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敏

（闽江学院 历史学系，福建 福州350108）

福州古代教育肇始于两晋，唐末李椅、常衮的兴学活动使福州学校教育开始初步兴盛，宋代以后，福州教育进入繁荣阶段。教育的发展使福州的文化有了长足进步，文人学者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传承文化、担当道德，以文明教化百姓，以道德规约社会，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闽都繁华不仅在于人烟稠密、华构云集，更因人文蔚起，冠盖相望。各个时期的文人学者都以自己的言行引领着社会风尚，作为闽都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雅情意趣一直在闽都大地传承。

一、遁迹山林，隐居不仕

文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承载着知识与价值传承的重任，所以儒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对士来说，社会提供晋身的道路只有“仕”一条，所以才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但在中国古代，大量的文人选择了仕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就是“隐”，成为隐士，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隐逸文化”。中国文化里以儒家为核心的理学传统中，一直都伴随着老庄学说的潜行和延续，任何喧嚣鼓噪的地方都可能沉淀着气定神闲的人，都一定留有滋养清雅的弹性空间。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自先秦至明清，隐士尽管并非士阶层的主流，但他们代表了中国古代士阶层一种很重要的生存理念和价值追求，其影响不可忽视。

闽都的隐士屡屡可见。梁朝的虞寄隐于东山之麓，［1］（P69）是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乌石山的宿猿洞即以隐者所畜之猿命名。［1］（P77）唐朝隐士黄子野隐于方山，［1］（P83）宋朝刘涣隐于渔溪，［1］（P102）都不肯居官。在他们看来，隐逸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明初，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及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给士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士阶层中隐居不仕者日益增多。郭廑隐于镜湖书院，是“百年来罕有知者的隐君子”；［1］（P81）吴洪栖隐于小君山；［1］（P94）“明布衣邓定结庐竹屿耕隐堂，足迹不入城市”；［1］（P66）罗泰隐居于丽泽轩，“礉心于学，不为俗撄，处一室，左右图籍，时则有若同志相与讲肄镞砺焉。”［2］（P624）各个时期的隐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未参加过功业的追逐，始终置身于社会正统的功业仕途之外，仕途之艰难坎坷、宦海之凶险莫测，使他们对官场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和厌恶。有鉴于此，他们选择在自然中生活，在自然中消失。五代时期的卢皓、林甲“当太祖王闽时，两人避地而钓，爱福唐小练山山水，诛茅隐焉”。［2］（P401）宋朝的陈则之“有文行，养高不仕，著书为业”；翁亢“性任侠，喜谈往事，亦能诗。邱园五十年，绝迹城市，人鲜有知其名者”；王士荣“一意归耕”。［2］（P402）元明清时期这类隐士更是常见，他们试图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他们并非没有追求，而是一种超越了世俗功利的追求。另一类是在激烈的功利角逐中急流勇退者，他们曾经投身于现实功利的漩涡，洞悉角逐场的内幕，因而在一定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宋代的俞湛，“累官屯田郎中，为本路转运判官，年五十休致，乡人名其坊曰：‘旌隐’。后迁城南之宿猿洞，三召不起”；［2］（P403）明代的黄见泰“崇祯庚午举人，性狷介，素以名节自期。隐居村落”。［2］（P404）这类隐士，以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大概还可以在当时的名利角逐场上一露头角，如果他们曲意逢迎，也可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他们有的不愿意在这种角逐中耗费生命，不慕高官、不恋仕途，选择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抗争；有的冷眼旁观，认为在那样的名利场中不可能获得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于是明哲保身，归隐山林。讨论这些隐士的是非功过，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些隐士的着眼点在于保存自身，他们的智慧表现在能够清醒地判断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位置，自主地做出选择。隐士们对现实的社会和自己现实的人生，多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想在正统体系的运作之中取得自己独立选择的权利，而不是随着或是完全随着功名利禄漂流。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心性超然、独立不羁，内心世界情感复杂、思想深刻，以超然的意识，在一个较高的思想层面上俯视生活、观照人生。隐士重视生命内在深层意识的体验，他们洁身自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引导人们从世俗中抽身引退，留更多的时间、用更好的心境去思考、捕捉精神深处的细微感受，最大程度地发挥生命存在的资源，对纷乱世界的颓败人心，是有一定的疗效。

福州古代的隐士们，凭依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在山水中自由徜徉，他们能够恰当地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于世间至道的参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隐居并不意味着失去了人生的价值，而是风波险恶的世界对人性的异化，对人格尊严的再度构建和提升，是对生活的认真和对自我的珍爱。在遁迹山林、抱璞守真之时，他们也忧国忧民、心系天下。永福人黄雍“知宋将亡，隐居山中，语及时事，恒流涕被面。文天祥励志恢复，闻其慷慨多奇，以诗招之。雍度时事不可为，辞不就，然每诵其诗，以语门生吴鉴，辄痛哭移时”；［2］（P401）闽县人高升“性乐易，喜施舍，乡党敬之，凡有斗者，不之官讼，辄就伸曲直。”［2］（P403）隐士们对芸芸众生的关心，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于此可略见一斑。士人的退隐之志，并非沽名钓誉，也非仅仅是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其中蕴含着深切的内心矛盾以及对于人生和社会的苦涩思考。

二、悠游山水，恬淡闲适

不过，大多数的闽都文人并不认为思隐便须山居野处，与世隔绝，绝迹城市。他们认为，只要志在于隐，无须异于常人，匿迹于深山，即使身有所牵，也可在心中构建起一块精神绿州，至于山水林泉、鸟语花香之类的隐居乐趣，则完全可以在游山玩水中求得。于是他们悠游山水，追求一种恬淡闲适、悠然自得的艺术化生活情趣。

对古代文人士大夫而言，自然山水是一座精神家园。谢灵运在其《游名山志》中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他认为，就像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是满足天赋的精神上的志趣和需求的。略略翻阅文人们的作品即可发现，各类吟山咏水、赏景记游的文字可谓俯拾皆是。对他们而言，足迹所到之处不外是名山大川、园林苑囿之类，通常包括古迹、古刹、奇泉、名石、寺庙、宗教圣地等等。中国文人有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格塑造传统，这可以说就是无数个士大夫对成就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的实践总结，他们早就知道一个完满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于是，除了人生的功业，除了满纸的锦绣，他们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自然的山水了。苏东坡曾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这座精神家园里，他们行其所行，得其所得，乐其所乐，可以登山临水，游览观赏，席芳草而镜清流，览卉木而观鱼鸟，在与自然亲和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康复与升华。当他们寄情山水、纵意游肆，与自然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亲近交流时，既是在进行一种心灵的汲取与补偿，更是在从事一种精神的输出与赋予。这种心灵的创造活动是文化的、哲学的、审美的、宗教的，而其结果就是一种充满哲学智慧的生命情调和生活美学意趣的诞生和成熟。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士大夫无法割断自然山水与自身精神生活的联系的纽带，自然山水最终与他们的生命情调和生活意趣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沉淀，他们也通过这种人生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主体人格。明代的屠隆，“延接吴越名士，青簾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纵览关塞”；［3］（P211）清代的林侗弱冠即随其父林逊“纵观三辅，历游边徼，走庄浪凉州间”；张远“走吴楚百粤……三上滕王阁，皆有诗”；李彦章“所至访求名贤祠宇、古迹名胜，遇有碑刻，靡不周览考证。”［3］（P219）文人们的游历大多属于“漫游”，绝无功利的目的，只求得回归自然，放浪形骸以超脱俗务。即便是今天看来，这样一种旅游行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能体现旅行活动的底蕴，是中国古代文化生活中最具有个性色彩的现象。他们回归了“游”的原始意义，即天真、自由、自然状态的游走活动，是深藏于他们无意识中迁徙、游走情结的必要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名山大川通常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然而由于距离遥远，旅费高且风险大，所以能够到达赏游的人并不多，当然更不用说偏远的不知名景点。由于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能够游历各地的文人终属少数，更多的士人多是从事短距离的旅行，目的地为福州及其近郊的风景名胜。地处福州市中部的乌石山乃城内“三山”之一，山上怪石嶙峋，林荫壑胜，环山寺观栉比，山间亭榭交错，有三十六奇景，唐代即为游览胜地。位于乌石山南麓的宿猿洞怪石林立，藤萝阴翳，是乌石山胜景，加上其中流淌的隐逸文化气息，吸引了无数文人悠游其中，吟咏不绝。据《乌石山志》记载，以宿猿洞为题作文赋诗的有程师孟、张徽、沈绅、陈襄、林炯、周元、高濲、徐熥、徐勃、谢肇淛、徐家恒、叶观国、黄汉章、刘家谋、郭柏蔚、郭柏苍等十余人。［3］（P47）春游踏青也是文人学者们乐于进行的活动。春游不仅能使人开阔心胸、陶冶情操，而且能增长见识、强身健体。置身于青山绿野之中，春风拂面、芳草如茵、阳光和煦、鸟鸣雀跃，处处充满生机，使人顿感心旷神怡，精神焕发。寒食正值春季，“是日早登乌石，晚游九仙”。［4］（P640）从汉朝开始，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便被定为“上巳”。在这一天，人们要到水滨洗濯，以消除不祥，叫做“修禊”。在这天修禊以后，人们往往要举行野餐宴乐和曲水流觞的诗酒盛会。游乐的人们列坐在环曲的水溪旁，把酒装入觞杯中，置于托盘上，放在溪流上游的水面上，使之顺流飘下。觞杯飘至曲折拐弯处，往往会停住不动；即使在前一转弯处未停，也会在后一个转弯处停下。酒杯停在谁的近前，谁就得将酒饮下，饮后还要作诗吟唱，作诗不成便是罚酒。据《八闽通志》记载：“闽县东有桑溪，越王无诸尝流杯宴集于此。宋时，太守禊饮之地有三：一曰南湖禊游亭，二曰东禅肖兰堂，三曰圣泉曲水亭。郡守王逵《上巳游东禅》诗：“紫陌破清晨，雕鞍映画轮；因修洛阳禊，重忆永和春。［5］（P53）徐熥、徐勃、谢肇淛、曹学佺等都留下了桑溪禊饮的诗篇。［2］（P560）藤山绵延起伏五六里，恰如瓜引藤蔓，“山多梅花，开时郡人载酒出游，故亦曰梅坞，额曰“罗浮春色”。明谢肇淛、曹学佺皆有《藤山看梅》诗。”［1］（P80）闽都文人好游之风极盛，文人雅士几无不好登山临水、观览胜迹者。

三、修园构墅，寄寓情思

外出游山玩水虽然惬意，但终究不是日日可行之事，闽都的文人学者们纷纷于第宅旁辟地修建私家园林，有财力者更往城郊依山傍水处构筑山庄别墅，以寄寓其山林之思，各地方志中常称之为园、园墅、池馆、山庄、别业等，功能上一般集居住、休憩、游赏三者合一。

如雨后春笋般的各处园林，其规模大小、经营安排等，皆视主人的财力或趣味而有很大差别，建筑艺术上也各有千秋。其主要特点是规模较小、布局灵活、营造精巧，建筑体量相对较小，多假山奇水、玲珑秀雅、韵味隽永。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人们心灵得到一些慰藉，找到归属感。由于其主人多是文人士大夫或是由文人参与设计营造，因此表现出士大夫阶层的清高淡泊、寓意深远的思想意识。第宅园林风格富有文意与书卷气，清雅质朴，个性鲜明。多以写意式的山水为主体，将大自然的山水景观浓缩提炼到诗情画意的境界，并致力于创造“小中见大”的空灵玄远的精神空间。布局呈生态型自由式，追求自由灵活，讲究迂回曲折、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山是园林的骨骼，水是园林的血液，建筑是园林的眉目，花草树木是园林的毛发。山、石、建筑、花木是构成园林的基本要素。山不仅可以分割空间，供游人登高远眺，而且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审美对象。位于旗山之阳的响石崖，“明少保黄镐别业。有桂岩、鳌石诸胜。山畔万松如棘，有石累然伏土中，人行其上，璘璘有声。”［1］（P83）位于乌石山南麓的涛园，又名石林园，园主人四代许豸、许友、许遇、许鼎均为福州素享盛名的文学家或书画家，构筑的这座园林即以怪石交错、林木阴翳而得名。［2］（P623）庭园中之布石，或卧或立、或聚或散，不论在溪流之畔，林木之间，芭蕉修竹之下，房舍之侧，或孤立成峰、或叠石拟山，均应与地形、地貌相吻合，使着落自然，露藏相宜，相应成趣，宛似天成，使整个庭园充分表现出山野之情，林园之胜，使人有暂离尘俗之感而心旷神怡，达到身心休息的目的。水是园林的血液，它给园林带来活力与灵气。水通过不同手法的处理，可以产生不同的美学效果，宁静的池塘、潺潺的小溪、飞溅的瀑布都给人以美感。此外，水还可以养鱼植莲、浇花灌木、洒扫庭院、清凉消暑，而且，山与水的有机组合还可以形成静与动、刚与柔、实与虚的对比，产生美的张力。乌山之北的榕庵是明天启年间诸生韩锡所筑，其左即有蒙泉，形如覆盂，大旱不涸，为城南第一泉。明林蕙《汲蒙泉》诗云：“别去蒙泉三十霜，今朝来汲沸茶铛。山翁面相都非旧，一勺何曾改冷香。”清林皦有《汲蒙泉》诗载：“身世原同不系舟，于今我复傍林丘。乌峰阅历游人老，独有流泉不肯休。”［3］（P61）

建筑是园林的眉目，要做到眉清目秀就是要在建筑上巧妙构思，多则乱，少则野，因此建筑的安排通常是造园者煞费苦心的地方。花草树木是园林的毛发，从造景的角度看，植物可以围合空间、反映时间、点缀山池、修饰建筑、组织道路、陪衬主景、丰富层次。主人用其高矮、粗细、曲直、色彩等因素，或孤植，或群栽，或点布，或排列，或露或藏，或隐或显，以使组景层次分明、高低有序、浓淡相宜、彼此呼应。植物的自然属性还往往给人以象征意义和精神寄托，因此，许多园林往往在园中种植松、竹、梅、莲、兰、菊等植物，以寄托自身的道德理想。花草树木主要以自然的姿态出现，带给人们自然的美感，同时植物的存在又能引来飞禽走兽，形成了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观。位于鼓楼区文儒坊西段南侧的的陈承裘故居，其主座东侧的园林梅舫花木阴翳，清幽雅致，其中有百年腊梅一本，据说为陈承裘手植，至今枝繁叶茂。大花台上还有桂花、茶花、米兰、曼陀罗及外国石榴等名贵花木。［6］（P8）一座优美不俗的园林，必定是山水相映、建筑点睛，花木繁盛。坐落在鼓楼区花园路的芙蓉园在南宋时称芙蓉别馆，系参加政事陈韡所建的私家园林。陈韡去世后，芙蓉园几成废园。经历了元代和明初中期的萧条、荒芜之后，明弘治、正德年间，诗人傅汝舟移居于此。万历年间，东阁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把它辟为别墅。清光绪年间又为宦游归来的湖北布政使龚易图所得。园内共有三口水池，与安泰河的流水潮汐相通，围绕着三口水池筑起了假山园林，分为“武陵园”和“芙蓉别馆”景区，以山取胜，以水为景。龚易图又根据太湖石的不同形状构筑了各个小景区的主题：文笔临空、龟蛇相争、达摩面壁等等。楼阁依水，水榭临池，花亭、月窗、小桥、霞洞……将中国的园林艺术发挥到极致，而园内的奇花异果、荔枝、桂圆、榕树、桂花、紫藤、玉兰、黄皮果等，将园林点缀得灵气十足。池中五色的游鱼给宁静的园林增添了生命的动感。［2］（P623）

身居闹市过于喧嚣，隐匿深山过于寂寞，而修建园林则可以将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朝朝暮暮，赏心悦目，尽情领略山水林泉的野逸之趣，并籍以涤除尘世的纷忧。江苏巡抚梁章钜引疾归故里，在黄璞旧居遗址建一小楼，取名“黄楼”，周边配有假山鱼池，四时花木掩映，颇有江南园林的风韵。又如光禄坊的许氏“涛园”以“青峰白云，回环雉堞”建筑布局为特色，清代名家周亮工为园撰楹联“文献世家遗硕士，江山故国有涛园”。园林是作为真山真水的替代物存在的，为此，文人士大夫希望尽可能保留或营造出大自然景观的生意和真趣，因此，不事雕饰、崇尚天然成为他们追求的一种意境。正如谢肇淛所云：“假山需用山石，大小高下，随宜布置，不可斧凿，……若纯是难得奇品，终觉粉饰太胜，无复丘壑天然之致矣”，“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叠，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侧之地，又含野意，勿琐碎而可厌，勿整齐而近俗，勿夸多斗丽，勿太巧丧真，令人终岁游息而不厌，斯得之矣。”［7］（P58）

四、读书结社，吟诗唱和

文人学者们在园林苑囿中悠游玩赏、寄寓情思之外，于其中吟诗读书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园林中不仅书斋、琴轩、棋亭之类的建筑是不可或缺的，遍布园内的匾额、楹联、书碑、画刻等，亦无不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鼓楼区文藻北路的云左山房，又名七十二峰楼，是林则徐仕宦后所购旧房，其中楼上即为林氏藏书处，全用楠木书架隔成几区。有一幅对联耐人寻味：“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徐熥、徐勃兄弟的藏书楼名曰“红雨楼”，兄弟俩一生致力于收藏图书，最多时收藏达七万多卷，和宁波的著名藏书楼“天一阁”数量相当。但是有专家学者认为“红雨楼”所藏珍贵书目超过“天一阁”：“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徐千里来到福州讲学。他认为红雨楼所藏珍贵书目，远远超过宁波天一阁。现在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室尚可看到不少钤有红雨楼印章的图书。”其实，徐氏兄弟的藏书还不算福州最多的人家。福州乃至福建藏书最多、建筑面积最大的藏书楼当属福州人龚易图所建的“双骖园”，龚易图为自己的藏书楼题联曰：“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联话福州》记载：“龚易图（1830—1888年），字蔼仁，进士出身，清光绪年间，历官广东、湖南布政使。他在福州修建了四座著名的园林别墅，即半野轩、环碧轩、武陵别墅和双骖园。双骖园是依托乌石山麓围墙而建，收藏十万多卷古籍。其中不乏宋刻、元明清善本，尤以宋刻建阳麻沙本最为珍贵。当时评价说双骖园藏书之富之精，堪称闽省第一，可与清末江南‘皕宋’、‘铁琴铜剑’、‘八千卷嘉惠堂’三大藏书楼媲美。”［8］（P134）清代杨庆琛有一首《宫巷》诗咏道：“拍肩挹袂赋仙居，拱极楼前舁笋舆。园绮衣冠图冶社，金银宫阙梦华胥。但凭善俗成仁里，自爱吾庐读我书，秋景数峰塘半亩，此中客得老樵渔。”［8］（P135）表现了作者园林生活的怡然自得，道出了“自爱吾庐读我书”的情趣，反映了小巷深处书香人家的生活。

文人除了构筑园林怡情自乐外，自然不会忘记彼此之间的歌咏唱和，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锦溪草堂的明太守林春泽“早岁能诗，与郑善夫、方豪、张经等唱和”，林侗、林佶在荔水屯“与乡先辈结社联吟”。［1］（P95）著名诗人陈衍是同光体诗派之闽派代表人物，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林旭皆是该诗派代表。1920年，以陈衍为首领的同光体闽派诗人成立了前后延续二十八年的组织——福州说诗社。他们在三官堂匹园、涛园、黄楼等地活动，促进了闽中诗派的繁荣。

戏曲表演为文人们提供了一种适用面极广的休闲娱乐方式，他们不仅在观赏演出中获得了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籍此调节了身心。南后街衣锦坊清嘉庆进士郑鹏程居宅中的水榭戏台即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水榭戏台是一个木构单层平台，四柱单开间，戏台面积30平方米，下建清水池塘，水池面积60平方米，地下自涌泉，长年不涸，清澈见底。中隔天井，正面为阁楼。于此观看戏剧演出，水清，风清、音清，具有声学原理和美学价值，池上清幽凉爽，而且有利于抬音，增强音响效果。曹学佺闲居福州西郊洪塘乡时，修筑了石仓园，建楼馆，蓄童婢，养歌会，办起了“儒林班”，是为闽剧最早的前身之一。经过曹学佺的自行调教，唱曲观伎，邀请社会上的艺伎前往演唱，形成了当时“蛾绿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自以为乐。一时仕宦及墨客诗人游闽者，无不倾倒”的情景。曹学佺还经常和好友组织家班演出，相互切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冬至夜，许多名人会集石仓园，观看儒林班演出，吴兆在观剧诗中写道：“粉黛钗横影，雕窗烛散辉；不堪弦歌歇，残月尚栖帏”，［9］（P14）文人学者们对戏曲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闽都的文人在生活情趣中体现出了多元化倾向，这种多元错综的雅情逸趣，正如一支满蘸彩墨的如椽画笔，正是凭藉这支画笔，人们得以在历史上的长卷上绘出一段色彩斑斓、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情景，并给后人留下丰富的遐想与深刻的启示。挖掘并传承其文化内含，有助于增加与提升城市文化品味，让具有生命的文脉在闽都得以延续。

［1］林枫.榕城考古略［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2］徐景熹.福州府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3］郭柏苍.乌石山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4］梁克家.三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出版，2003.

［5］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6］卢美松.福州名园史影［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7.

［7］谢肇淛.五杂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8］林山.联话福州［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

［9］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戏曲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