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杰

（宁夏大学a.人文学院；b.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750021）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始终为解决两大社会问题而艰难推进，即民族危亡和民族统一。前者是对中国各民族一致对外而言，伴随着欧风美雨和日本狼烟，近代中国社会始终挣扎在民族危亡的边缘，从鸦片战争始就逐步产生了许多思想派别，如经世派、早期维新派、洋务派、戊戌变法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他们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主张挽救民族危亡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至于后者，是对中国各民族内部而言，民族统一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追求的第二大目标，它是民族思想的直接反映。实际上民族危亡和民族统一这两大问题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实。

对民族思想一词的解释，崔明德在《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一文中认为：

民族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和民族问题状况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以及对民族及民族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主要包括对民族起源、民族发展规律、民族政治结构、民族经济制度、民族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分化与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民族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民族发展的路径等问题的思考、认识及预见。此外，作为中国民族思想，还应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中的中国化问题。［1］（P90）

上述对民族思想的认识虽然宽泛却也合理。通俗地讲，所谓民族思想，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人们对本民族和他民族以及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和主张。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民族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鸦片战争前后，承袭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二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排满反清思想；三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五族共和思想。作为一种凸现民族平等和民族统一的民族思想，“五族共和”思想的形成在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相当丰富和曲折的历史演进脉络，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民族思想的新陈代谢，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

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洋务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民族思想在本质上依然承袭了古代传统的华夷之辨，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总的来说，以华夷之辨为主导思想和主要线索的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夷夏对立、夷夏有别、以夏变夷及因俗而治等内容。

华夏族（又称为夏族、诸夏和华族）是汉族的前身，对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解释目前来看应当是《尚书正义》：“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里显然是以服饰习俗和国土面积来突出华夏族。但是，直到西周之前，华夷之辨还十分朦胧。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夷在一定条件和时机下可以转变而为夏，夏同样也也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变为夷。比如商人起源于东夷，而周人与西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周末年，随着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华夷之别也就日趋明显，因为语言风俗、地域国土、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华夏与“无方之民”的概念。《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2］华夷之别的思想观念至此开始根深蒂固，而华夷之别必然会导致夷夏对立和纷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当是最为鲜活的写照。战国时期，随着民族交往（此时期主要交往形式是战争）的日趋频繁，华夷之间的了解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华夷之辨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面，由于霸业和战争的需要，夷夏有别、贵夏贱夷、尊王攘夷等观念更加坚固；另一方面，由于统一和交往的需要，也出现了四海一家、以夏变夷的新的思想趋势。孔子也曾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朴素的带有和谐融洽的早期民族主义观点，［4］并主张教化蛮戎夷狄等少数民族，即他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两汉及隋唐盛世，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之下，华夷之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普遍追求和宣扬夷夏一家的思想。比如汉时提出“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观点，而被少数民族共同称呼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在深刻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更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5］还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的民族偏见。此外，华夷之辨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因俗而治。从先秦两汉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到唐、宋、明、清的羁縻府州县制、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都是因俗而治的直接反映。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华夷之辨的上述内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很多时候表现为相互联系和相互并存，共同构成了古代的民族思想，在此不再赘述。

众所周知，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社会步入了近代史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思想主要有两个：排满反帝和五族共和（或者说民族平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直至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已经是近代社会，但民族思想仍然承袭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华夷之别思想，只是这里的所说“夷”被赋予了时代的特征成了西方列强的代称，而传统思想中的以夷变夏的概念新增添更多意义上的师夷强技以制夷的内容和色彩。

二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失败，振兴大清朝的期望也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再加之戊戌变法的不幸结局、八国联军的践踏和《辛丑条约》的侮辱，于是当时的中国社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股以辛亥革命为轴心的强大的排满反帝力量。此种力量也就理所当然地化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民族思想。

排满反清这一民族思想可从近代两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和说明。排满反帝的急先锋当首推章太炎。他的排满思想代表了当时大部分革命者和士人阶层的主张，概括来说，其特点有二：一是以文化别种族。他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以历史阐扬“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他曾经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6］（P181）从而认定历史上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文化落后的种族，理应归化于汉人，而非汉人受制于少数民族。章太炎用文化的概念区别种族、以历史来激扬国民，对推动反满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他的思想和言论中透露出来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十分明显。二是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主义民族思想。和当时大多数国民一样，章太炎对清朝政府存在的腐败与专制极度愤恨和排斥，从他自身而言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却也没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上去认识和分析问题，把中国当时存在的所有弊病和祸害同样一概而论简单的归结为满族政权的腐败统治，他偏激的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6］（P181）并进一步错误的下结论认为“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7］（P171）总之在章太炎的眼里，只有汉人才是优秀的种族，中国的独立与强盛非自汉人而不能始起。

另一个排满反清的倡导者就是孙中山。与章太炎一样，孙中山曾经一直高举排满反帝的旗帜，所不同的是，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这一民族思想在革命的具体实践里在逐步的变更和修正，这当是很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从反满开始的，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就发表了一系列反满的言论，例如在1897年3月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8］（P88）再如，他一再强调：“我志在驱逐满洲人”，［8］（P195）同盟会成立之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里一半内容讲的是反满的民族思想，这完全可以证明直到此时，孙中山依然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思想。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中国明国成立前后，孙中山的这种民族思想逐渐渗入了民族平等思想因素，并为“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三

实际上，一直以来，在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两大民族思想，即华夷之辨和排满反帝思想的同时，也酝酿着民族平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积极倡导民族平等和民族一统思想且成效卓著之人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最早系统的宣讲和传播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他的启蒙宣讲和传播，使得当时大部分沉睡几千年的国人犹如大梦方醒，才有了鲁迅这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思想从此在社会大众的深入人心。这些思想的传播在后来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建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历史影响不言而喻。胡适同样作为一个曾接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培养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此做了这样评价，在其《藏晖室扎记》，增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嚎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人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9］（P122）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这样一个显明的特点：即倡导合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作为革命政党的纲领这一口号对于推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的统治显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样存在的弊端也显现无遗。梁启超通过对事实了解的深入也清醒地察觉和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当时做出了这样的警告，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首先面临的是“大民族危亡”的危机，其主要的敌人是正欲瓜分并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而不是现在昏庸腐败满洲政府。“苟以救国为前提，无论从何方面观之，而种族革命总不能为本身手段，为直接手段”。他认为从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式出发，救国与种族革命两种理论完全不能相容，种族革命势必产生进行复仇主义的暴力干涉这样的结果，导致“不完全共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招致帝国主义对当局的强加干涉，从而使得中国会更快得沦落。为了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想力求保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就必须要中国各民族共同有力的团结在一起，重新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是汉族联盟排斥在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的其他民族，而应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10］（P214）梁启超这种救亡图存的思想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了很大的独特之处。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努力抵抗外来民族侵略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从传统教育衍生出来的“大民族主义”，换言之，就是超越了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范畴，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包含其中的明显具有近代意义和近代色彩的民族主义。这种蕴涵着民族平等和民族一统的民族思想，无疑赢得了中国所有民族的赞同。

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明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就职宣言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均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1］“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和民国政府的认同充分说明，由于这一思想凸现民族平等和民族统一两大内容，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近代民族思想在内忧外患之中逐步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而更加完善。

［1］崔明德.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4）.

［2］礼记（卷3）［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5］司马光.资治通鉴（198卷）［M］.

［6］章太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胡适.藏晖室扎记［M］.上海：上海亚东出版社，1939.

［10］〔美〕约瑟夫·阿·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M］.刘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1］何志民.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