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晨

（苏州大学 文学院 中文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衮甫，号太玄，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光绪丁酉科拔贡，1901年留学日本，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公使，著有《清史讲义》、《法言义疏》等。汪荣宝身兼学者、诗人等身份，在历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和诗歌创作等领域也深有造诣。在诗坛，汪荣宝以学李商隐著称，其诗集名为《思玄堂诗》。

在晚清政坛，“京城立宪派”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对于“京城立宪派”，王晓秋教授判定为：“他们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而且多数学过政治、法律；他们大多是清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中层官员，而且多数在与宪政改革有关的机构中任职；他们共同主张君主立宪，努力推进宪政改革，而且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和政治活动；他们不仅是君主立宪的大力鼓吹者，而且是宪政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在辛亥革命前夕，他们基本上都投靠了袁世凯，民国初年成了北洋政府的高官。这一类京城立宪派的核心骨干和代表人物主要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 ”［1］28-37汪荣宝作为京城立宪派的成员，在诗歌里如何表达对清朝覆亡，民国成立的态度呢？我们强调汪荣宝诗歌的“诗史”特征，关注其纪实性，因为汪荣宝诗歌忠实记录他在清廷政治中心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正是清朝统治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标志。与汪荣宝密切相关的如摄政王载沣被刺案，行刺者是汪兆铭。汪荣宝积极“保汪”，最终让汪兆铭免于死罪。在1910年4月5日的日记里，汪荣宝留下一首阙题诗，把汪兆铭比作荆轲：“白虹昨夜应荆轲，十日长安斥堠多。玉宇霜寒凄叠鼓，金门风细静鸣珂。严更近暑屯龙虎，神策新军列鹳鹅。闻道属车辍游豫，山灵望幸定如何。”［2］132京城风声鹤唳，清政府的统治已然岌岌可危。更具诗寓鼎革意义的是《闻歌》，汪荣宝所闻之歌乃大清帝国国歌——严复所作《巩金瓯》，在1911年10月4日由清廷“谕旨颁行”，而六天后即发生武昌起义，国歌竟成了清朝的挽歌，且看汪荣宝的描述：“萧条汉曲亡朱鹭，宛转吴歌采白鸠。岂有杜夔知雅乐，漫劳王豹进清讴。江南愁唱家山破，代北凄闻玉树秋。可惜管弦犹未被，中原真见海横流。”［3］武昌起义引燃导火线，清政权就正式分崩离析了。

在武昌起义之前，汪荣宝自身实则沉浸在民政部、宪政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机构的繁冗工作之中，对清朝覆亡并没有深远的预见。虽然国势危殆是不争的事实，但汪荣宝仍幻想以宪政挽回清政府的败局。直到1911年9月，汪荣宝远赴泰山纂拟宪法，踌躇满志之心寓于诗中。面对“白云如海，茫无涯际，仰视霄汉，明星烂然”的泰山夜景，汪荣宝赋诗云：“上清虚籁夜萧骚，俯见奔云卷怒涛。列岫森罗如岛屿，万松浮动作鱼鳌。人间风雨元无定，天上星辰只自高。曾向海中观日出，置身云海意尤豪。”［2］296诗境豁然一开，陶醉于泰山胜景，心气也随之高涨。然而大厦倾倒，一切来得迅疾。在武昌起义之后数月，到辛亥年结束，汪荣宝基本停止诗歌创作，一代王朝的落幕究竟留给汪荣宝怎样的烙印，我们可以从1913年汪荣宝创作的一系列纪游诗——《新华门》、《集灵囿》、《神武门》、《武英殿》、《金鳌玉蝶》、《天坛》、《观象台》、《颐和园》、《崇陵永远奉安》、《重经泰陵》等读出世事时移、人事代谢的感慨和唏嘘，而鼎革当下的汪荣宝却更对民主共和的新政权寄托憧憬，宪政的愿景似乎随着“雄才大略”的袁世凯当权逐渐清晰……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进程，这对解读汪荣宝壬子年（1912）的三首诗甚有帮助：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清朝寿终正寝；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方面的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条件包括建都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临时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18日，参议院派迎袁专使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2月28日，袁世凯接见迎袁专使；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参议院最终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总统职务；4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定都北京。有此背景，就不难理解汪荣宝《南使》：“晓过中天阙，喧迎南使车。铜衢严棨戟，珠馆溢簪裾。陋洛谈何易，倾燕兴有余。迂儒知量狭，不敢赋论都。”［4］前两联即指迎袁专使抵京事，关键在后两联，涉及敏感的建都问题。究竟是选择北京还是南京，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争议也较大。汪荣宝讥讽“迂儒知量狭，不敢赋论都”，他对建都之事早有定见。2月14日汪荣宝已明确反对袁世凯前往南京：“早起。南京来电，坚请袁公赴宁，不审何意。十一时顷到公署，发电致参议院议员杨翼之，又发电至上海致汪季新，托仲和转达，均言明袁公不能离京之故，属其设法调停。另由闰生拟致季直电一通，词意略同。若令南中坚执不受，必致彼此龃龉，又生波折，良用隐忧。 ”［2］344而定都哪里，汪荣宝诗里说得明白。 “陋洛”用《两都赋》语典，以现下的首都洛阳为陋，却向往西都长安，指代都城从北京迁往南京，“侵燕”也是此意。汪荣宝给出的态度是“谈何易”、“兴有余”——谈何容易，不过是空有兴头，兴致有余而已。汪荣宝的《漫成》说孙中山下野事——“舜禹傥同今日事，定哀真见太平年”［5］，把袁世凯接班孙中山比作舜禹禅让。

对于这场由清及民的政权交接，尤其是袁世凯“强迫”清室交权那场不流血的政变，汪荣宝由衷激赏：“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2］343在2月18日旧历新年，汪荣宝作《壬子元日》歌颂民国：“赤县讴歌改，金源历数移。”［6］而逊清遗民、汪荣宝的诗友曹元忠同一日所作《壬子元旦》却说出了另一番眷念故国的心声：“到此寒如已死灰，东皇无力教春回。今朝南岳祠前路，可有孤臣望北哀？”［7］政治立场的不同凌驾在笃深的交情、相近的诗论之上，让汪荣宝与曹元忠同题诗歌的面貌大相迥异。对于汪荣宝转向袁世凯集团，遗民群体不乏抨击的声音。“邹崖逋者”何藻翔——忠心不二的清遗老，作《效元次山赠党茂宗篇戏赠》，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冒广生“虽愧苏厚庵，尚胜汪荣宝”［8］。 冒广生也是清遗民，身份已经“胜过”汪荣宝，而且“尚胜汪荣宝”句后有注：“民政部左丞汪荣宝，十二月十六日以逊位诏书迟迟不下，忿辞职，知清室将覆，讨好革党也。”［8］然则何藻翔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汪荣宝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1912年1月16日）已“比日对于时局颇极愤懑，本日决意辞职，草呈文一通，寄尚之参事，请为代办”［2］333，彼时清帝退位之事尚未公开启动，更谈不上讨好革命党。到十二月十六日（阳历1912年2月3日）辞职申请被批准之时，清朝确已到达最后关头，汪荣宝被“邹崖逋者”联系现实地罗织了罪名。苏厚庵苏舆，“逊国日，弃官移书让尚书十部京官，即日去职，厚庵与鄙人而已”［8］——逊国日辞官，只有何藻翔本人可与之比肩，遑论汪荣宝，冒广生亦无法做到。再如胡思敬，所作《国闻备乘》也是丑诋汪荣宝——目之为“奸”［9］136。汪荣宝所遭攻讦不独来自清遗民，即如李大钊，说：“若祖国之安危，民族之休戚，虽挂诸口实，然名实表里，多不想副……观曹汝霖、金邦平、汪荣宝一辈之在北京，官爵利禄以外，无复何物。其附王大臣，附大总统，附强有力者，持‘浮萍今日对岸开’之态度，而不自知其丑者皆是也。”［10］332这些针对汪荣宝的批判与他们对袁世凯的看法大有关联。

辛亥革命的完成并非是绝对战争造成的历史裂变，而是历史积累、人心思变、武力尝试、政治运作等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捅破那层属于旧制度的窗户纸，开启对未来政治走向新的设想，置身其中、参与其中且抱持政治理想的汪荣宝未必存在浓厚的朝代灭亡的感伤。在思想混乱的辛亥年，汪荣宝隶属一方势力的京城立宪派，其心态主要还是对板荡时局的忧患和对袁世凯主持新局的期许。

［1］王晓秋.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C］//朱诚如、王天有编.明清论丛（第十一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

［2］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审订.汪荣宝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汪荣宝.闻歌［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4］汪荣宝.南使［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5］汪荣宝.漫成［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汪荣宝.壬子元日［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7］曹元忠.壬子元旦［O］.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民国三十年刊本.

［8］何藻翔.效元次山赠党茂宗篇戏赠［O］//何藻翔.邹崖先生诗集.1985年刊本.

［9］胡思敬.国闻备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M］.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