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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女性——《荆棘鸟》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2013-08-15林映春

关键词:海达荆棘鸟女性主义

林映春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362000)

一、小说的介绍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作的文学著作,在世界文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多年来一直深受亿万读者的喜爱。这本书是一部澳大利亚的家世小说,讲述了克利里一家三代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内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小说从帕迪·克利里应无儿无女的老姐姐贵夫人玛丽·卡森之召开始,携妻子菲奥娜和七个子女从新西兰迁居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牧羊场。以帕迪之女梅吉与神父拉尔夫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描写了克利里家族十余成员各自的悲欢离合。小说的结局是梅吉的女儿,克利里家族唯一的孙辈朱丝婷成为才华横溢的演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爱情归宿。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对其研究却不是很多,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对其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他们的爱情故事进行分析评论,本文试图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理论对《荆棘鸟》重新解读。

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提出,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伦·沃伦、卡洛琳·麦茜特、阿尔·萨勒、范达娜·席瓦等。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了父权制的价值等级观,二元思维及统治逻辑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实行双重统治的本质。它一方面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解构男人/女人、人类/自然等二元对立的思想;另一方面解放生命、反对压迫,把对性别压迫的批判发展到对任何形式压迫的批判上。[1]它表现出突出的伦理色彩,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2]它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歧视主义,阶级歧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帝国主义等),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女性,有色人种等),代表底层的利益。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为人们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新的途径,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本文试图对小说《荆棘鸟》中的自然和女性进行分析,从而探寻其中反映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三、小说分析

生态角度:《荆棘鸟》中的环境描写使读者感受到浓浓的澳大利亚风情,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就连那片土地都是奇特的。亚马逊网上书店是这样描述那广漠荒凉的土地的:“饱受着轮番而至的旱涝侵躏;索取时,残酷无情;花开时,峋丽烂漫;造化慷慨的年节,又不失丰饶。天底下再没有哪一个地方如此怪诞离奇。”[3]作者考琳·麦卡洛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大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她将《荆棘鸟》的背景置于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它是个自成一统的天地,与文明世界的隔绝是如此之深。在这片25万英亩的土地上,考琳·麦卡洛描绘出了一副田园牧歌似的风景画:成群结队的袋鼠蹦蹦跳跳地穿过树林;鸸鹋在平展展的草地上高视阔步;白蚁构筑起小小的摩天大楼似的蚁冢。鸟类多不胜数,新品种似乎层出不穷,有各种鹦鹉,雀科鸟,麻雀和燕八哥等,所有的鸟儿成百上千地栖息在树上,欢乐地歌唱着。还有大小不同,种类各异的昆虫都在这块土地上安闲自在的生活着。德罗海达有一个栽种着各种花卉的花园,有紫藤、三色堇、玫瑰花和倒挂金钟等,还有一片生长着各种树木的茂密森林,有柳树、桉树、黄杨树、橡胶树和花椒树等。在这样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中,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他们骑着马在离家宅数英里远的地方连续消磨数日,夜晚露宿在星斗阑干的无垠苍穹之下,仿佛他们恍惚成了天上的神仙”。[4]

另一方面考琳麦卡洛也严厉谴责了人类对待大自然生命的残忍、无知和贪婪,导致了生态危机,自然灾害正是大自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报复。梅吉的父亲帕迪和一个兄弟就死于一场大风暴中的火灾,大火将德罗海达未开垦的土地四面包围,逃跑的动物和干燥的树木被大火吞噬。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特别的渺小无力,帕迪最终孤立无助被大火活活地烧死,梅吉的弟弟斯图尔特则被烧伤的野猪压死。德罗海达也经常遭受暴风雨的侵袭。有一次一场大雨持续了一个星期,淹没了克里利一家住的房子,淹没了小溪两岸,淹没了土地,给当地人们带来了巨额的财产损失。德罗海达还常常要面对诸如洪水和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所有这一切体现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对德罗海达的描写反映了作家考琳·麦卡洛对现实世界的矛盾情结。一个是她理想的世界,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平衡和谐;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相互敌视,人类破坏大自然,必定要遭受大自然的报复。[5]

小说中对土地和气候的描写也有深层的内涵,体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影响:这片土地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如火灾后不久,“土地回复的速度之快真叫人吃惊,没出一个星期,绿色的小草芽便钻出来了”,[3]正是这片土地造就了在此生活的人们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而这片土地所具有的独特的气候特征,“好年景能下10到15英寸的雨水,坏年景降雨少于5英寸,也可能滴雨不下”,“冬天干旱,夏天就没有雨水。茂盛的没膝高的草在炎炎烈日的照射下变成茶褐色,甚至连叶片心都蔫了”[3]等等,那些缺乏韧劲的人在这片土地是呆不久的,在定居德罗海达的过程中,他们与荒凉的大自然进行了顽强拼搏,战胜了洪水烈火,制服了毒蛇猛兽。艰难险恶的环境,恶劣反常的气候难不住吓不倒他们,长期的生存斗争铸就了克利里家族的成员坚忍、强大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也造就了梅吉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她无所畏惧,勇敢地追求真爱。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自然,而大自然也能改变人类。人类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人类只有和大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女性角度:一方面,《荆棘鸟》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萌芽和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父权制从自发到自觉的抗争。精明强干的卡森夫人,形象挑战了男性话语权的单一性地位。在男权社会中,理应是男人支配女人的命运,但玛丽·卡森却改变了克利里家庭中男性的命运,同时也左右了拉尔夫神父的命运。沉默寡言却聪明睿智的菲奥娜爱上有妇之夫帕克哈并生下私生子。为了维护家庭的名誉,她被父亲下嫁给了长工帕迪,但她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回忆那段爱情,也用尽了全力去爱儿子弗兰克,对父权话语提出了挑战。独立率性的朱丝婷,她鄙视世俗的婚姻,追求自己的演艺事业。她对结婚的回应是“根本不可能!哭天抹泪,像叫花子似地度过我的一生吗?向某个连我一半都不如,却自以为是的男人低眉俯首吗?哈哈哈,我才不能呢!”[3]自然率真、顽强执着的梅吉对拉尔夫的爱是社会所不允许的,她的追求象征妇女试图摆脱男权制宗教强加与她们的种种束缚,获得自由、获得女性身份。梅吉对神权的反抗,首先体现在她的思想上,对上帝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除了从我身边夺走了拉尔夫,上帝为我做过些什么呢?上帝和我,我们互相不喜欢。”“你是个骗子,上帝,是个令人畏惧的恶神”。[3]其次,这种反抗体现在行动上。在麦特劳克岛上,梅吉战胜了上帝,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戴恩,她与拉尔夫的儿子。她带着幻想嫁给卢克,可是卢克冷漠、守财奴的本性打破了她的梦想。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的自我受到压制,只能服从男性权威。梅吉敢于打破世俗的观念,冲破社会的牢笼,挣脱束缚的枷锁,离开了卢克。梅吉的一生都在为追求真爱奋斗着,义无返顾地在充满荆棘与痛苦的道路上抗争。三位女性都勇于抗争,不受世俗观念的约束,她们的命运浓缩了女性对父权社会(父权,夫权,神权)的不满与抗争,争取独立,实现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麦卡洛努力地勾画出一种男女平等和谐、互惠互补的理想两性关系。朱丝婷与戴恩的姐弟关系,虽然彼此个性上截然不同,精神上却无限融合,是一种互补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尽管他们的性格迥异,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对那些没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东西,他们则以一种出自本能的尊重而相互谅解,这是弥合差别的必要的调和。”[3]朱丝婷与雷恩的情侣关系,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独立且相互尊重的关系。从男性角度,雷恩对朱丝婷体现了男性对女性从外貌到思想的全面尊重。“朱丝婷,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一个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胞都不会变的”。[3]从女性角度,朱丝婷对雷恩和婚姻的最终接纳表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有了客观的认识,不走偏激的“去性别化”之路。朱丝婷之所以能赢得雷恩的尊重和爱慕,是由于其自身经济、事业和人格的独立。她从“红头发的澳大利亚女演员”成为“脍炙人口的、美丽出众的、金黄头发的英国女演员”,标志女性自我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纳,这启示我们两性间的和谐必须构建在人格独立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6]

四、总结

考琳·麦卡洛是一个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其作品《荆棘鸟》中体现了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生态女性主义提倡整体性,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其旨在根除父权制的统治观,建立新型的男性、女性和自然互补互利的和谐发展观。考琳·麦卡洛认为人类的命运和自然是紧密相连的,人类不应该试图控制大自然,肆意侵占,破坏自然,而应该学会尊重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她也关注女性命运并思考人类的前景,她认为只有两性和谐人类社会才会长治久安,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一方面社会要改变性别歧视,对于男女性别区别对待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要自强自立,建立更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为方式和性别角色。作为独立的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理应是平等的。只有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和谐健康的发展观,人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1]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2]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和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澳〕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张燕.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荆棘鸟》[J].湖北社会科学,2009,(11).

[5]张丽丽.《荆棘鸟》的地点原型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12).

[6]贺金茹.生存困境与归“家”之路——《荆棘鸟》中两性关系问题解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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