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国钧先生早期图书馆学术思想特色与哲学思想来源❋

2013-08-15

图书馆 2013年3期

(江南大学图书馆江苏无锡 214122)

刘国钧先生早期图书馆学术思想的阶段大致是1919－1926年，〔1〕此时期刘国钧以哲学研究为主，以图书馆学研究为辅。然而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水平之高，则站立在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之顶端。他以哲学思想为基础，抓住当时图书馆界的若干核心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将图书馆界的理论研究水平，直接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他运用坚实的理性思维的学术功底，及时而深刻地阐明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和功用，高度概括出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的近代图书馆性质，厘清了社会对图书馆的模糊认识。他从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入手，深刻地揭示了创建儿童图书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创建儿童图书馆的“三要素”，这一思想，成为以后图书馆学理论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直至今日，这一理论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介绍美国公共图书馆精神的过程中，精辟地阐明了公共图书馆精神，指出了近代图书馆的根本目的，就是“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2〕。

刘国钧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就在图书馆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新图书馆运动高潮之时，人们更加迫切需要了解美国图书馆界的实况，“它的实在情形，可从《新教育》第7卷第1期刘衡如先生的那篇《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得知其大概”〔3〕。说明当时刘国钧的学术研究已很受界内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可说这一时期是为刘国钧作为中国图书馆界顶尖式的代表人物打下坚实基础的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地位就已完全确立，以至受过刘国钧教育的学生，亦为界内人士所信任和尊敬。如1935年前后任职于无锡县立图书馆的陈嶺梅女士即是如此。“陈女士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亲受业于图书馆专家刘国钧之门，当然很有常理的见解，与实务上之经验了。”〔4〕细究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的特色与来源，大致可从三个主要方面概括。

1 民主平等的思想

1．1 为新文化运动的“鼓”与“呼”。刘国钧是一位思维慎密、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在他早期学术生涯中，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急流勇进，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人们欲以超常的速度赶超欧洲各国的社会改造进程。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蔡元培先生就明言:“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5〕。刘国钧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他积极地思索，自觉地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他辛辣地批判主张尊孔的、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却又不懂得新文化意义者，“试看那些主张尊孔的人，有多少是能知道新文化的意义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呢?”〔6〕社会上许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是由于保守思想作祟，所以，“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缘故，我们必得研究保守的心理”〔7〕。于是，在1920年发表了《保守之心理》一文。文中深入地分析了保守心理的由来与危害。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我们若不把他弄清楚，新文化运动便多一分阻力”〔8〕，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刘国钧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的态度，同时运用哲学思想，奋笔疾书，从学术的角度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去。

刘国钧在1920年年仅21岁之时，即用他慎密的思维，对新文化作了概括:“尊重青年人的心思能力，承认他们作社会的指导;废除奴隶的教育，极力发展个人的才性，同时还要养成社会化的人格;打破社会上贫富贵贱的见解，实行平民的生活;铲除旧家庭制度，使个人能为社会自由发展他的能力;并且用活泼进取，不绝创造的健全人生观，来代替萎靡不振敷衍的病的人生观。这样方能有活泼进步的新社会;这样，方能有创造无已的新文化”〔9〕。人们不得不惊叹还在青年时期的刘国钧的超前思想和理念，以及他精准的表达能力。这一时期的经历，在刘国钧的脑海中印象极其深刻，以至在十余年后深刻地直言:“回想十数年前，五四运动勃发的前后。一班在学校的青年们，意气何等激昂，自视何等重要”〔10〕。这也许就是刘国钧在五四前后自身活动经历与思想的真实写照。

1．2 以“德谟克拉西教育”为核心的思想。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是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要人人有发展的机会，当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11〕。这一表述，更直接的是对教育学术界的民主思想的概括与要求。民主要素主要是指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生计的等方面。民主思想在中国大地的生根、展开，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杜威，在1919至1921年二年间在中国的讲演亦有很大关系。杜威在华的200余场演讲，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与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杜威在华讲演(集)被中国文化书院评选为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12〕。“杜威的思想向来视教育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他认为教育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工具’。”〔13〕因此，当时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更多的是在教育方面。

根据对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的分析研究，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对刘国钧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是J·杜威”〔14〕。刘国钧在《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一文中，以自己的理解解答了杜威关于德谟克拉西的含义:“杜威承认德谟克拉西是一种生活，不仅是政体，这种生活有二要件;……”〔15〕在民主社会中，必然以平等观念为基础，如此形成一种社会制度。刘国钧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社会的核心精神和精髓:“至于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却是本着平等观念来的。……平等的意义，就是机会平等。……自由是德谟克拉西的精髓”〔16〕。在民主社会制度中，教育的德谟克拉西精神体现在何处?“无间男女、种族、阶级。此为教育之真精神。亦即所谓道德的德谟克拉西也。”〔17〕这一精神，即是体现出了教育平等、机会均等、充分发展个性的特征。刘国钧与当时学界的多数人一样，认为要落实德谟克拉西社会制度，首先要落实德谟克拉西教育制度。要落实德谟克拉西教育制度，首先要解决儿童、女子和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平等、机会均等问题。他以其思想的敏锐性，关注中国当时社会的童工现象。童工现象造成了自小而起的教育不平等，这是根本违背德谟克拉西教育精神的，必须要通过教育的改革和儿童劳动法的制定来杜绝童工现象:“为了使全社会的人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凡在学龄时期的儿童都受教育的薰染起见，儿童劳动是在所必禁”〔18〕。

作为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都是组成社会的个人财产，他们并不属于某一种阶级”〔19〕。针对当时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人数很少的状况，刘国钧翻译了杜威夫人Alice G．Dewey的《美国的男女同校教育》一文。女性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女子在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中，必需有他们的功能”〔20〕。男女同校体现出了教育平等精神，“他又证明公众对于德谟克拉西的教育的信心;而且成就了，‘人人机会均等’的民族主张，也足以发生爱国的雄心”〔21〕。这种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欧洲各国在大战后，也极力扩张，可与美国并行”〔22〕。这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思想，成为刘国钧一生中研究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的基石。

1．3 近代图书馆是德谟克拉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教育，机会均等，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刘国钧将这些思想运用到了图书馆学的研究中。他充分运用杜威的教育学说，阐述学校的功能。尽管杜威主张教育即是生活，但是不主张学生参与整个社会实际活动。由于社会生活过于复杂，“所以我们必得拣选一部分的环境，作教育儿童和青年的地方，这便是学校的功用”〔23〕。学生，只能在校期间接受学校的教育，一个人的学习应该是终身的，终身接受教育和学习，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学生离开学校后，何处可以作为终身学习的理想场所和机关?答曰:“图书馆挟着他们所收罗古今的图书，各种的材料，加上他对于读者，一种诚挚而得法的指导，便是我们知识的泉源，一生的伴侣。所以他便成为学校教育终了以后施行教育的机关。”〔24〕这些思想，即是对前几年认识、研究的一个总结。

图书馆是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已深深地扎根于刘国钧的脑海中，“图书馆在今日不惟为研究学术所必需，且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我国言教育者亦既习闻而能言其理矣”〔25〕。他通过研究、分析美国图书馆界的状况，认为图书馆在教育上之功用、责任与目的，均与学校相同，但是，图书馆是终身学习的场所，它的影响更要大于学校，“夫一社会之人，在学校者少;人之一生，在学校之时少。然则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26〕。

图书馆既是社会教育之利器，它要和学校一起，共同达到教育的目的，它必然要符合德谟克拉西教育的精神，即要使人人能平等、自由地利用图书馆。图书馆与藏书楼的根本不同点，即是“今日之图书馆即使人人得利用其所藏之本为目的者也”〔27〕，即免费、公共、公开、共享精神，“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其适当之读物”〔28〕。图书馆社会化和平民化的性质，深刻地体现出了德谟克拉西教育的核心思想。“自动”之性质，又深刻地体现出了自由是德谟克拉西的精髓之特征。图书馆充分利用馆藏，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以便读者能自由、自主、平等、免费地利用之。

杜威十分注重儿童教育，刘国钧则将儿童中的平等教育思想充分地引入到了儿童图书馆的建设中。儿童图书馆是整个图书馆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终身学习的习惯，必须自小培养，而且通过儿童图书馆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使他们更健康地成长，“儿童图书馆的价值是教育的”〔29〕。在儿童图书馆内，儿童可以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阅读的权利和兴趣，“况且在儿童图书馆内，儿童可以自由拣选他们爱看的书，可以自由实行他的志愿……”〔30〕刘国钧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儿童的心理成长的特征，为建设高质量的儿童图书馆提供理论依据。可见，德谟克拉西的精神，对刘国钧早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多么大的作用!

2 进化思想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刊行于世，引起思想界的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和社会发展进程。严复将进化论学说引进中国，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斯宾塞等人对“进化”所作的“世界观性”的界定，而忽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概念。〔31〕斯宾塞极力主张把生物学中“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学说应用于社会领域，从而“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种纯粹生物学说转化成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32〕。严复按照“体用”学说，在《天演论》中提出了“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竟，曰天择”〔33〕。进化论风行于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尽管此时期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云涌，然每一种思潮中无不鸣奏着进化论的强有力的旋律，以至后人总结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时认为，“正是进化论支配着这一时期种种思潮的意义上，我们称其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一大潮”〔34〕。

胡适在回忆此一阶段的思想界状况时满怀深情地说，“‘天演’、‘物竟’、‘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掸’”〔35〕。适者生存的变化原理影响了当时若干代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从此以后几十年的种种变化，似乎都和严译《天演论》有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36〕。这不是对部分持某种思想或社会观念者的影响，而是对全部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例如，具有代表意义的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胡适等等人物，进化论都对他们的思想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37〕。

进化思想对图书馆界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尤其是图书馆界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都是在这一近代第一大思潮氛围中成长的。“标志着一代职业图书馆学家正式登上图书馆理论舞台”〔38〕的沈祖荣先生，高举对藏书楼改良之大旗，大力建设新式图书馆，这种改良思想，完全是一种进化思想，当他被指定撰写《民国十一年之图书馆教育》时，他深切地体会到，“其用意所在，不过欲知此种教育，较前为优为劣，以觇其进步与退化耳”〔39〕。1923年，胡庆生作“教育与公共图书馆”演讲时，分为9个部分，其中第9部分的题目即是“图书馆与进化”，在演讲中阐述了图书馆不仅要保存国粹，还要保存世界的文化精华，“并且还要将所保存的东西都变为能生产，因生产而能使社会逐渐进化”〔40〕。杜定友则运用进化观念分析科学发展与图书馆事业问题。“计其求学时间。最多不过二十余年。而世界科学。进化无穷。”〔41〕他在研究图书馆史的过程中，将其分为保守时期、被动时期、自动时期，“各国的图书馆，进化不同。大约东方的图书馆，还在第一第二时期之间”〔42〕。刘国钧则是在早期中国图书馆学家中最早系统地运用进化思想作为武器，研究其学术的。在这一时期，刘国钧的进化观念已深入其思想，这一思想的积淀，一直影响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生涯。

刘国钧沉浸于“第一大思潮”的氛围中，十分推崇进化思想，虽然各种思想被引入中国，“然而近世科学之大有助于历史者，尤莫过于进化之观念”〔43〕。进化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使“世人之思想乃由不变以趋于变，由保守而趋于进步，由古今一致之观念，而变为古今相啣之观念”〔44〕，这些“变化”、“进步”、“相啣”的思想，影响了刘国钧的整个学术生涯。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具有社会性，“我们是由动物来的，不但有动物的事体而且有动物的心理”〔45〕。刘国钧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积极参加多个学术团体，据笔者所找寻到的资料显示，他至少参加过6个学术团体，充分展示出了刘国钧自觉运用进化原理而展开学术、实践活动，进化思想成为他的思想基础中的重要组成，“夫人既由动物进化而来，又不能脱离人群而生活，则此诸科学之所诏示吾人关于人类行为之知识者，其亦大矣”〔46〕。

刘国钧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欧美哲学家之思想，认为美国哲学界形成了一种重新估定以前一切哲学思想的价值的时代。十分赞赏进化论推动哲学思想进步的作用，赞成现代哲学精神应该包含着进化思想。他在1920年的研究中，引用了哲学家Alsred H．Lioyd的论述:“哲学本着他的真精神，应当代表有生机的，有创造的气象的，而且是进化的思想”〔47〕。刘国钧将包括这一表述在内的认识，作为是认识当时美国哲学界注重批评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之重要思想。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社会激荡之时，对于文化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这是一个由世界观决定的根本问题之一。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学术思想界的思想不断分化，文化东西古今观之争的激烈展开，民主与科学精神昂首激进，文学革命兴起，如此等等。在这些社会背景下，刘国钧采何种态度?他十分清醒地认为:“拿人类全体文化底进化作目的底国际文化运动，实是我们所必取的手段”〔48〕。为了阐明学术团体在文化运动中的位置，专门撰写并于1921年发表了《学术团体与文化进化》一文。文中归纳了当时有关文化进化的三种主要学说:心理的偶然的模仿说、习惯的环境说和社会心理说，“这三说中，当然以末一种较为对些”〔49〕。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靠物质的环境、人类习惯的本能、推理和感情，还要靠相互交流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相互刺激、启发、反应。

刘国钧自觉地将进化思想运用于图书馆研究，他不是简单地将“进化”等语词运用于研究成果中，而是将进化思想、观念，无缝运用于研究之中，使人感到刘国钧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在哪个学术研究阶段，都充满着进化思想。在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尤其如此。《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可说是刘国钧的代表作之一，文中通过古今藏书文化与图书馆文化的对比，厚今薄古，扼要且极有针对性地阐明了两者间的关系与不同之处，“书籍为思想之所寄托，亦即文化所籍之延续之工具”〔50〕。“延续”两字，是对“进化”思想的实质性的表示，这是从书籍在文化思想中的地位角度论述的。从藏书文化角度分析，“故古代藏书之特性可一言以蔽之曰藏”〔51〕。近代图书馆则起于19世纪，美国在该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心。〔52〕近代图书馆快速发展，“此种图书馆皆以地方税之一部充办理之经费，而供全社会人之用”〔53〕。这一制度，是用税收、捐助和其它一些费用创办、维护的，是免费、公共、公开为全体社会人员服务的。通过藏书简史和以美国为重点的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史的阐述，将“进化”思想深深地表达于其中。

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刘国钧充分运用他在哲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深入地阐明了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儿童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在陶冶性情，求知识还在其次”〔54〕。这一目的，完全是社会近代所要求的。时代已发展到“终身学习”阶段，“我们知道在这样知识日日进步的时代，无论什么人，作什么样事，不时时向新知识接近，那便要落在时代的后方，不免于失败”〔55〕。此时期中国的儿童却入学率很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诉求“人人机会平等”的德谟克拉西社会，儿童亦要在学习机会上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与条件。除了在校儿童外，不在校的儿童也要能有学习的机会和场所，即社会进化至此，已要求整体的图书馆事业作为人人受教育、人人能学习的、体现出人人平等时代精神的机构，“有了儿童图书馆，儿童便有了自由阅览的地方”〔56〕。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具有社会性，这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核心之处，中国学术界在引进社会进化论之时，就是以“群论”等理念为核心的。在刘国钧学术思想早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还刚兴起，基础十分薄弱，此时尤其要注重发挥“群体”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现今的时候，最好由同市同区的小学联合起来，组织儿童图书馆”〔57〕。可见，刘国钧已将进化思想大量地融入到了图书馆学术研究之中。

在经过思考、研究以后，刘国钧又对藏书文化和图书馆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并以美国图书馆理念为示范，认为近代图书馆“在使图书馆中无一社会不读之书，社会上无一不读图书馆中书籍之人。故其性质与旧式图书馆显然相异者，在在可见”〔58〕。两者主要的不同之处为:第一，近代图书馆是公开的;第二，旧时以搜罗珍藏为第一要务，现今则广泛搜集人类思想之文献;第三，以往为藏而不致公开，现今则惟恐社会人士利用藏书不便，而采取大量手段、方法对馆藏宣传之、引导之、咨询之;第四，以往的管理只是消极地为藏而开展，现今的图书馆则是为用而积极地采用诱导方法而展开。图书馆亦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到了一个较为高级的阶段。图书馆的进化，通过图书馆运动的开展加快了进化速度，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充分显明了这一点。“所谓公共图书馆者，即近代图书馆运动最著之产物也。”〔59〕

刘国钧早期通过对当时图书馆学书籍的评价，充分运用进化等观念，对此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的第一时期，主要是“以日为师”，“盖当时朝章制度多步武东邻，图书馆事业，自莫能外”〔60〕。刘国钧从学术大势出发，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步武日本的状况。在图书馆界，“即在一九一七年，北京通俗图书馆尚译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之《图书馆小识》以诏示国人。此可目为我国近代图书馆运动之第一时期”〔61〕。由步武日本而发展至追逐美国，再至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这就是新图书馆运动发展之大势。“七八年来，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瀛，继则进而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今则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62〕在短短的十年不到的时期内，中国图书馆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一种彻底否定前阶段的“突变”，而是在继承上做足功夫的较为平稳的发展，这是一种在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的图书馆事业的快速“进化”，因为在刘国钧早期的学术思想中，图书馆“尤以书籍最为重要”〔63〕，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藏书，除了大量新产生的小型图书馆、图书室外，还是以旧有书籍为主体。刘国钧的“进化”思想，自觉地融入到其学术研究中而形成了他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是融合古今中外之思想而为现今服务。这一特点在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此一分类法之成，即是集古今中外分类法之大成，编制该分类法时，采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固有之类目”，这些主要是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意义的分类目录。国外的则大量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及布朗、克特分类法，又采用了当时国内的一些已有的新法，如孟芳图书馆书目、杜定友图书分类法等等。〔64〕

3 哲学思想来源

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哲学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以亚里士多德为核心的古希腊哲学;其二，近代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核心的、包括罗素的经验主义、海甫定的唯意志心理学等哲学学派;其三，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时代精神。此处仅就前二个方面加以简述。

3．1 古希腊哲学来源。西方的文化源自古希腊。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尤其是西欧大量搜集古希腊文献，人文主义学者们进行了紧张的整理、翻译、注释、出版工作，大批的古希腊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作品被译为或重译为拉丁语。“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每一个古希腊哲学流派都得到了复活。”〔65〕人文学者们从哲学上对人文主义思想作出理论的阐述。

作为哲学专业学生的刘国钧，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获得了很好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教育与薰陶，对古希腊哲学思想深感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促使他翻译和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举世公认的历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66〕通过努力，时值21岁的刘国钧在1920年时出版了他生平首部译著:《亚里斯多德》，原著由英国哲学家秦罗所著。

古希腊哲学对刘国钧的影响很大，在早期的学术思想中，最突出的是“要素”思想。在历史上，最早使用“元素”(近世将其意之表达改为“要素”)一词的是柏拉图。〔67〕他第一个把“土、气、火、水”四本原称为四元素。随后，亚里士多德将其引来并对“本原”概念的认识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了元素概念及定义性的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四因说”占着重要的地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所有因。其中质料因和形式因是事物的两个根本的原因。运用这一原理，刘国钧在1921年发表在《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期上的《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要有的三大要素:设备、管理员和书籍，“三样之中，尤以书籍最为重要”〔68〕。

要素说可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中的实体说，这一实体说，注重于个体图书馆的研究，但又完全超出“个体”而将整体图书馆纳入其中。这种思想即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类实体，最根本的实体是个别的具体的实体，这类实体最符合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的关于实体的五条标准，而包含个别事物的属和种是第二实体，它们基本上符合实体的五条标准。由此，刘国钧从个别的儿童图书馆而关涉到儿童图书馆这一属、种，又从儿童图书馆这一实体关涉到“图书馆”这一总属，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加深认识与理解，从而构建出了实体论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3．2 近代西方哲学思想来源。刘国钧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与吸收，以美国哲学思潮为主体，兼及西欧等一些哲学流派。早期的刘国钧，对美国哲学界的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最早发表的质量较高的哲学论文中，是对罗素哲学思想的研究。由罗素而到海甫定哲学的研究，再到杜威的哲学思想研究。

3．2．1 对罗素、海甫定哲学思想的介绍与吸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加快深入人心。罗素非常重视科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他敢于蔑视权威，从不随波逐流，因此，西方哲学家把罗素誉为哲学上的‘斗士’”〔69〕。他在西方哲学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之一，即是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以逻辑形式对经验主义加以解释，并使两者联系起来，这是罗素对哲学理论发展的独到之处”〔70〕。哲学是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哲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渗透着科学的影响。罗素是当时最受国内学界欢迎的学者之一，这完全是由他的学术理论的地位以及学术思想与当时激荡变革之中国学界态势相吻合之因素而决定的。

刘国钧同样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学者，以他当时所已具备的哲学、科学、人文思想等学说为基础，十分敏锐地看到了罗素哲学思想将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在思绪万千的过程中，凝炼翻译出《罗素之当初和现在》一文，在中国学界及时推介罗素思想。“罗素早年的哲学方法，是经验主义杂着严正的智力主义。……是一种逻辑的，数理的，关系的世界，可用严刻的心思来领解他……”〔71〕罗素在后半期，则其哲学思想“是建设的而不是瞑想的，自动的而不是被动的”〔72〕。“罗素在政治和教育上都主张个人主义的。”〔73〕罗素的个人主义是平民的，而不是贵族的。在罗素的哲学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反对被动教育，以及被动吸收老师知识的教育方法，“教育应当培植心和精神的发展，不是养成机械的习惯”〔74〕。儿童的心理活动是和青年人、成年人不同的，为此，刘国钧深入研究了当时在国外哲学心理学界著名的学者海甫定的心理学说。

20世纪初，心理学开始在我国逐步流行。其时王国维一面在师范学校教心理学，一面翻译丹麦心理学家海甫定原著、英国龙特英译的《心理学概论》，并于1907年出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后，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和支持下，著名心理学、哲学教授陈大齐在北京大学于191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次年，陈大齐出版了根据多年教学讲义修订而成的《心理学大纲》，成为中国学者首本心理学教科书。〔75〕1920年南京高师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年在南京成立中华心理学会，1922年出版中国第一份现代心理学杂志《心理》，开始了对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的研究。

刘国钧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深感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选取了当时在国际影响较大的海甫定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海甫定宗教经验观》一文，并于1921年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上。之所以选择海甫定，是因为“他的哲学的影响却远比他所生的国大。他是一位在心理学上建设哲学的学者”〔76〕。海甫定把心理学分为知识的心理学、感情的心理学和意志的心理学三个组成部分，并认为三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刘国钧在文中主要是对以经验与价值为核心论述，“经验永远是个人的。所谓公同经验不过是个幻象罢了:因为各人能随意解释他”〔77〕。经验有三个组成部分:“直接所经验的。所用以解释他和表现他的。一种直接的经验，不能使我们知道他的缘因”〔78〕。我们在追求过程中的“所谓‘目的’与‘手段’都有待于价值，而价值又必有待于能觉苦乐的主体。”〔79〕对于如何运用经验，经验与价值之关系，刘国钧运用时代的进步观，加以概括:“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时时有新经验，便时时有新价值。经历以前的经验而不灭的价值，未必仍能在新经验中适用”〔80〕。刘国钧通过对海甫定宗教经验观的研究，抓住问题实质，适应时代大势，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深刻地认识了新经验、新价值必然不断产生，指出了在时代变革的年代，人们对价值追求应取的态度和哲学心理观。

刘国钧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又将视点移向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以当时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而言，儿童心理学，即“研究儿童行为模式(包括意识)的发展，一直到标志着个体进入成人社会的过渡时期(即青年期)为止”〔81〕。集中研究思维的进化及认知的发展。精神分析学认为儿童时期的心理发展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因而使儿童心理学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内处于关键性的地位”〔82〕。为此，刘国钧亦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设法阐明儿童图书馆的特征等问题。“儿童图书馆至少有两种功用:培养读书的习惯，使他们将来有一种爱良好著作的习性，和陶冶儿童的性情，使他们不致误入歧途。”〔83〕习惯与陶冶性情，都有巨大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空间。儿童图书馆的价值何在?完全是教育的价值。价值问题，正是刘国钧刚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过的重点问题。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需有三大要素，管理员是儿童图书馆管理中的核心，合格的管理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性情平和、熟悉馆藏外，“管理员应当知道心理学，尤其是儿童心理学”〔84〕，刘国钧充分运用当时儿童心理学中的研究成果，通过儿童不同成长期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特征，揭示了在各个不同时期所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而且分析男童和女童不同的心理，从而导致对阅读内容的不同需求。刘国钧充分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研究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图书馆事业拓宽了理路。

3．2．2 以杜威为主要对象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来源。刘国钧关注并研究欧洲的一些哲学学派，是有侧重点的，如罗素、海甫定等的学说，但是，研究美国的哲学却不同，而是以较为全面的研究、评估为起点的。针对美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刘国钧在1921年间连续撰写了四篇很有思想深度的专论:《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美国西部哲学协会第二十次年会》、《新唯实主义发凡》、《杜威论哲学改造》等。从中可以看到刘国钧全方位地关注美国哲学界的发展之心情是十分迫切的。通过对西部哲学年会的介绍，使人们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国哲学界的状况、研究的重点和方向。通过对美国哲学界在欧战后的变化情况，分析了美国哲学界研究的转变状况与根本特征:“美国现在哲学界的情形，可以说是改造的时代，也就是重新估定以前的一切哲学思想的价值的时代”〔85〕。分析了美国哲学界的发展状况后，将美国当时的哲学流派归纳为三派:“在美国哲学派，还只是理想主义Idealism、实验主义Pragmatism和新实际主义New Realism三种”〔86〕。而实验主义和新实际主义的势力很大，成为当时的发展主流，“在现今的时候，在美国思想界最占势力的，有两大学派:就是实验主义Pragmatism和新唯实主义New Realism”〔87〕。通过追踪美国乃至国际哲学界的发展动态，刘国钧确立了重点研究的方向，从而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置入当时的先进行列。

4 结语

一个人早期的学术思想，是一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国钧的早期学术思想十分丰富，亦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许多代表人物鲜活的思想和实践形成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丰碑。诸如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研究之盲点、薄弱环节，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果没有大量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就难以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推向深入。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我们这些后学加快、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搜集资料、梳理文献、厘清思想，用新时代的眼光将所要研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符合逻辑的结果，用审慎严谨的态度，避免功利主义的影响，不断将研究引向深入，这也应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要求。

1，14．吴稌年，顾烨青．论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5):93－100

2，25，26，58，59．刘衡如．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新教育，1923，7(1):1－25

3．孔敏中．鲍博士与公共图书馆．晨报副刊，1925．5．27:第117号:169－170

4．编后．无锡图书馆协会会刊，1935(4):57

5．蔡元培．总序//鲁迅等著，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6，7，8，9．刘衡如．保守之心理．少年中国，1920，2(2):22－29

10．刘国钧．学风——为纪念刘伯民先生作．国风(南京半月刊)，1932(9):33－38

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9

12，13．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16，47，85，86．刘国钧．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少年世界，1920，1(4):7－13

17．衡如．杜威论哲学改造．东方杂志，1921，18(8):37－50

18．刘衡如．儿童劳动与教育．中华教育界，1920，10(5):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