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飞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国共两党便认识到了敌后抗战的重要性，比如1931年东北沦陷初期大量旧军队曾自发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留在东北敌后继续抗日，国民政府也颁布《义勇军组织与训练大纲》；中共方面则曾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随着日军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国民党方面曾拟定对日战争时期指导大纲，将抗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消耗战时期、持久战时期以及反攻时期[1]103，持久消耗战就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展敌后战场的思想来源。

一、山西敌后战场的建立

日军占领平津后，延平绥路西进，意在夺取晋绥。很快晋北大片领土失陷，当时晋北各县除朔县县长郭同仁拼死抵抗外，其余县长纷纷弃城而逃。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意识到县长死守县城并非上策，遂在山西省内实行游击县长制，令各县县长不得退出县境，而应在县城之外的本县乡下，组训民众，协助军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不久，阎锡山为加强省县之间的联系，于1937年10月间将全省105个县按地理形势划分为7个行政区。

太原失守后，第二战区部队迅速南撤。此时，国民党军委会正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为保卫陕西以及川渝大后方，会议决定“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越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部队应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以空间换取时间”[2]166。1937年12月下旬，阎锡山将山西全省依行政区之规定，分为七个游击区。主力部队分驻各区，与当地民军配合，攻防各地战略目标，力图形成全省游击战争局面[3]171。

1938年2月，国民党发动“反攻太原”战役，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由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统一领导。而此时，华北日军也分兵南下，企图夺取晋南。双方在晋西北文水、交城一带，临汾以北韩侯岭一带展开激战。3月初，日军占领临汾等晋南重要城市，同蒲铁路全线沦陷，山西全省沦为敌后。第二战区随即将卫立煌指挥的原中央军改为南路军，在晋南中条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东路军以朱德为总司令，在太行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以杨爱源为总司令，在晋西南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北路军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在晋西北建立根据地；五台区以杨澄源为总司令，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根据地[4]61。至此，山西敌后战场初步建立，卫立煌领导国民党军队在晋南中条山地区坚持敌后作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卫立煌领导国军对日伪的军事行动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败，卫立煌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在晋南中条山地区坚持敌后抗战长达三年。在整个山西地区，卫立煌领导的部队最多，包括第四、第五、第十四三个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5]，所牵制的日军数量也最多。

（一）初期作战

日军占领晋南后，卫立煌所部陆续进入中条山地区。1938年3月中旬，第十四集团军两个师和第八十五师等分别进入晋南中条山的翼城、沁水、垣曲一带。此时，国民党令留晋作战部队在所守国土失守之后，不得退却，即留该地作大规模之游击战[6]209。对于敌后游击战，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没有经验的，加之如何使人数众多的部队转入敌后进行游击，这成为晋南国军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卫立煌与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多有接触，共同商议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问题。随后，当时率先转移至中条山地区的李默庵又与卫立煌商议，果断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十四军在汉口招收的600多名青年集中到洪洞县整训，然后将这些青年分派到驻地民众之中，发动民众支持和协助部队抗日；同时，严格整训部队，抽调一些部队帮助民众进行春耕生产[7]210—211。以上这些措施使得军民关系融洽，国军在中条山地区逐渐站稳了脚跟。

1938年5月，在韩侯岭作战失败的卫立煌经延安到达山西垣曲，随后便指挥国军对日军进行广泛的敌后游击作战。他令部队要灵活选择有利时机，于不同地点对敌实施攻袭。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击和消耗敌军的兵力和物资，而不在于占领地域。自1938年5月到12月，光十四军就对南同蒲路沿线之敌发动约百余次攻袭，每次杀伤敌数十到数百不等。且均能以轻微的损失取得较大的战果，并能安全撤回驻地[8]212。此外，还一度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解除了日军对陇海线的威胁。到1938年年底，国军在山西各根据地站稳脚跟。

（二）中后期作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适时调整战略，于同年11月在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9]297，“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10]278。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第二战区于1939年2月颁布第二期作战计划，其具体部署是“迅速在中条山、吕梁山以及太行山建立根据地，整训军队，并对同蒲、正太沿线之敌，不断袭扰，破坏交通，相机转移攻势，并准备优势兵力，防止敌人渡河。”[11]此后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敌后进入攻坚时期，国军相继发动春季、夏季以及冬季攻势，同时，也进行了多次的反扫荡战役。由于1939年后阎锡山抗日意志的下降以及傅作义远赴晋绥，所以在这一时期，山西国军抗战多由卫立煌领导。

1939年3月，南昌会战开始，国军为配合正面战场，令二战区部队向日军发动“春季攻势”，卫立煌南路军作战目标为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二十师团。到5月中旬，卫立煌领导南路军与晋绥军配合，痛歼同蒲线南段霍县、曲沃等地区日军。6月上旬，日军扫荡晋西、晋南，第二十师团及第三十七师团，分由夏县、解县向中条山西部攻击，但遇国军第四集团军阻击。十三日，日军突至芳津渡、平陆附近，十四日侧退。十七日，国军恢复原阵地。六月十八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及三十七师团一部，转移至闻喜、夏县间，向国军第五集团军地区攻击。二十二日，突至垣曲，二十三日侧退。二十七日，国军恢复原态势。[12]646月下旬，国民政府为保卫山西，令第二战区以及冀察、鲁苏三战区于7月对日发动“夏季攻势”。恰逢此时，日军为打通白晋公路，对晋东南发起进攻，一度攻陷长治、晋城。国军南路军见日军深入晋东南地带，乃向日军展开反击，围攻长治、高平、晋城等处日军，日军伤亡惨重，国军克复阳城、沁源等城。敌除占领白晋公路沿线，长治，晋城等要点外，大部退回原据地。其后，国军又对据白晋公路沿线之日军发动攻击，但由于日军增兵，无果而终。9月后，国军积极破坏白晋公路，使日军不能使用。1939年10月，国军第一、第二期整训完毕，部队战斗力大增，为打击日军有生力量，遂令各战区对日发动“冬季攻势”，二战区于11月下旬准备“冬季攻势”。此时，日军为解除晋南三角地带之威胁，以第三十七师团，攻中条山西部，国军第五集团军乘势反击，至1940年1月中旬，日军被击退，国军克复闻喜、绛县、夏县等地。国军继以东路军及南路军对晋东南、晋南之日军展开攻击，先后克复高平、黎城、潞城等地。但由于日军提前发动进攻，打乱国军计划，二战区“冬季攻势”战果较小。1940年4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企图打通晋豫交通，向白晋公路东侧陵川及西侧高平关进攻；同时，同蒲路南侧四十一师团，向阳城进攻以策应。被南路军第九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七军以及第二十七军协力击退。后南路军于五月向晋东南之日军发起反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六月上旬。1941年1月2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电令各战区指示作战指导要旨：“敌人今后战略指导，似以巩固占领地区为目的，随时形成局部优势兵力，对我各战区轮流打击消耗，妨害我军整训，使我不克重整反攻之力量。”为此，国民政府提出“编组训练各种出击部队，分区向敌实施游击作战。并破坏敌后交通场站、资源；并阻扰敌军开展扩大伪政权之企图。第一线除配置必要之最小兵力外，其主力轮流抽调整训”[13]69随之，第二战区部队便对日展开全面敌后袭击，彻底破坏交通，摧毁伪组织，使日军遭受极大困扰。

卫立煌领导的晋南中条山根据地一度给日军华北治安造成巨大威胁，使日军始终无法渡过黄河，日军曾一度视其为“华北盲肠”，为了拔除中条山根据地，日军曾先后发动13次扫荡，但都无果而终。1941年5月，日军以7个师团优势兵力进攻中条山，此时的卫立煌由于和中共关系密切而被蒋介石调往后方听训。最终，国军伤亡惨重，除留少量兵力继续在中条山地区游击外，大部退过黄河以南，卫立煌由此离开山西战场。由于卫立煌领导下的晋南中条山根据地和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以及晋西南吕梁山根据地互为犄角，构成阻碍日军南渡黄河的屏障，且其中尤以卫立煌所部兵力最强。所以，中条山失陷后日军乘势拔除国民党在太岳山和太行山据点。此后，国军在山西仅保留晋西南一块根据地，其敌后抗战进入衰萎时期。

三、山西敌后的卫共关系

从忻口会战到中条山战役失败卫立煌离开山西战场，卫共双方关系一直十分融洽。尤其在山西敌后，卫立煌不仅在战斗上和中共积极合作，同时，也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这不仅有利于山西抗战，也有利于中共的发展。

（一）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

在对抗日军以及与中共的交往中，卫立煌逐渐认识到要在华北坚持抗战就不能打没有后方的仗。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战地工作，卫立煌便请中共党员赵荣声等到司令部担任秘书，学习西北战地工作团的办法建立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工作团成立后，赵荣声等便积极开始行动，先是以考试为名招收一批坚持抗日的进步青年[14]96。随后，通过办油印刊物《西线》，办晚会，谱写十四集团军军哥等方式活跃前敌总指挥部的气氛。此外，如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战地民众组织问题，某军某师军队纪律问题等等，都由工作团考虑意见，用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行文[15]102。随着工作团的发展，中共在其中也成立了秘密支部，这些党员在部队都起模范带头作用，帮助卫立煌部队抗日，帮助其学习八路军的先进经验，并在军队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总之，战地工作团的成立不仅使国军面貌焕然一新，军民相处融洽。同时，卫立煌等高级将领和中共关系也更进一步，他的部下陈铁就回忆“卫立煌从延安回来之后，一有机会，就引见我同共产党人见面。后来还曾提到一起入中国共产党的事。”[16]60

（二）军事合作

除忻口战役和韩侯岭阻击战等正面战场外，卫立煌和中共在山西敌后也多次合作打击日军。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卫立煌配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向正太、同蒲等各线出击，对此，卫立煌也命令部队协同作战。在其给朱德的电报中便提到“顽寇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予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已饬各部迅速动作，配合贵部作战，完成兄等歼敌大计。”[17]220当时，山西地区已经发生“十二月事变”，国军各部与中共方面已经很少合作，但惟独卫立煌所部还能继续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此外，像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等战役，也是双方合作完成的。

（三）调节国共摩擦

1939年冬，“十二月事变”爆发，山西地区国共矛盾公开化。当时晋东南晋绥军孙楚所辖第八集团军向决死三纵队发起攻击，并摧毁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此，卫立煌保持中立，严厉约束所部，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并借机将孙楚部挤出了晋东南地区。事变结束后，卫立煌还与中共协议以临(汾)长(治)道路——长治——平顾——磁县(河北省)为界划定双方活动区域，八路军转移到该线以北[18]109。此后，双方虽各自划定“防区”，但卫立煌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帮助中共八路军解决了两项重要问题：第一，允许十八集团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二十七军在同善镇以及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十八集团军兵站人员三、四十名以及在晋南其他地方捉来的八路军人员全部放回。第二，自山西、河北地区国共摩擦后，国民党一度停发第十八集团军军饷，这给中共八路军造成很大影响。经双方协商后，一度解决了这一问题，直到“皖南事变”，国民党才再度停发军饷。总之，由于有卫立煌的调节，晋东南国共双方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再爆发过大规模摩擦。

［1］［2］［9］［10］陈存恭、马天纲等.白崇禧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03、166、297、278.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71.

［4］［5］［11］［12］［13］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六卷）［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61、62、62、64、69.

［6］［7］［8］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209、210—211、212.

［14］［15］［17］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96、102、220.

［16］陈铁、我与卫立煌.（中华文史资料文库9—1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60.

［18］（日）内田知行著,田酉如译.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