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烨 陈可培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76）

一、引言

1986年，Dan Sperber与Deirdre Wilson的著作《关联：交际与认知》问世，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在学术界影响深远。1991年，Ernst-August Gutt在其出版的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率先应用关联理论进行翻译研究，拓展了该理论的解释力，证明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这为解决翻译中文化缺省造成的难题带来了福音。在同一语言文化群体成员的交际活动中，文化缺省虽省尤“现”。在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可以从各自的认知环境中，调用被省去的文化背景知识，来进行推理理解，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然而，在翻译活动中，这却给译者造成不小的困惑。文章将根据关联翻译理论，阐明缺省的文化内容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并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讨论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方式。

二、关联理论及其翻译观

关联理论揭示了语言交际的推理本质，提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在这一过程中，发话者将信息意图展现出来，而受话者根据明示的信息，结合自身的认知语境，通过推理获得发话者的交际意图。发话者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关联性的强弱由推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s）与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两个因素决定。“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在同等条件下，处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1］（P30）用公式可表示如下：

关联性（R）＝语境效果（C）/推理努力（E）［2］

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认知推理的交际行为，文军、邓春认为，翻译的全过程包括两个明示——推理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3］首先，译者必须确定原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做出语境假设，对原文的明示信息进行推理，找到原文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取得语境效果。接着，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及其阅读期待作出估计，再将自己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理解进行明示，传达给译文读者。译者的一系列认知活动有力地证明了关联理论的意义。

三、翻译中的文化缺省

基于语言经济性原则，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习惯省略双方共享的背景知识或语用前提。王东风提出在交际中这些省略的部分叫做“情境缺省”（situational default），如果被缺省的部分与语篇内信息有关，就叫做“语境缺省”（contextual default），而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有关的，便就是“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4］文化缺省的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作品中非常普遍，这对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成员不构成任何交际障碍，它有时甚至不为人们所察觉。但在翻译这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对人们成功交际的重要性得以突显，必须谨慎处理。

根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是双重的明示——推理过程。原作者在创作时，会大致确定自己的意向读者群，对一些他/她认为与读者众所周知无需明示的文化信息，往往会省去。由于缺省的文化信息恰恰是交际过程中读者进行推理的凭据，且大多数情况下为同一社会文化群体所独有，这就给译者带来了难题。王大来对文化缺省补偿的原则进行了探讨，认为译者“应尽力使译文读者欣赏到原文所特有的异国情调和原文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而不能因补偿过量使译文读者失去获得文化探索享受的机会”。［5］何为“补偿适量”？从关联理论出发可找到答案——推理努力和语境效果要相称，即要使文化补偿具备“最佳关联”：文化补偿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话者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文学作品中文化缺省现象比比皆是，如果译者对其不加以任何甄别和判断，全部进行详尽的文内或文外的注释，势必会给读者造成过重的认知负担，导致交际失败，因此译者必须对不同性质的文化缺省做不同的处理，采取灵活有效的翻译策略，实现译作与译文读者在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以下对《生死疲劳》中文化缺省的英译进行具体分析。

四、关联理论对《生死疲劳》中文化缺省的英译解读

《生死疲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长篇力作。他以佛教的“轮回说”作为小说的整体框架，呈现了主人公西门闹历时五十年的亡灵之旅，借各种牲畜的视角淋漓尽致地描绘了1950年到2000年间中国农村的改革历程。《生死疲劳》具有深厚浓重的历史感，携带着诸多特有的文化信息，反映的是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作品中有大量文化缺省现象。其英译本之所以能在外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得益于译者对缺省文化的恰当处理。接下来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就葛浩文的翻译策略进行解读。

（一）直译法

原文：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尽管两位鬼卒名叫“牛头”和“马面”，但他们并不像我们在有关阴曹地府的图画中看到的那样真的在人的身躯上生长着牛的头颅和马的脑袋。［6］

译文：Lord Yama threw down his triangular vermilion symbol of office and，with what sounded like impatience，commanded：”Ox Head and Horse Face，send him back！”…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attendants were called Ox Head and Horse Face，they bore no resemblance to the underworld figures we are used to seeing in paintings：human bodies，one with the head of an ox，the other the face of a horse.［7］

牛头马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勾魂使者的形象，尽人皆知。由于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存在与译语文化类似的“地狱”、“死神”、“美人鱼”、“狮身人面像”等概念，译者采取直译的策略，再利用“commanded”一词为译文读者提供重要的交际线索——人们一般是对自己的下属发号施令，由此译文读者可推理出“Ox Head”和“Horse Face”是“Lord Yama”的差役，并很可能作出假设——人的身肢与牛马面相的结合，且在紧接的下文中得到验证，译文读者的推导努力得到相称的语境效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文的语义内容，传达了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同时让译文读者了解到原文所蕴涵的文化信息。

（二）直译加注法

直译加注能够有效对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进行补充调整，帮助读者消除推理障碍。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时刻将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假设进行比较，辨析差异处，必要时在译文中填充相关信息，确保译文读者顺利推理出原文中的语境暗含。如：

原文：这两个女孩，长名互助，幼名合作。［6］

译文：The first one out was named Huzhu—Co-Operation—and her sister was called Hezuo—Collaboration.［7］

订货成本是指企业在决定购买某种或是某些产品后向供应商发出订单而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内部人员费用和管理费用。企业订购成本主要特征是与采购次数有关，而与企业订货量大小无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普遍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到1955年，商业或手工业、农业的合作化皆取得较快的发展，莫言在此对这两个女孩的命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反映了当时热衷于合作的社会思潮。此处译者调动原语文化知识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认识到这两个名字有助于反映当时的农民生活，对全文思想主题的表达有一定的作用，值得译文读者付出努力加以理解，同时译者也考虑到译文读者不谙汉语，因此对“互助”、“合作”的字面意义加以解释，为读者提供所需的语境信息。译文读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认知语境中的百科知识——人的名字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从而推导出译者的交际意图，取得应有的语境效果。又如：

原文：第二年初春她就为我生了龙凤胎，男名西门金龙，女名西门宝凤……［6］

译文：The following spring she gave birth to a boy and a girl，what they call a dragon and phoenix birth.So we named the boy Ximen Jinlong，or Golden Dragon，and the girl Ximen Baofeng，Precious Phoenix…［7］

“龙”“凤”在中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象征着力量、尊贵、祥瑞等，作者在此对双胞胎的命名有一定的深意——与日后这两人，特别是金龙的人生起起落落形成对比，但在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中龙象征着邪恶，凤象征着永生，且无“龙凤胎”一说，若采用直译，会导致译文读者无法做出正确推理，此处译者对“龙凤胎”进行解释性翻译，由此译文读者可做出以下推理：父母关爱孩子——异性双胞胎称为龙凤胎——龙凤被赋予正面的象征意义，最终获得原文应有的语境效果。

（三）上义词替换法

上义词替换法指的是用上位范畴词代替基本范畴词，或用基本范畴词代替下位范畴词。这样明示信息既虽不与原文十分吻合，但也不完全偏离，可以使译文读者不必付出额外的推理努力便能取得充分的语境效果。如：

原文：知趣点，把位子让出来吧，让给懂生产的人；唱戏，唱不出窝窝头来。［6］

译文：If you’re smart，you’ll give up your position and hand it to someone who knows something about farming.Singing opera doesn’t put food on the table.［7］

窝窝头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食品，一般是由玉米面制作而成，黄色，呈圆锥状，由于锥底部有一个向里面凹进去的口，北京俗称“窝窝儿”，在过去是和馒头一样的主食，故称窝窝头。此处“唱戏，唱不出窝窝头来”主要是表达杨七对金龙的讽刺。金龙不顾农活，一心排演革命大戏，遭杨七揶揄——光唱戏无法解决生产问题。译者凭借自身的逻辑、百科、词汇知识正确推理出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判断出将“窝窝头”泛化为“食物”对小说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影响甚微，且有助于译文读者在不花费过多的认知努力的情况下对原作者交际意图进行把握，因此舍弃“窝窝头”这一文化意象，使用上义词food替换之，保证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成功交际。再如：

原文：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6］

译文：Even in the cold twelfth month，a warm bed could not tempt me…［7］

炕是指北方特有的一种床，用砖头或土坯砌成，底下有洞，可生火御寒。在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与之对等的物质存在，如直译，则没法使译文与译文读者的语境假设产生关联，如在此采用直译加注填补语义真空，译文读者付出的推理努力得不到相应的语境效果。译者通过推理识别原作者主要的交际意图——突出西门闹勤劳耐苦的性格，选用上义词bed，确保译文的最佳关联性，避免因炕文化的缺省阻碍译文读者推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隐含义阐释法

隐含义阐释法指的是消解文化信息，保留原文语用含义的翻译策略，可以大大简化译文读者的推理过程，同时保证译文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如：

原文：……但一个二十多岁就当了县级领导干部的人，和农村姑娘结婚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无论她貌如西施还是色比婵娟。［6］

译文：...but there was no chance that a leading county-level cadre in his twenties would ever actually marry a peasant girl，no matter how pretty or fetching she might be.［7］

西施、貂蝉两人皆以美色著称，她们的芳名也成了貌美女子的代名词。但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不存在“西施貂蝉＝倾国倾城”的语境假设，葛浩文顺应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选择过滤掉语符中的文化沉淀，以pretty和fetching译出“西施”“貂蝉”貌美的这一特性，使得译文读者只需付出较小的努力，就可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建立起连贯的语义理解。又如：

原文：“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6］

译文：“You really are stubborn，”Hong Taiyue said indignantly…［7］

“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这一歇后语借同音的“盐”与“言”同音，表“顽固，不听劝”之意，文中不见“言”一字，但在中国读者看来，作者不“言”而明。而在英语中，“盐”、“言”并不同音，若作直译处理，译文读者在推理时会出现脱节。此处作者选择将其隐含义译出，简化译文读者的推理活动，保持译文与译文读者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

（五）零译法

零译法指不仅对缺省的文化内容不作任何交代，连原文中推理时涉及缺省文化的内容也省略不译，它虽然可以减轻译文读者的认知负担，但使用需满足以下条件——省译内容产生的语境效果不值得译文读者付出推理努力，或其产生的语境效果可从上下文其他明示信息推理得出。如：

原文：想不到她竟然有一条那样好的嗓子，想不到她竟然能演唱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她唱阿庆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铁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他们两人真是珠联璧合，一对金童玉女。［6］

译文：That she had a fine voice and knew the music from so many revolutionary operas took everyone by surprise.［7］

阿庆嫂、郭建光是红色经典京剧《沙家浜》的人物，而李铁梅、李玉和则是《红灯记》中的主角。对于熟悉样板戏，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读者来说，作者的意图一目了然——强调互助和金龙旗鼓相当、配合默契、是天生一对。但用同样的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无法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产生关联，且译文读者根据上下文——互助为金龙整军装、做帽子，而蓝解放承认自己对互助的痴心幻想犹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也可以取得同样的语境效果，同时避免付出过多的认知努力，译者因此将其省略，从而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五、结语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学作品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用文字形式展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译者要窥得全貌，需有对原语文化中的缺省内容深入把握。原语中缺省的文化信息是原文读者对原作者的明示刺激进行推理的主要凭据，但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不假思索就将缺省的文化背景知识悉数明示给译文读者的做法也不合理的。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必须遵循“最佳关联”的原则，对缺省的文化信息的交际价值进行估计，对交际价值较高的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扩充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对交际价值较低的可选择上义词替换法、隐含义阐释法、零译法，顺应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确保译文读者的推理努力和其获得的语境效果的相称，实现译文对读者的“最佳关联”，保证原文与译文读者的成功交际。

［1］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

［2］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3）.

［3］文军，邓春.关联理论在网络新闻翻译过程中的适用性调查［J］.外语教学，2003，（6）.

［4］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1997，（6）.

［5］王大来.从翻译的文化功能看翻译中文化缺省补偿的原则［J］.外语研究，2004，（6）.

［6］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Mo Yan.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 Novel［Z］.tr.Goldblatt，H..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