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兴海

“中堂”作为中国书画在厅堂展示的主要样式之一，其产生、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建筑等密切相关。明中期以前，斗拱和柱子厅堂的主要承重构建，墙不起承重作用，也少有装饰物，厅堂内展示书画主要依靠移动的屏风。明中期，因为建筑改制，厅堂的形制结构得以建高，原有的移动屏风不能满足现有的建筑形制结构要求，于是就有了将巨幅立轴字画直接悬挂于背屏上，这可能就是中国书画“中堂”样式的滥觞。［1］到明中后期，随着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的兴起，在“吴地”形成了以书、画、诗等为纽带的士大夫群体，厅堂装饰主要是以体现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风采，“中堂”装饰样式也逐渐趋于成熟。明末清初，“中堂”已发展成为“中堂”居中，两侧配以堂联的组合样式，这是中国书画在厅堂展示的主体模式之一，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厅堂装饰以“中堂”为纵轴的对称格局。［2］

“中堂”样式虽产生于“吴地”，但其独特的形制特征和题材内容，广为古徽州人所爱。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样式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吴地”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客观因素直接影响，更有古徽州人内在的思变精神驱动。［2］徽州古民居“中堂”样式装饰融入独特的徽州文化，已经形成了符合徽社会文化及审美特征的厅堂装饰形式，成为徽文化的一个特殊文本。

一、形制独特，庄重严肃

徽州古民居“中堂”样式装饰最典型特征的形制结构为巨幅字画居中，两侧配以堂联的对称组合结构样式，这也是中国传统书画样式在厅堂展示的主体模式之一。庄重严肃的纵轴对称结构的徽州古民居 “中堂”样式格局是深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强烈影响，形制规矩，节节有礼，使徽州古民居成为一个极富有精神意蕴的秩序空间。

徽州古民居“中堂”样式的独特形制特征与徽州古民居整体建筑形制特征密切相关，形成了内外结构统一规范的有机整体。徽州古民居建筑典型的形制结构为高墙小窗或无窗、四隅封闭、马头翘角、错落有致、形同城堡。从徽州古民居的平面布局不难看出，其形制特征是以厅堂为中轴线呈左右对称结构布局。“对称”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基本原则，更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造型方法，中国人习惯于用视觉平衡的对称美来塑造理性形象，几千年以来，国人一直在遵循这一原则，少有突破。张仲一等对徽州建筑就有总结，认为其有“‘口’、‘凹’、‘H’、‘日’四类基本平面形式”［3］。纵轴线上正中间为徽州古民居的厅堂，也是徽州古民居整个空间的核心部分，徽州人特别重视厅堂的装饰布局，宅主人将此空间视为自己的“脸”，厅堂两侧即为厢房，后侧楼梯。徽州建筑中出现的其他空间形制结构也都是在这四类基础上的重新变化和组合。在装饰上，徽州古民居“中堂”保持着与整个古民居建筑形制绝对统一的协调关系，更不失视觉关系上的对称之美。首先，形制规整对称的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恭敬地布局厅堂正中后面壁，它面向天井，庄重严肃，张扬着宅主人门第身份，是整个厅堂的视觉中心；其次，在“中堂”的正下方，设有条案、自鸣钟、古瓷瓶、木雕底座镜等，寓意“终身平静”。条案之前摆有八仙桌、太师椅，正好与“中堂”装饰的对称样式程相呼应。如此恭敬有序的厅堂装饰，凸显出古徽州人对宗法思想的绝对遵从以及深受儒教文化的影响。徽州古民居在厅堂的设计上是讲究的，“中堂”装饰寓意也是深刻的。［2］

二、凝结情愫，回味隽永

“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符号。”（苏珊·朗格语）［4］“中堂”，作为徽州古民居厅堂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整体布局、形制特征设计，还是在题材内容、装饰审美方面，都凝结着古徽州人特殊的文化情结，是徽州文化象征符号，它蕴含着古徽州人独特的深意与情思，折射出了古徽州人多姿的情愫情怀。

首先，从审美观念来看，徽州民居“中堂”装饰的整体色彩效果多是以黑白相间色调为主。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主张“大象无形”，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形象是从无形处显现的，一旦有了具体的形象，反而会破坏自然之美。老子的这些独到见解，涉及到审美的境界问题，强调的是艺术审美活动不是一种简单的感知艺术和审美体验，而是在追求“真美”、“自然”、“意在言外”之美。庄周强调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之观点发展了老子的审美思想。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就是对中国传统书画色彩综合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庄周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其次，从文化特征来看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是徽文化的一个特殊文本，充分体现了徽州人的崇尚儒雅文化情结。首先，形制工整、程式化结构的中堂装饰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规范的、统一的、多种多样的。“中堂”的形制特征、题材内容与家族建筑形制风格形成整体，与宅主人的省份、地位、精神追求等密切相关。其次，古徽州人自古以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早在汉唐之初，北方大量为逃避战乱迁徙徽州的名门贵族就有儒教礼仪之传统，文化积累和人口素质普遍较高。宋代以后，儒雅理学成为古徽州社会文化的主要象征，整个古徽州地区的社会文化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儒教的传统规范，这也是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形成的文化基础。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已经成了古徽州人抒发情感和文化追求的重要载体，显示出了“中堂”装饰的“生生不息”活力，其独特文化审美和文化象征寄寓着古徽州人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涵。

三、教化感人，寓教其中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一方面是古徽州人独特的心理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徽州人崇儒重教思想观念。崇儒重教思想是封建统治社会齐家治国的思想根本，儒教的礼、义、仁、智、信等思想更是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是否崇儒重教成为区别封建社会时期“俗”与“雅”的重要标志。所以古徽州人不论商官民，都习惯于在自家厅堂空间的正中悬挂“中堂”，以作装饰。一是标榜自己早已脱离了商人的世俗习气，是温文儒雅的学人；二是作为告诫后人的教育工具，让他们铭记崇儒学文是做好一切事的基础，使崇儒重教的观念渗透于家族的生活习俗中，植根于子孙后代的脑海里。儒雅重教和书香门第成为徽州人追求的理想境界。［2］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主要是以处世哲学、伦理观念及崇儒重文为中心内容的。智慧的古徽州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礼教和训诫，与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所饱尝的苦辣甜酸结合起来，浓缩成富有文化特色的中国绘画与文字，并悬挂于厅堂之中，以形说教，以理说服，以之来告诫后辈子孙，要求牢记并尊行之。

“中堂”装饰的教化功能，重点体现在“中堂”两侧的堂联和楹联，它们不仅是炫耀门庭、歌功颂德，更能教化感人，寓教其中。通过“中堂”这一无声胜有声的方式来要求并告诫外出经商创业的子孙后代，一要积极创业，淡看荣辱，勇往直前；二要能吃苦耐劳，不拘小节，只有懂得付出才有可能有大回报的思想。关于这一点在“中堂”的联句设计上就有特意安排，如一句“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就不惜多增加一横笔画来强调幸福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才能获得的。更加突出了教化感人和训导告诫独特效果，反映出古徽州人在取得成功之后的依旧心态，不忘诚实、超越富贵。由此可以看出古徽州人在“中堂”设计上良苦用心。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更是一种精神。

综上所述，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样式是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与徽州社会现状、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融为一体，具有连绵不断的艺术审美意蕴和文脉特征，成为徽州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思想结晶，其中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审美功能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1]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2]许兴海.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成因探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1（12）.

[3]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M].北京：建筑工程出版，1957.

[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