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凌

(大连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

谫论京师同文馆中的科学教育

王冬凌*

(大连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

对京师同文馆中科学课程的设置、教师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并阐述了同文馆实施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京师同文馆;科学教育;意义;课程;教师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1862年初创时是一所外国语学校，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开始逐步实施科学教育。作为迥异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京师同文馆中实施的科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课程的设置及主要特征

关于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丁韪良制订的两份课程计划

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广泛设置，是从1869年丁韪良出任总教习后开始的。丁韪良拟订了两份科学课程计划:一份是八年制课程计划，这份课程计划是为年龄较小、外语程度较好的学生预备的。前三年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地理和外国语(英、法、俄、德文之一)，自第四年起学习格致(物理)、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和微积分)、化学、天文、地矿学、机械学及万国公法等课程，在第七、八两学年还安排学生翻译书籍。另一份是五年制的课程计划，是为年龄较大的学生预备的。规定“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程和五年制课程，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开始。从课程计划来看，京师同文馆已有较广泛的课程科目。如八年制课程计划中，前三年主要是打好语言基础，了解史地;后五年大量设置了数学、天文、格物、化学等科学课程。

2．《清会典》中关于同文馆科学课程的记载

《清会典》详细记载了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具体内容。［1］74-78

天文学:必测七政以立法。象以仪器，窥以远镜。由新法推步，得地自传行之证二。广其法以推行星，得例三。谓之公比例，测距度以得行星不尽之数。

舆图:必以经纬之度定方位，纵横各三百六十度。分天下为五洲。量以测器，申以算法，精以绘事，以识山水之高深，以悉形势之险夷。堑地而深之，辨色若质，审土若石，则断续之文，折叠之理，动植飞潜变化之迹可稽焉。

算学:以加减乘除为入门;次九章;次八线;次则测量;次则中法之四元术，西法之代术数。

化学:以原行之质为本，共六十七质，分大类二:一曰非金类，一曰金类。每质各秉一性，性相近为一家，二类各五家。原质入氧气有生酸者，有生反酸者。反酸与酸相合为盐类。凡矿产备诸质，验质必以化分，有消而化者，有熔而化者，消化视强水，熔化视火力。有分金银铅三质之法。有炼铁之法。有炼铜之法。有炼银之法。有炼金之法。有炼铂之法。

格致之学:一曰力学，审吸压之理以利于用。一曰水学，审动静之性以利于用。一曰声学，审响应之微以利于用。一曰气学，审蒸化之方以利于用。一曰，审腾热之力以利于用。一曰光学，审回反之理以利于用。一曰电学，审触引之捷以利于用。至于考动植之学，以教树畜长地力，蕃物类，节人工，则皆格致之属焉。

3．同文馆历年试题中所反映的科学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

试题是一面镜子，从试题上可以看出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情况。关于同文馆历年试题，史料中有较详细记载，现仅以1872年为例加以说明。［1］83-94

1872年，各科岁考题。

算学题:“今有正弧三角，甲乙俱锐角，丙为正角，有甲乙两角，求三边其比例若何?”

“某处有路过山顶，两边均各二十五里，其两边及地平成角四十五度，若随地平凿山而过，试推路长若何?”

化学题:“kclo3其华字何如?”“次硝镪水，其代字若何?”“以何法能多炼磺强水?”

格物题(汉文):“有船底为三角，前后宽窄为一，长十丈，于水面量之，阔丈五，吃水八尺，试推其船货共重几何?”“瓦德(特)之汽机胜于前者，于何见之?”“测算汽机之力，其式若何?其理若何?”

格物题(英文):“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若何?”“光透物而折改方向，其理若何?”“早晚有霞，其故何也?”

医学题:(眼耳鼻舌四科)

眼科:“近视与远视之分别?”“二目视一物，何以不作二象?”

耳科:“外窍接受声音之理。”“中窍之部位与内窍之功用。”

鼻科:“元关以内之部位与其脑气筋之分布。”

舌科:“舌之脑气筋分布之义。”

由以上材料分析，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主要有如下特点:

从科目上看，京师同文馆科学课程的设置是比较完善的。从天文、算学到格物、化学以及医学，从汉文科学课程到洋文科学课程，其科目设置之完善堪称当时新学堂之楷模。

从内容上看，京师同文馆的科学课程其程度和水平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但是，作为第一所新式学堂，其科学课程的设置，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作用。与福州船政学堂相比，京师同文馆中的科学教育比较注重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授，而福州船政学堂更注重技术科学的传授。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基础科学知识功底还是比较扎实的，从前述考题中学生的答卷就可见其端倪。如，1873年岁考汉文格物试题贵荣试卷:

问:地平线随远近与地平相离多寡，试作图而明其理。以此理而测算高低远近若何?

答:心为地球，甲乙地全径，丙乙平线，高低所差丁己、戊乙等，乙丁相距若不甚远，则弧与弧无分，乙丁可视为直线。丁戊乙与甲丁乙同式，命地平差为天，相距为地，乃有比例。

外语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是京师同文馆科学教育的又一重要特征。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为应外交之急需，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所以，外语教育始终受到重视。丁韪良拟订的八年制课程计划就是专门为边学习外语边学习科学课程而设立的。同文馆规定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必须用外语学习自然科学，学生在学习科学课程的同时，也提高了外语水平。这同样从前述考题中学生的答卷就可见其端倪。如，1872年岁考格物题(英文)朱格仁试卷［1］109-111都是用英文来完成的，说明学生不但科学知识学得比较扎实，英语功底也是相当深厚的。

二、科学课程教师的来源

同文馆讲授科学课程的教师分教习和副教习两种，其主要来源有以下三方面:

1．聘请外国人

如聘请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博士丁韪良为国际公法教习，后兼任格物测算教习。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硕士欧里斐为格致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等。

2．聘请国内学者

在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争论过程中，为平息顽固派的“师事夷人”的攻击，郭嵩焘于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谕军机大臣，请派国内著名学者来同文馆任教:“迅将邹伯奇、李善兰咨送来京，前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该管王大臣试验，再行奏请给予官职，以资差委。”后邹伯奇因肝病未能来京，李善兰则于同治七年到同文馆，并即被任为算学教习。李善兰(1811—1882)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力学家，对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微积分和弹道学等均颇有研究，并与西人合译了《代数积拾级》《曲线说》和《重学》等书，自1868年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

3．留用优秀毕业生

京师同文馆多次将各科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例如第一期入学的天文算学馆前四名毕业生席淦、汪凤藻、杜法孟、贵荣，于光绪五年(1879)留校后分别被任命为算学副教习，七年后席淦被升授为算学教习。又如获得格物测算第二、三名的胡玉麟、陈寿田留校后也被任为副教习。

总的来看，科学课程的教习来源以外国人为主。从1868年到1896年同文馆中的16位科学课程教习，外国教习13位，占科学课程教习人数的77%;中国教习3位，只占科学课程教习人数的23%。从副教习来看，主要以中国人为主，而且主要是同文馆的毕业生。

三、京师同文馆实施科学教育的意义

第一，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最早提出实施科学教育的动议，较早地实施了科学教育，其震动是很大的。天文算学馆招集科举正途人员入馆修习，初步动摇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因而是中国教育一次大的创新，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这在当时顽固势力强大的中国，有首开风气之功。同文馆通过实施科学教育所体现出的革新，为科学教育在洋务学堂中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第二，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当了外交史节，一部分当了政府官员，一部分成长为工程技术人员，更多的则成为各类学校的教师，其中，留在同文馆担任数理化等科学课程教习的就有汪风藻、风仪、王钟祥、庆常、杨枢、林秀、席淦、贵荣等三十多人。正是这些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编译了第一批自然科学教材。同文馆在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还编译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教材，为其他学堂实施科学教育提供了条件。同文馆编译的教材有: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和《格物测算》，毕利干的《化学指南》和《化学阐源》，海灵敦、费礼饬和骆三畏三人分别写的《中西合历》(1877、1878、1879年)，骆三畏与其学生合写的《天学发轫》，以及席淦、贵荣所编写的《算学课艺》，等等。

第四，创建了第一批教学用的实验室。同文馆于1876年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88年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在京师同文馆的实验室建立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正规的类似机构。最权威的皇家天文台——钦天监连一台望远镜都没有，所拥有的地球仪、方位角仪、四分仪等，还是两百年前康熙朝时，在传教士汤若望(Sehaal)和南怀仁(Verhiest)的指导下，用青铜铸造的，而且其观赏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

京师同文馆实施科学教育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与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才相比，同文馆对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郑观应指出:“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2］与它曾经培养出一批外交人才相比照，同文馆学生中没有出现科技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见，同文馆开设的课程和培养方向并不是以培养科技人才为主，这一点与专门培养科技人才为宗旨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不同的。二是由于同文馆聘请了外国传教士担任该校教学和管理工作，宗教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这所官立学校。该校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不讳认这一点，他确认“同文馆影响要远比北京街头上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他说:“在我最初任教的教室里面，原先有一份布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我就任校长(即总教习)以后，馆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一任我的自由。以同文馆的性质而论，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许的，但是我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到有关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但是对其他西学课程，例如对至关紧要的数学，丁韪良却说:“我们从来不照着本本教授数学，我们只是告诉学生们自己去学数学。”［3］

对于上述局限，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而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去苛求。首先，当时设立同文馆就是为满足清政府对外语人才的迫切需要。特别是1857年的《天津条约》及其后的续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中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这一条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比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更为急迫。作为设立在京城的同文馆，理应承担解决这一燃眉之急的历史重任。其次，同文馆聘请外国人做总教习并大量聘请外国人做科学课程的教习，这在当时极为缺乏精通教育管理和科学的人才的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赵志辉．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J］．东南文化，1999(4):60-62．

［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45．

［责任编辑:阅力］

On Science Education in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WANG Dong-ling
(Dalian Education University，Dalian 116021，China)

The scienc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 source of faculty of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are discussed，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science education there is expounded．

Capital Tung-wen College;science education;significance;curriculum;faculty

G529

A

1008-388X(2013)01-0020-03*

2013-01-13

王冬凌(1965-)，女，辽宁阜新人，教授，博士，大连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