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牧

抗战时期，是中国秘密社会大分化时期，一部分秘密社会在抗日救国、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中；另一部分秘密社会则在反动势力的威逼利诱下，从事着破坏社会政治秩序的个人野心活动。1942年至1943年，秘密教门同善社在黔东和湘西发动大规模民变，暴动队伍数千，汉、苗、侗等各族群众两万余人参加，先后围攻松桃、镇远、凤凰等县城，攻占台江、剑河、三穗等县城，波及武岗、晃县、黄平、天柱等24个县市，全歼国民党两个保安大队，国民党基层“政治机构强半摧毁”。

一

黔东事变是同善社道首彭泰荣发动的全国总暴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事变的发生并非孤立事件，秘密社会与侵略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抗战以来，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秘密社会由来已久，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即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提到：“广东有三合会，······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廷之所惧。”日本若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攻击明朝故都南京，“此党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会党相率云气，清廷必出现土崩瓦解之势。”［1］同善社也早在黔东事变前与日伪展开了密切联系，妄图依靠日伪势力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在1931年至1941年的十年中，同善社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广开道场，广纳信徒，其性质已不是单纯的宗教结社团体，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企图在中国恢复君主专制制度。酝酿多时之后，随着时机条件的成熟，于1942年3月初在洪江召开同善社头目会议，正式谋划“黔东事变”。据时人余通文回忆，同善社“大先生”李焕章曾告诉他暴动幕后有汪伪要员支持。“李大先生告以此事来头很大，南京首脑人物周佛海联合湖南实力最大的唐生明兄弟和师尊 （彭泰荣），分别在湘、鄂、川、滇、赣等省布署。 ”［2］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国民党军政部门的情报中都有不少同善社勾结汪伪的记载，1942年10月国民政府第六战区长官陈诚给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电报中提到：“据报汉奸周佛海派同善社分子，经沅陵潜入湘西、黔东活动，阴谋组织暴动，破坏后方。”［3］

二

黔东事变的爆发，具有相当多的自发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时任镇远行署专员的刘时范在总结事变起因是承认：“一由于公务人员过于重视权威，而忽于勤施教化，······公门败类，假借官威，凌悔百姓，侵吞敲诈，剥民自肥，致令含冤莫诉，积愤难平。 ”［4］23这类情形还在事变领导人发布的《布告》、《疏文》中得以体现，国民党的苛政压迫已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担任贵州省主席的是蒋介石派来的吴鼎昌，吴是政学系主要成员和江浙财阀，由实业部长调任贵州省主席后，以禁烟为名，以每两法币3角，压价强收3 000多担鸦片，偷运至香港敛财。一些地方官吏也上行下效，假禁烟之名，行肥私之实，导致鸦片越来越泛滥，走私偷运随处可见。鸦片之风既祸害百姓，又断绝了农民的谋生之路，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

吴鼎昌还以抗日为号召，推行“大包军米”制，每包200市斤，由乡镇保甲长分派到户，少则一包，多则两三包不等。镇远行署专员刘时范曾记录到：“一乡之内，每户每年负担平均达七百元以上者。”军米名义上“贫富均摊”，事实上，富人以所谓“帮粮”又将摊派转嫁给农民。在兵役方面，虽然制定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服役”的政策，但事实上达官贵人子弟可以用钱买放，农民子弟即使独子也不能幸免。新兵在行军途中像囚徒般被捆绑押送，稍有反抗便被辱骂“死苗子”甚至遭到毒打；军官还克扣口粮，并用糙米掺杂河沙充当口粮，有些新兵不堪虐待逃跑后被抓回，随即被枪杀、活埋。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恶行，使青壮年视参军为进“鬼门关”，以至于不惜用断指挖眼的自残方式来避免兵役。国民党在黔东地区的腐败已是无孔不入，收刮虐民的风气盛行。据统计，以松桃县为例，全县人口（1939年前）205 276人，可耕面积300 000亩，粮额6 000多元。国民党当局以松桃自清朝后未丈量土地为由，粮额过低，就以抗战名义，要求重新丈量土地，实行“按田计税”。但测量过程中则凭空估计、乘机勒索，松桃田赋竟达39 924市石，折粮额多达117 418多元，约是1939年的20倍。

同善社“天恩”、“救国救民先行定国军第二军第五路司令”吴宗饶于1942年7月3日在晃县会议上统一了黔东事变的口号：打到蒋介石，打倒恶劣政府，打倒贪官污吏，不拉夫，不抽兵，实行地方自治。之后的暴动中也喊出过：抗兵，抗粮，种烟等口号。暴动口号直接明了的反映出群众的斗争诉求，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国民党政策的弊病所在。

贵州黔东地区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广泛分布着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同化政策，在本已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中又增添了民族矛盾，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纷纷揭竿而起，为黔东事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1932年，王家烈主政贵州时期，强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吴鼎昌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的实行 “贵州中央化”。1939年，蒋介石派素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刘伯龙，率二十八师驻扎舞阳河沿线县城，目的在于镇压少数民族群众的反抗。刘伯龙在黄平，以“共产党分子罪名”，杀害十多名进步学生；还诱骗杀害了苗族领袖王朗轩父子、潘致和、邰胜江之子。刘伯龙的一系列残酷暴行，以及当地官吏的淫威欺辱，极大的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也激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暴怒，致使在事变中出现了“杀下江人、杀北方人”的极端口号。

三

1943年6月10日，黔东事变总领导吴宗饶接受刘时范招安，被软禁在镇远。7月，贵州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表《为黔东事变结束告民众书》。至此，历时半年之久，波及24个县市的黔东事变最终失败。

秘密教门同善社作为黔东事变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依然沿袭了封建时代秘密社会的主要特征，它们领导的民变也没能超出旧式秘密社会暴动的历史范畴。“它们一般都进行特殊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建立的 ‘正常社会秩序’是相违背的。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当局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5］2同善社领导人勾结日伪势力破坏社会政治秩序，但在客观上又一定程度的打击了国民党的腐败独裁统治，迫使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改革措施。

黔东事变的失败，与事变领导层的人员构成有直接联系。“教门和会党的领导骨干虽多来自游民阶层，但教门的领导，大多是低级的衙役书吏、流浪艺人、和尚道士等；教门的广大徒众，主要是农民群众。”［5］3黔东事变的主要领导多为乡间士绅、退伍军人、低级公务员和少数民族实力派。事变总领导吴宗饶，曾做过保长、晃县联合团练局总指挥、北伐军第十军新兵团团长；松桃暴动发动者石宝山，是苗族知识分子，原为私塾塾师，在苗乡地区颇有声望，人称“石菩萨”；领导西江暴动的候教之，曾在贵州崇武堂学习军事，结业后任黔军编修一职，回家后在乡里教书。综上事实，黔东事变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土生土长的真正农民，农民在事变中也不起支配作用，这就为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教门起事是因宗教势力而膨胀起政治野心的教首引诱和利用虔诚愚昧的信徒与现世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土地的要求与平均主义思想并未顾及，因而与农民起义有显著的差异。 ”［6］

参与事变的领导层在暴动中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建立政权的具体构想。曾任剑河暴动队大队长的欧昌义，参加过施洞之战、西江之战等一些列战斗，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以一个低层领导者的角度总结了失败原因：“一、没有好的领导；二、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差；三、缺乏弹药。率领农民武装暴动的陈信斋、候教之、邰胜江等大头目，他们的动机如何，我不够了解，但广大农民起来暴动，则是为了反对逼粮、逼款、抓兵。”［7］可见，秘密教门同善社事变领导层和下层广大暴动农民既无密切的指导联系，也无严格的组织联系，黔东事变始终穿插着教门的政治利益图谋和农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重叠，使得事变的发生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

声势浩大的黔东事变不仅使国民党当局为之一震，同样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经过调研，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原则下，于1943年6月21日向中共中央情报部汇报了“民变”的相关情况。中共中央的电报深刻分析了民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强调了民变的自发性，这也在侧面警示了国民党当局应当立即进行改革，消除民变的内生性原因，中共中央也对民变提出了应对之策和意见：“国党对民变，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官逼民反，除非对抗战能打胜仗，对民变政策有改革，才能把民乱压下去。”“我们对此事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绝不幸灾乐祸。”［8］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3年5月分别发表社论，《巩固的后方》和《巩固国内团结》。文中指出：抗战的胜利，“贵乎兵足、粮足”，“巩固的前线，更有赖于巩固的后方。”［9］“克服困难，渡过目前的严重局势，更要求我们巩固团结。”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最为重要，依据对矛盾的分析，社论指出了巩固团结的迫切性。

综合一封电报和两篇社论，中共中央对黔东事变类的民变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为了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整，中共中央对民变阐述了“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绝不幸灾乐祸”的基本态度，同时分析了民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官逼民反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对大后方民变问题的客观评价。

秘密教门同善社在黔东事变中扮演了组织者和发动者的角色，通过神秘的仪式、文告来号召起义，宣扬弥勒佛下世、真龙天子登基等封建迷信言论，在落后闭塞的乡村起到了一定号召作用，但正是其封建落后的本质特性，使民变中牺牲的广大农民群众再次成为封建社会残酷统治下的牺牲品。“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反映苦难的宗教；有多少愚昧，就有多少粗俗的信仰；有多少荒蛮，就有多少荒诞怪异的膜拜。”［10］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秘密教门的出现反映了下层劳苦大众期望得到生活中的互济互助，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释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的起事给予了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但由于秘密社会无法摆脱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某些条件下往往为反动势力所利用，从事颠覆破坏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活动，由此走向了历史进程的对立面，终而被新的时代所淘汰。

[1]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18.

[2]余通文.“黔东事变”初期鳌山激战前后[A].黔东南文史资料[Z].第六辑，1987：126.

[3]程奎朗.黔东事变经过[A].贵州文史资料选辑[Z].第二辑，1983：187.

[4]刘时范.黔东事变纪要 [A].黔东南文史资料 [Z].第六辑，1987.

[5]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欧阳恩良.神权与王权的交结—民间教门本质特征新论[J].贵州社会科学，2002（1）.

[7]欧昌义.我亲历的黔东事变[A].黔东南文史资料[Z].第六辑，1987：228.

[8]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A].黔东南文史资料[Z].第六辑，1987：1.

[9]巩固的后方[N].新华日报，1943-05-02.

[10]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