逢乱世的三国，更是英雄辈出，清朝史学家赵翼在提到三国人物的时候写道“人才莫盛于三国，亦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已成鼎足之势。”［7］22-23正是集合了各种内外因素，关羽的“忠义”形象活灵活现的成型在文学画廊中并呈现于人们心中。

［1］何满子.〈三国演义〉研究和方法问题［J］.三国演义学刊,1986（2）:17-18.

［2］蔡东洲.关羽现象探源［J］.中华文化论坛,1999（2）: 18-20.

［3］王同书.〈三国演义〉对关羽的描绘及其文化意蕴［J］.明清小说研究,2002,（2）:12-13.

［4］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2:57-58.

［5］陈寿.三国志·吴书·鲁肃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2:82-83.

［6］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12-113.

［7］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23.

（责任编辑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