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志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铭文是西周礼制的载录，担负着西周礼乐精神的确证。《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但是臧武仲对他说:“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臧武仲所论即是钟鼎铭文所承载的重要意义，可见，铭文所担负的文化精神早已成了青铜器制作者自觉的意识。

一、神权的象征

青铜器用于西周社会的各种礼仪场合，它所载录的铭文或记录册命，或叙述战争，或呈现诚心，或宣誓盟约，这些铭文侧重点虽然有别，但都在强调一种神圣的权力。就祭祀而言，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要求，如《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些制度是否真的施行于西周，我们姑且存疑，但西周祭祀礼仪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却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这严格的祭祀等级中，青铜器的使用数量和种类显然也有规定，如《礼记·礼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也就是说，青铜礼器的数量越多，说明祭祀等级越高，而受祭的神灵越喜欢，进而祭祀者得到的恩惠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