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来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有关“都市”的诠释，《汉书·食货志》这样写道：“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而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将“都市”定义为：“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以非农业职业为主、具有综合功能的社会共同体”［1］。上世纪九十年代，“都市”一词有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按照这样的定义，无论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海都是名副其实的“都市”，那么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化可以被称为“都市文化”，“都市文化指的不只是二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的物质文明，也包括当时由于物质文明的激发而呈现在印刷文化上的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和憧憬”。［2］从这些话语中，我们看出“都市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还包括依托在物质层面上的精神层面，而本文所研究的张爱玲的都市情爱更注重精神层面的空间书写。

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宽松的政治背景，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逐渐上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批女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文本中以表现上海生活、上海男女情爱发展为文本叙述的主要脉络，张爱玲是代表作家之一。张爱玲，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1921年生于上海，祖籍河北，1995年孤苦一人于美国洛杉矶去世，而去世那一天恰逢中国的中秋节——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张爱玲的创作曾多次被人称为是“海上传奇”，实际上我们称之为是文学史上的传奇也并不为过。张爱玲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与她所处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家世背景显赫，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之女。可是在时代的巨大变革中，张爱玲并没有享受到名门望族的辉煌，她在自传里多次提到，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的离婚使得她的童年变得异常不幸。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封建遗少，在与母亲离婚后又娶了姨太太，每日流连于烟榻之上，对她无暇顾及，而生母更是远渡重洋去了欧洲，对她更是甚少关心，只留下她和弟弟孤苦伶仃。张爱玲在父不管母不爱中度过了本应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或许童年的经历是她作品中处处充满悲观氛围的主要原因。父亲甚至因为张爱玲要出国一事，曾扬言要杀了张爱玲。于是逃出父门的张爱玲跑去投奔母亲，可是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后来香港学业结束后回到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是她的成名作，这两部作品的出世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更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中的重要地位。

和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的情爱婚恋小说相比，张爱玲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一：书写出了动荡时局下的世俗男女的感情纠葛，并剖析了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男女的情欲差别；其二：张爱玲擅长从对日常生活的描述表现都市情爱，她的文本与日常生活历史的衔接几乎天衣无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在沦陷区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多半韬光养晦，谋求自保”，“惟有张爱玲，在‘伪’政权统治下，依然理直气壮地活着，不但活着，并且大放异彩，充分享受成名带来的喜悦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3］。

二

张爱玲1942年回到上海，1952年离开上海，十年的时间创作了二十余部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说尽了都市男女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都市男女形象，通过讲述“男女间的小事情”揭示了现实的真谛。

《倾城之恋》这部小说就讲述了在战争帷幕之下，城池失陷的都市男女间的悲欢离合。范柳原一个风流倜傥的都市男性，不仅有着优厚的经济后盾还有着海外生活背景，这成为了女性追逐的对象，他本人是一个渴望在抛开过去风流生活之后找到一个能回归传统的古典女性把玩。白流苏，一个中国传统女性，成为了在国外历经千帆的范柳原带着一种寻根的眼光和情怀挑选的古典女性，在这种心理之下，白流苏符合范柳原的寻根情结，她的美也许只能迎合范柳原这样的海外归来的游子，于是二人就在都市中开始了一段你算计我谋划的“倾城之恋”。

白流苏在物态化的都市中用尽自己的聪明心计围绕着结婚这一目的与范柳原进行较量，她在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取生活保障做最实际的打算。她在离婚后回到了娘家，可是兄弟们将其钱财挥霍一空的时候开始对其有驱赶之意，可白流苏就是一个没有收入的都市小市民，离开了娘家，生存都无法保证，于是她只能通过谋得爱情满足繁华都市生活的保障，她急于通过一个男子的婚姻承诺而跳出娘家。在与范柳原若即若离的香港旅行中，如果说范柳原还曾经对产生真爱抱过一丝幻想的话，白流苏则丝毫没有渴望过浪漫的爱情，一路上她都在盘算怎样通过与范柳原的交往而达到结婚的目的，并且要想方设法保证即使没有达到结婚的目的自己也不能有所损失。所以在精于情爱的范柳原偶尔流露出对真情的向往并希望白流苏可以放下实用主义的算计时，白流苏只是在表面上流露出无比诚恳的真情实意而内心并没有真的接受这样的观点。都市的爱情充满着物态审美下的精于算计和虚情假意，从某种角度理解，白流苏的聪明和倔强也让人佩服，在当时的社会与男人打交道时，女人总是吃亏的多一些，常常被那些不守信义、虚假伪善的男子所欺辱，何况略有社会经验的白流苏敏感地察觉到范柳原曾有过风流堕落史，在这种情形下，不轻易将真心付出，倒也不失为一个自我保全之计。范柳原对都市男女情爱的尔虞我诈充满失望，渴望找到一个古典优雅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将他从焦虑的现状中解救出来。表面上看起来，范柳原也是孤苦的、无助的，可实际上，他仍然处于这场恋爱的主动地位，因为他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他的焦虑充其量只是衣食无忧后的精神焦虑，他没有女子那种强烈渴望找一个能为自己提供生活保障的物质焦虑。在这场恋爱中，男子渴望获得纯真的精神恋爱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男子只想从女子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精神需求和一个懂他的女子的爱恋而并不急于提供女子想要的生活物质保障；女子在为男子提供精神需求的同时，渴望获得一份真实可靠的婚姻和物质保障。

他们在这场都市情爱中，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获取自己想要的，他们或许可以互相给予，可是偏偏各执一方而迟迟不肯让步，唯恐自己的任何一点付出会得不到回报。现代科技文明涌入都市，不仅使都市人的生活产生了变化，对都市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商业经济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于计算得失，生怕吃亏，假若不是那一场战火，这一堆自私的男女的都市情爱最终也难逃各奔东西的结局，可是战争在这时产生了，它使得文明进化的成果退回到了生存的基本点。人性回归后的流苏恍然大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战火之中一个城市的倒塌使得高筑在一对男女心中的壁垒也倒塌了，在灾难面前他们抛开了虚伪的面纱，追逐生命最真实的部分。在一片城市的废墟面前，他们紧紧相偎，即便“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4］。

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逐渐脱离旧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都敏锐地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社会革命的大背景，悲剧意识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共识。在人与时代共悲怆的时代，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女性作家，不仅开始对抗男权社会，而且开始理性地进行自我反省和人生思考，女性作家对女性自身的认识也拉开了新的帷幕。如同迷路的娜拉一般，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大多沉浸在一种萧条与落寞之中，比如，愤然离开丈夫独立生存的女人（苏青的《结婚十年》）、自私的伪君子佟振保（张爱玲《白玫瑰与红玫瑰》）、扭曲的母亲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张爱玲将女性文学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向纵深处发展，而且在继承“五四”女性反叛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及性别缺陷展开了自我书写，这是女性文学发展上的进步。张爱玲以敏感而犀利的书写视角，不仅细腻描绘了那一时期男男女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和婚恋纠葛，而且成功塑造了一批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旧中国的都市风情。

［1］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176.

［2］李欧梵.都市文化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6.

［3］罗久养.张爱玲与她成名的年代（1943一1945）［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9.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