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中学的语文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实行语体文教育以来，就是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语体文教学改变了旧式教育死背四书五经和文必八股的弊端，以白话文为主，作文则由写八股文章改为现代的记述文、说明文和论述文。这自然是一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适应的语文教学革命，奠定了现代语文教学的基础，无可争论，是中国教育的巨大进步。

然而，新的事物，自然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新的语体文教学推开之后，并非一切就万事大吉，语文教学就走上了科学之路。其突出矛盾表现为:填鸭式教学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阅读兴趣与写作能力的矛盾;习惯于讲授文言文技法与白话文无话可说的矛盾;讲授时如何把握文章思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这些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此影响到中学生的语文程度，正如于在春先生在《写作与阅读》一卷二期发表的文章《技术第一》所说的那样:“但凡稍稍留心目下各级学校国文科成绩的人，没有不看见一个分明的事实的:程度的低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36年，一本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师和中学生的“通俗的文字技术与语文教学研究的月刊”《写作与阅读》应运而生。如此刊创刊号的“告白”中所言，此刊要给那些没有受过正式的语文教育、“在黑暗中摸索，摸索向光明”的人们，提供“一点更基本更实在的阅读指导和文字技术上的知识”;给小学教师“一些语文方面的进修”;而对于中学以上的学生而言，是要消除语文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头痛”，在“实科”抬头时期，语文一科被忽视，而此刊则点一个火把，“想在照耀下消除这国文教学界的阴霾瘴气”，向着“合理的语文教学”迈进。创刊人是江上青、于在春、顾民元、王石城。这四人又是此刊一卷一至六期的编委。到出版二卷一期时，编委除此四位先生外，又增加了江上青的胞弟江树峰以及尤墨君、李守章、施与和杨雨田。三、四两期再增吴天石和李俊民。《写作与阅读》1936年11月创刊，到1937年8月出版最后一期，前后不过生存了9个月，总共出版了二卷十期，然而在现当代教育界却有相当的影响。其原因不仅在于创刊人之一的江上青是著名的革命烈士，还在于刊物本身鲜明的办刊宗旨以及发表文章较高的水平。

在语文教学目的问题上，于在春先生明确提出了技术第一的主张，即认为语文教学是技术训练方面的事，教学应该注重在表现的技术(作法)的理解与欣赏，重视“写作的方法、表现的技术、内容和外型的极度的调和处的欣赏和理解”，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而内容则是次目的。《写作与欣赏》的办刊指导思想也贯穿着技术第一的思想，重在从文章的形式技法方面指导写作和阅读，以此来提高文学的表现力和写作的能力。本篇文章无意介入语文教学中历来存在的内容第一还是技术第一之争，仅就《写作与欣赏》彻底地贯彻文章技法的分析和写作能力提高这一目的来分析，的确达到了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辅导语文教学的佳刊。

此刊从创刊号始就设立了“技术讲话”专栏，发表了於是《剪裁示例》、江树峰《水浒传的自然风景描写》《关于游记习作》、石城《描写的手法》《谈选词》《怎样结构》《助词的处理》、葛贤宁《杜诗的技巧》、于在春《春困发幽情》、宝焜《从高尔基的譬喻谈起》、高则明《应试文作法》、在春《话说汉朝》等十余篇文章，讨论文章写作的技法问题，多有极为精彩的分析。《水浒传》这部名著，在20世纪30年代，其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关于故事来源及作者的考证，有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和郑振铎的相关文章，而萨孟武的《水浒传中的中国社会》则从《水浒传》切入研究其社会经济，亦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江树峰在《写作与欣赏》一卷二期和三期连载的文章《水浒传的自然风景描写》，是一篇立足于中学生语文程度提高的文章，然而此篇文章对《水浒传》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囊括了风雪、月夜、江边渡头、旅途景色、关塞山林、酒店、村镇街市、庄院及火景、时序等9个方面，是一篇全面系统研究《水浒传》景物描写的文章，无论是否为普及之作，都能在《水浒传》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关于此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讨论。仅就此文提高语文水平的角度看，它的精细的分析，自然会使读者获益。《水浒传》中的风雪描写，以林冲风雪山神庙最为精彩，江树峰的文章，分析此段文字描写风雪步骤的紧严:一写风雪初起，“朔风渐起”的“渐”字，“却早纷纷扬扬”的“早”字，“卷下一天大雪来”的“卷”字，“用字之细心，处处用心在布置一个风起初雪的场面”。二是藉草屋崩坏破落侧面写风。三写雪下得正大，“那雪正下得紧”数字，何等有力。四写晚来雪更大，“看那雪越下得紧了”句，以质朴之描写，现重叠之美。五写一幅雪中村景，在晶银的雪地上透出一些灯光，以此表现逃走中的林冲突然的欣悦。此是分析山神庙的风雪。文章紧接着又分析梁山酒店一节的风雪描写，并把这一段描写与山神庙的雪景描写加以对比，以见人物场景心境不同，所见雪景之异。林冲在山神庙时，因为独自一人处在草料场中，不耐烦那种凄凉味，有心出外买酒吃，所以作者写他踏雪时，用了“碎琼乱玉”状之，用“迤逦”以状林冲踏雪之外形，表示他此时尚有观赏雪景的闲情逸致。“作者的用心是在布置一个闲散的局面”。而梁山酒店这一段的林冲，正处在一心想投奔梁山的心情里，所以作者用“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吃紧，渐渐晚了”，形容林冲此时的心慌气急。再写他奔入酒店时的揭帘、拂雪、侧看、拣座、倚衮刀、解包、抬笠、挂腰刀等动作，作者的用心是在布置一个慌张的局面。文章还指出，林冲个性沉毅，他的故事里充满了风雪载途，烘托出了故事本身所给人的悲壮感。石城在本期发表的《描写的手法》指出:“我们描写的动机，虽然有时是人，有时是物，有时是自然。但写成的作品，决不能单是人与物或自然，必定有人物与自然相接触时所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江树峰文章对景物描写的分析，真可以与石城的文章互为印证，江文不仅能结合特定的场景和人物心理，而且放开到人物一生的遭际命运，既有利于中学生和教师深入理解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通过对经典的分析，在从写作的层面传授艺术技巧。

当然，此刊所标举的技术第一，并非不关心内容及其对内容的理解。二卷三期发表的在春文章《话说汉朝——起讫示例之二》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就明确指出，写文章首先要明白“应该写些什么”，“如果有了丰满的意象和经验而又需要发表出来，这对于下笔就非常有利”。丰满的意象和经验，自然就是要表现的内容。在刊物的一卷六期，江上青以藩臣笔名发表的文章《从国文教学之左右派谈起》讲得更清楚，他支持于在春“技术第一”的主张，缘于两种现实的考虑:一是类似江苏省的《初中标准国文》教材，在思想上“只是数千年来士者观点的变相的应用”，不能切合“现实生活”，内容浅薄平淡，使学生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可学的东西。二是内容的偏重代替了形式与内容的并重。所以他提出来“用技术来做选文的标准”，是要强调“不同意在思想内容上绕圈子的主张”，真实的意思是在“注意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另外从策略的层面看，强调技术第一，实则还有矫枉过正的考虑，而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者。事实上，刊物发表的论述技术的文章，大都建立在对内容的理解基础之上、或没有离开对内容的分析。如刊物一卷二期江树峰《关于游记习作》，特别强调“文学乃是描写人间生活，并且批评人间生活”。因此他讲游记时，把徐霞客的游记、铁补残《老残游记》第一卷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中《祁连山北的旅行》一章相比较，指出:徐氏的游记单记叙山川景物，铁氏游记已经将内容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描写，而《中国的西北角》，不但既描写又叙述，而且“还带着见解来暗示一些意见了”，“是游记题材中的极致”。而江文所说的暗示，就是文中已经表示出来的“属于黑暗政治的调查”、“属于地理沿革的探讨”等。如果联系1937年的形势来看“地理沿革”一段文字，其所“暗示”的民族抗战思想显而易见。

谈到这里，尤其要讲一下江上青的身份以及《写作与阅读》的政治倾向。早在1927年江上青就读南通中学高中部时，受刘瑞龙、顾民元革命思想的影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被捕入狱。1929年出狱后，就读上海艺大文学系，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从事学运工作。1929年冬再次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被释放。所以，他与于在春、顾民元、石城等人创办的《写作与阅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的进步刊物。这一点从8·13事变后，编委成员大多投入抗日活动，也可证明。1937年5月，刊物改版后，增加了“应时杂文”一栏，发表了戈理甫《五月的颜色》、龚雨絃《上月转来》、江介南《黄梅时节》以及江上青化名江曲写的《卢沟晓月》等文，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人士。因此，标榜技术第一，并非忽视文章的思想内容，这不仅从专门讨论文学作品形式与写作技法的论文可以看到，而且从诸如“应时杂文”这样的文章也能得到证实。

语文水平的提高，即使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综合训练的过程，不能说掌握了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语文的程度就高了。这一点《写作与阅读》的编者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刊物在栏目上设置了文学史及作家研究的内容，意在扩大读者的文学史视野，增长读者的文学知识。这一类的文章多写得很精彩。一卷六期上所刊的《中国诗人与自然》，比较东西方自然观的异同以及文学表现，颇有深度的理解和论述。论文认为，文学家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描写，有其纯粹的礼赞与描写的一面，也有藉自然景物宣泄闲愁深恨愤世嫉俗之意。“于是自然便往往成了厌世消极或别有怀抱者逃避现实的逋逃薮”。作者赞同周作人的观点: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中国的隐逸都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认为，“西洋有献身宗教的热忱的教徒，中国则多的是遁世无门的超然的名士”。中国的隐士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既不情愿与当道同流合污，又缺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于是“以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中国的隐士和名士，原来大都是人类的受难者，也是时代的牺牲者啊”。文章以此出发来考察魏晋之际士人反礼教和个性解放、思想界老庄思想的抬头以及与佛教思想的汇流，考察两晋的士人风流，揭示山水田园诗兴起的原因和作品中所具有的静趣、禅味，应该是一篇颇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中国士人的自然意识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来自道家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世界的认知，无、无为是其核心。就宇宙万物而言，无是其本体，也是其生成的本源。而对于人生来说，自然无为就是其本性，只有无为才算得固其性、守其本。而自然界的山水最能够体现自然的无为特性，因此而成为士人守其本性或原已失去本性再去寻找回来的地方。隐居不是目的，而是以自然对抗社会，张扬本性。所以此篇文章不仅有助于丰富读者的文学史知识，提高其文学素养，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学生和教师了解中国古代独特的士人文化。同样写得很精彩的文章还有江上青《帝王的写作》。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较早以帝王作家为文学研究对象的论文。文章介绍了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几位帝王刘彻、曹氏父子、三萧以及几个帝王词人作者。文章并没有似有的论文那样，把帝王抽象为政治的符号，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观察:“一样地有理想，感情，憧憬和冲动，欢乐和悲哀”，“曾经历兴亡离合的场面，饱尝人间滋味，泪与笑，梦与现实，歌宴红粉与酒阑人散，繁华的追忆与永恒的凄凉”，“常常扮演戏剧和悲剧的主人”。文章通过知人论世来考察他们的创作:如论述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诗人，以曹操早年的颠沛流离、中年的南征北讨和晚年的身居高位来论述他枭雄的人格、“沉雄俊爽，时露霸气”的诗风;从曹丕早年衣锦繁华的公子哥儿生活和后来安乐的帝王生活，寻找他诗歌的洋洋清丽、以情韵见胜的作风，论述他的诗悱恻婉约的风致、俯仰徘徊的笔触;从曹植早年与曹丕同样的悠游闲适生活以及后来忧谗畏讥的可怜生活所造成的诗风变化，即前期宴会赠远题材、丰缛华美情调和后期题材范围的扩大以及情调的深入。比起一些文学史笼统地把建安文学概括为慷慨悲凉的现实文学，此文的分析无疑更为实事求是，尤其是对作家及作品的同情之理解，做得堪称经典。青年读者会从这样的文章学习如何分析作品，如何研究作家，进而全面提高文学能力。

此刊既名为《写作与阅读》，显然认识到了写作与读书的密不可分关系。古人谈写作，往往要讲阅历。阅历实则包括了人生经历和阅读经验两个方面，即司马迁倡导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谓也。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中学生甚至大学生的读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表现为两个方面:缺少读书的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下降。习惯要靠养成。梁启超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在……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生时代已经决定。因此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但是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不当，忽视了阅读兴趣与能力的培养，因此而造成他此后一生失去读书的兴趣，也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王云五说:“从根本上说起来，读书的兴趣本来是与有生而俱来的。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听神怪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玩新奇的玩物，这十足表明人类的好奇性出于天赋。书本里面任何神秘离奇的故事与知识无不有之，因此读书本来最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性……所以愈读书就应该愈有兴趣。顾何以实际上人们并不像那样都喜欢读书，对于读书都有兴趣，甚至还有不少人视读书为苦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说一句公道话，许多青年对于读书不感兴趣者，其责任与其说属于青年本身者，毋宁说属于其家长和教师为多。旧式教育强以儿童不能了解的书本，迫令儿童作鹦鹉式的背诵人言，其索然无味自不待言，加以背诵不出便受惩罚，于是便由索然无味而进一步变为苦事。……新式教育从语体文开始，而书本内容亦不如旧日经史的艰深乏味，宜可以顺儿童的好奇性，而培养其读书的兴趣了。可是由于小学校和中学校的教学多取贯注式而必修科目又过于繁重，以至大多数学生都不能于课外从事自动的研究，久而久之，养成了被动学习的习惯，间又因家长教师对于功课之督责过严，更使儿童们渐渐认为读书只是一种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出于自动的兴趣，以至优良的学生至多在校中克尽其义务，一离学校，认为义务已尽，遂不复继续为自动的读书。”以上两位先生的讲话可谓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因此国文素质的提升，对于中学生来说，其重要一途，就在于阅读兴趣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提高。为此，《写作与阅读》把一半的篇幅放在了辅导阅读方面，而且专辟出了“鉴赏辅导”一栏，其中圣陶《读号子里》、上青《他来了么》、名圆《表》《暴躁人》等，都以分析细腻、深入作品肌理见长。鲁迅翻译的契科夫小说《暴躁人》，如鲁迅所介绍的，是写“这暴躁人的其实并不敢暴躁”。小说中的暴躁人尼古拉·安特来维支是作家精心刻画的极为矛盾的人物。在小说中，这个人物自言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他的精神有着哲学的倾向。与什么少女呀、诗歌呀、月儿呀没有关系。然而小说却通过他看似被动而又无奈地与少女玛先加交往的几个细节，表现出其人格的两面性:即自以为暴躁性格，实则颇能忍耐的两面性;说是与感情甚至感性的东西并无关系，然而却看似无法摆脱、实则主观上无意摆脱的矛盾;他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写一篇关于蓄犬税的论文，却最终只写了一个题目，反过来他不想接近女人，却最终结了婚。明圆发表于《写作与阅读》一卷六期的鉴赏文章《暴躁人》采用了随文夹注的形式，颇似古代的小说评点，看似繁琐，实则对这部短篇小说的特点、尤其是其笔法做了十分细腻的解析。如:小说中的尼古拉·安特来维支说自己是一本正经的人，明圆即指出:“自以为一本正经，也许潜意识里有另外一种东西。”果然尼古拉·安特来维支正准备写论文时，听到很可虑的脚步声，就从露台上望了下去，看到了长脸盘、长腰身的少女，“她的名字，我想，是那覃加或是瓦连加;但这与我不相干。她在寻东西，装作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明圆分析到:“因为厌恶女人竟记不清一个女人的名字;厌恶有点做作，所以与其说是厌恶不如说是拒绝。‘但这与我不相干’拒人于千里之外，大有涉笔成趣的意态;契科夫对于他的人物了解得深刻，不然是不会有这样自然而且生动的幽默的。一面拒绝，一面看的仔细;能够发现那女人的装作没有看见，仔细的程度可知。所以我在前面说主人公的潜意识里有另外一种东西。两重人格常是文学上的好题目。”通过分析，鲜明地揭示出小说人物的双重人格。尼古拉·安特来维支自称是研究财政学的科学家，明圆的鉴赏文章就时时点拨读者留意主人公作为科学家的思维，比如尼古拉·安特来维支把挂在他身上走路的玛先加比作水蛭，文章指出，这是“科学头脑的比喻，用来清晰有力”。小说中描写，尼古拉·安特来维支看着玛先加搬上来的是冷的酸模汤，青豆牛舌，烧子鸡和糖煮水果。文章此时及时提醒:“以上的记载从繁琐之中供给趣味，契科夫把握着所谓科学头脑的神髓。”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这些文章有力地帮助读者把握小说人物的性格，了解小说描写艺术，从而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其阅读水平。

今天，距《写作与阅读》办刊的1936年已经过去了77年，我国中学的语文教学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应试教育的体制没有改变，70年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阅读兴趣、阅读能力、写作水平等，并没有根本的改善;而语文教学中是否以内容为先、还是技术第一问题，也未形成认识趋于一致的定论。在此情况下，重新翻阅《写作与阅读》的文章，看看前贤在语文教学上的认识与实践，仍有其现实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