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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秋望赋》的“诗学”特征——从元好问诗与文的审美差异谈起

2013-08-15

关键词:元好问文章

文 爽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为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其弟子郝经为其所撰墓志铭中曾说:“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方吾道坏烂,文曜噎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1]478

郝经在这里有为乃师夸饰的嫌疑,其中有些论述不太准确。元好问确实不愧为一代文宗,但这主要是就他的诗词成就而言的,元好问文的成就与其诗词成就相比,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细究原因,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他不同的审美追求或者说艺术追求造成的,换言之,元好问对于文的审美标准与对诗词的审美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他的文与诗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大致而言,元好问的文与诗形成了某种分流的趋势,二者基本上各自发展,独立成域。尽管如此,这两类作品的风格仍然不免有相互渗透的现象。本文试图以元好问的《秋望赋》为分析对象,探讨这篇赋中的“诗学”特征,亦即元好问在这篇赋中所显露出来的不同于其一般文章特色的诗美特征。

本文主要从两部分展开:其一是对元好问文与诗的不同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色的简要概括;其二是对元好问《秋望赋》的“诗学”特征的论述。

一、元好问诗文审美观差异

关于元好问的文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元遗山集》有一段评论:

遗山诗格固高,文亦屹为金元间一大家。……其文碑志居十之八,多可考见史事,文亦落落大方,殊有风气,而重滞平衍,时亦不免,颇觉远逊于诗,与宋之周益公、楼攻媿,元之郝陵川、危太朴,先后相斠,蹊径如出一致。其《东平行台严公(实)碑》、《雷希颜(渊)志铭》,最为佳作;《赠镇南将军节度使完颜良佐(即陈和尚)碑》独拙劣。……他作往往以空议冠首,多宋人理学肤语,尤可厌耳。[2]921

正如其言,元好问的文章,有“落落大方”的笔墨,也有“重滞平衍”的痕迹,夹有“空议”和“理学肤语”,总体看来,平易自然,无所雕饰;但就创作实绩而言,元好问的文也仅仅是做到了这种“平易自然、明白晓畅”的地步,除此之外并无太多亮点,与前代甚至当时的南宋文章家相比,他还达不到卓然一家的地步,而更多地受到了当时金代文论观的影响。

在文的审美取向上,他追求一种“以意为主”与“中和”的文章理念。

首先,他继承了赵秉文“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3]273的主张,在文章立意与言辞的关系上,突出“意”的重要性。他在《诗文自警》中借用周昂之语认为:“文章以意为主,以辞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4]506又说:“文字千变万化,须要主意在。”[4]507元好问站在儒家立场上,对文章的“意”亦有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如在《鸠水集引》中他提出:“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4]37

此外,元好问还主张一种文章的“中和”之美,在《诗文自警》中他借用其师杨云翼之语认为:“文章,天地中和之气,过之则为荒唐,不及则为灭裂。”[4]506这种“中和”理论即一种以和谐为美的散文审美观。纵观元好问整个散文创作,“中和”之美成为他毕生文学创作的追求,也使其散文显示出内容充实而中理、感情真挚而诚恳、语言优美而不浮华的特点。当然,这一表述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元好问的文章大都宁静、理性、不温不火、质实得近乎木讷,正如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所表述的,元好问“一面宗法欧、苏,文章写得委婉自然、明白晓畅,一面又弘扬儒教,不免陈腐”[5]706。

元好问的这种文章观也渗透到他对赋的审美观上。现在能见到的元氏论赋的资料只有一则,即他在《校笠泽丛书后记》中评论唐陆龟蒙赋的一段话:

龟蒙,高士也,学既博赡,而才亦峻洁,故其成就卓然为一家。然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若《自怜赋》、《江湖散人歌》之类,不可一二数。标置太高、分别太甚、锼刻太苦、讥骂太过。唯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轮叩马,则奋髯抵几以柱后慧文从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谓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闻道,其大较然,非独一龟蒙也。[6]769

作为文学家,元好问虽然能理解陆龟蒙赋作中的不平与愤激之辞,但却不认同其赋作的风格,从以上这段话中可知,他所要求的赋作不仅要工于文章,更重要的是还要明道,要有敦厚之义、含蓄之美。

以上即为元好问的文章审美观。相较之下,元氏的诗学观则要有趣得多,也重要得多,这种诗学观与其创作实绩一起,使元好问在诗歌领域独标一代,让历代任何一个诗论家都不得不对其多一分关注。元氏自己对其诗歌建树也颇自得,如他在《答聪上人书》中评自己的《论诗三十首》:“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4]80事实也确实如此,元好问的诗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元好问的诗歌,郝经评说为:“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太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璧,糅饰丹素,奇芬异秀,动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1]478此评大致恰当,可以说,元好问的诗歌从风格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即所谓“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属温婉一脉;一类则是“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属豪放一脉。二者相较,元氏可能更喜欢第二种。在《论诗三十首》中,元氏给予《敕勒歌》很高的评价:“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6]338有学者称“‘慷慨歌谣’一诗,可以理解为元好问对中州诗歌乃至整个金代文学主要特点和价值取向的基本看法,同时也是他本人在创作上所致力追求的目标”。[7]这一表述不无道理。正如赵翼所言:“盖生长云朔,其(指元好问)天秉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8]117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元好问的山水景物诗,由于这类诗作和我们下面提到的写景赋有相当联系,因此在这里先对其作一个风格概括。元好问是鲜卑族后裔,生长在雄伟壮丽的北国山川,具有豪爽奔放的气质,再加历经离乱,心境郁勃不平,因而他的山水诗具有气势宏大、沉雄刚建的特征。如《横波亭》:

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壕海,千年豪杰壮山丘。

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6]199-200

这首诗鲜明地体现出元好问山水诗感时忧世、物我一体的特色。其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整首诗歌以屹立中流的横波亭为喻,勉励当地将领抵御外敌,收复当时被蒙古军占领的土地,做气壮山河的当代英雄。表面上是处处在写横波亭,实际上则是处处在写希望中的将领。以物喻人,物我合一,联想自然,用意精深,真正体现出元好问诗歌“构思窅渺,十步九折”[8]117的特色。全诗意境壮阔,气势飞动,格调雄深雅健而兼有杜甫沉郁顿挫之遗风,寄意深远,流露出诗人忧念国事的壮烈情怀。

以上简要分析了元好问的诗文特色,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其泾渭却不一定分明,简单说来就是元好问在散文创作中虽然秉承迥异于其诗的行文路数,但在某些文章中仍不免会将诗中的一些审美追求、创作手法带进来。而这类文章在其散文创作中也就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层面都会高出其他的散文作品,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以下提到的《秋望赋》就是这样一种文章。

二、《秋望赋》的“诗学”特征

元好问的赋作现仅存四篇,即《秋望赋》、《蒲桃酒赋》、《新斋赋》和《行斋赋》。四篇赋作中,后三篇都是说理明道的作品,是元好问严格按照其散文创作标准创作的,《秋望赋》则是一篇写景抒情的赋作,由于诗学观念的渗透,其艺术成就要高于其余三赋。

《秋望赋》作于宣宗兴定中,时蒙军南侵,金京徙移汴京,作者家乡忻城失陷被屠,其胞兄即死于难中,他有报家仇雪国耻的强烈愿望,然而国势衰颓,强敌跋扈,自己力不从心,因作此赋以抒慨。

对于此赋的分析,我们主要从它对元好问文章理论的游离,以及它对元好问诗歌审美标准的契合这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具体再分为修辞与思想表达两个层面的解读。为论述方便,现摘引部分原文如下: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极天宇之空旷,阅岁律之峥嵘。于时积雨收霖,景气肃清,秋风萧条,万籁俱鸣。……瞻彼轘辕,西走汉京,虎踞龙蟠,王伯所凭。云烟惨其动色,草木起而为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独征。汗漫之不可与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风于箕、颍,高巢、由之遗名。悟出处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繄南山之石田,维景略之所耕。老螭盘盘,空谷沦精。非云雷之一举,将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东倾。邈神州于西北,恍风景于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潜惊。激商声于寥廓,慨涕泗之绿缨。吁咄哉!事变于己穷,气生乎所激。豫州之土,复于慷慨击楫之誓;西域之侯,起于穷悴佣书之笔。谅生世之有为,宁白首而坐食?且夫飞鸟而恋故乡,嫠妇而忧公室。岂有夷坟墓而翦桑梓,视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废,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则时之所感也,非无候虫之悲。至于整六翮而睨层霄,亦庶几乎鸷禽之一击。[6]1-2

首先从思想方面看。这篇赋与古代悲秋的主题一脉相承而又有诸多变化。此赋是作者受秋天景色的激发而作,赋中一方面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悲秋情绪,另一方面秋天的落寞衰败景象也引发了他的家仇国恨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所以这篇赋区别于传统悲秋题材的赋作之处便是消极与积极相糅合的双重主题。

可以说,全赋的感情不是内隐的,而是一种接近于直抒胸臆的感情流露,这一点与元好问文章理论中“中和”的审美观大相径庭,他所谓的“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等要求,在此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作者压抑不住自己的悲愤之气与破国之痛,他将自身放置于一个预设的假定性问题之中,即:为何不隐?整体来看,全赋即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作者的感情也因此由隐到显,由平静到波澜四起。

赋作首先描写秋天的苍茫景色,进而由古代高士的遗迹联想到士人的处世之道,或出或隐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是为自己不能仿效隐士终老山中的议论做铺垫。这一部分的论述还较为平和,语气舒缓,但接下来,语气就渐渐变强。作者回答自己不可隐的原因:其一是时不我待,若不有所作为,“将草木之偕零”;其二是自己身负破国之辱,不能坐视不管。在这段论述中,几个句子尤其显现出其中的力度,如“事变于己穷,气生乎所激”,坦陈形势逼人的穷境与自己的“所激之气”;另外还有几个问句,更能表现出作者激荡的内心感情,如“谅生世之有为,宁白首而坐食?”表达自己不甘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态度,“岂有夷坟墓而翦桑梓,视若越肥而秦瘠?”则表现作者不能坐视不管的愤激之情。这些表述都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作者在这样一种国将破、家已亡的情境中,根本不可能以一种不愠不怒、不过不及的语气或语态来表情达意,只有用他诗中惯用的直抒胸臆的手法才能达到抒情的目的,正如元好问享有盛名的“丧乱诗”一样,这篇《秋望赋》也达到了那种“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6]304的悲愤至境。

其次从修辞层面来看。元好问在此篇赋中,一改其所秉承的“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的文章观点,而是十分讲究章法结构,借用了他诗作中“构思窅渺,十步九折”的结构特点。正如上文提到的,在此赋中,元好问其实暗设了一种问答的体式,即对“为何不隐”这一追问的层层推进,在推进中逐渐加重自己情感力度的表达,从而更好地表现他那种难以诉说的愤激之情。

这篇赋还借用了元氏山水景物诗的一些修辞手法,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深层审美,摄其神韵,倏于神会,融情于境,飘逸浩荡。我们看他描写秋天的景色,先写总体形态,这一描写力求与诗人的心理感觉和视觉印象结合起来,同时寄情于景,以景写人,人对于山水的审美就升华为人格的审美,山水境界成为人格境界的转注和表现。正是在人景合一的结构中,元好问从容地展开了层层递进的感情抒发。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问,为什么元好问会在这篇赋中以一种“诗”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呢?为什么他没有坚持一贯的“中和”立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那种亦步亦趋的散文章法以及追求“中和”的审美要求已经难以表达他慷慨激昂的感情了。

我们看他对当时一些诗人的评语就可知道,元好问最为推崇最为激赏的其实也正是这样一种磊落慷慨、直抒其情的艺术手法,如他在《雷希颜墓铭》中评雷渊:“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6]557评李汾:“杯酒间,诵关中往来诗十数首,道其流离世故,妻子凋丧,道涂万里,奔走狼狈之意;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揜;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9]491在《新轩乐府引》中评张胜予的词:“时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4]40正是这种家国沦落的处境,使得元好问在潜意识当中,对于感时伤世的悲慨之气颇多关注,因此,赵翼所说的“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很有见地。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元好问在迥异于诗创作的文章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倾向注入其中,而这一做法也使得这类文章诗性大增,魅力大涨,成为元文中的佼佼者。

康金声先生认为:“元好问的《秋望赋》是金赋中最成熟的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的完美结合。”[10]110-113本文认为,这篇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艺术效果,是与其“诗化”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诗学”观念的引入,全赋不论从结构方面还是从语言方面都高出了元氏的其他文章,尤其是对感情的淋漓尽致的表达,更使得这篇作品洋溢着一种慷慨悲壮之美,“其深沉有似子美,勃郁又类放翁”[10]111,造诣确实非凡。

[1]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G]//秦雪清(整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3] 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G]//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册)[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5]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 元好问(著),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册)[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7]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 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9] 元好问.中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康金声.金赋概论[C]//李正民,董国炎.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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