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中熹

（甘肃省博物馆 历史考古部，甘肃 兰州 730030）

王莽的复古政略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已呈白热状态，再加上连年灾荒的催化，终于引发了一场席卷多半个中国的农民大起义。各地豪强武装也乘势而兴，经过不断的离合并吞，形成了许多分布泛散的军事集团，先后打起“天子”旗号来的就有十人之多。

崛起于南阳地区的刘秀集团，最初势力微弱，曾一度依附于已称帝的更始（刘玄）政权。后来刘秀在河北一带独立发展，经过十几年的辗转驰骋，浴血奋战，终于消灭了与之对立的各种军事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创建了有“中兴”誉称的东汉王朝。

刘秀成功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身为皇室后裔的家族优势。毋庸讳言，在大一统皇权政治主导一切的历史阶段，具有皇室血统的人物，更易形成号召力和凝聚力。刘秀本人无疑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不过，话得说回来，已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刘氏皇族，嫡宗庶蘖，分族支系，遍布各地，数量浩繁。其中仇视王莽政权，惧恨农民义军，而又胸怀政治野心的大有人在。即以上文所言十个“天子”来说，有六个即属皇室血统；另有两人也冒充皇裔：王郎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子舆，卢芳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然而他们均遭失败。可见皇族身份带来的优势，并非政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笔者认为，得人，在刘秀的功业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他的政策性因素，也与其得人密不可分。刘秀善于识别人才，结纳人才，使用人才，从而使当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一批最优秀的谋士良将，逐渐汇聚在他身边，形成了其他军事集团均难以与之抗衡的人才优势。

刘秀出身于南阳世族，远祖曾为王为侯，其父、祖数代也都曾任地方要职，其兄刘演“好侠养士”，“交结天下雄俊”。①这样一个家族，必然拥有广泛而又深厚的人事网络，从一开始便为刘秀提供了培植亲信的肥沃土壤。如和刘氏兄弟共同举兵起事的李通，后来成了刘秀的妹夫。刘秀即帝位后，拜通为大司农，又迁大司马，“每征计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重用李通，使刘秀安定了后方，巩固了地盘。邓晨乃刘秀的姐夫，起事前即与刘秀“甚相亲爱”。他曾任更始的常山太守，恒领兵追随刘秀左右。刘秀经略河北时，邓晨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还有个来歙，是刘秀的表兄，刘秀拜他为太中大夫。为了劝说当时控制陇西、天水七郡的隗嚣归汉，来歙“单车远使”，冒生命危险两次逾陇。交涉失败后，来歙又率军西征，伐山开道，由回中捷经奇兵突袭，攻占了隗嚣的咽喉重镇略阳，使西部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来歙在入蜀征讨公孙述时被刺，临终时还强自挣扎，激励受托将领，并亲书上表，说明情势，推荐人才，写完后“投笔抽刃而绝”。

除了重用家族体系内部的人士之外，刘秀更善于接纳海内俊杰，并热诚相待。刘秀虽出身皇族世家，但他“九岁而孤”，在叔父家中长大，很早便具备了自立能力，擅长产业经营；又曾游学长安，谙习人际交往。他处事稳健干练，待人坦直豪爽，被乡人视为“谨厚者”，素有“泛爱容众”之誉。因此，他起兵后便有不少豪客志士慕名而投，他也能谦恭接纳，量才而用之。如在刘秀帝业中堪称举足轻重的邓禹，起初许多人举荐他为更始效力，他都坚拒了；听说刘秀在河北，他即“嬴粮徒步”赶到邺城相见。他向刘秀分析了时下政治、军事斗争的大势，坚定了刘秀脱离更始自成伟业的信念。邓禹为刘秀推举了许多人才，皆当其任。刘秀很赏识邓禹的“知人”，称帝后即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酂侯，食邑万户。又如贾复，本为一县吏，绿林起义爆发后，他聚众数百，自号将军，后归附汉中王刘嘉，经刘嘉介绍，又投奔了刘秀。刘秀见而“奇之”，署为破虎将军。“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此外如吴汉、耿弇、耿纯等名将，都是慕光武之名，投奔于其帐下的。

刘秀的网罗人才，也决非只是帐中坐等。他常常是闻名而访，登门求贤；或主动发书遣使，建立联系。王常初为绿林军偏裨，后引众别入南郡，号“下江兵”。光武闻其声势，便亲自到宜秋去与之相会。经过一番畅谈，“遂与常深相结而去”。更始败后，王常全力支持刘秀，南征北伐，攻坚迎锐，指挥了无数战役，最后死于军中。刘秀评之谓“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卓茂本为西汉末年的一个小县令，却因“宽仁恭爱，恬荡乐道”，“视民如子，举善而教”闻名于时。刘秀登基时，卓茂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刘秀首先去拜访他，任他为太傅，封褒德侯，并颁诏曰：“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著名学者杜林，不愿居隗嚣帐下，借口为其弟理丧事而离陇还三辅，刘秀立即徵拜他为御史，并引见，虚心向杜林请教学术问题，询问西州情况，赐予车马衣被等物。申屠刚原亦为隗嚣谋士，曾劝嚣不要背汉而嚣不纳。刘秀知情后便颁诏徵请，刚一到即拜御史，旋迁尚书令。由于刘秀政权始终向各路人才敞着大门，并以优礼厚禄相待，故敌对阵营中的许多谋士骁将倒戈相投，其人才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善于争取敌对势力的人才，是刘秀用人谋略中最具特色的亮点。此举在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削弱、降低了敌方的决策水平，并能催化敌方斗志的涣散。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以手中掌控的权势作基础外，刘秀个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发挥了感召作用。对归降者施行优待政策，妥善安置，是刘秀的坚定原则，而非权宜之计。他不究既往，言行如一，从不失信。对归降者中的俊才，同样委以重任；立了功勋，同样奖赏，决不歧视。如冯异，本为新莽王朝的郡椽，驻守父城，视察属县时，被刘秀部属所执。经同乡介绍，刘秀召见了他。他对刘秀说，有老母尚在城中，愿归郡以护母，将以五城相报。刘秀放他走了。冯异回去后，劝说父城长苗萌，率五县之众归汉，并“开门奉牛酒迎”刘秀。此后冯异一直追随刘秀，在军旅中共过患难，是力挺刘秀即帝位的将领之一，颇为刘秀所倚重。又如朱鲔，本为更始之大司马，曾参与杀害刘秀胞兄刘演的阴谋，还曾劝说更始不要相信刘秀。他为更始坚守洛阳，汉军屡攻不下，接连受挫。刘秀派人至城下劝降，朱鲔表示“自知罪深”，不敢降。刘秀听了汇报后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鲔降后，刘秀当即兑现诺言，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天下完全平定后，朱鲔又被任为少府，而且“传封累代”。

聚集人才是一种手段，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方是目的。刘秀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实践中掌握各类人士的性情和素质，针对其个性和特长任官命职，使他们各尽其能。如对侯霸，因其“明白故事”，爱收录故典遗文，便拜他为尚书令，后又任大司徒。史称霸“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祭遵执法森严，公正不阿，刘秀即任命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贾复作战刚猛，常轻敌深入，刘秀便留意不让他单独率兵远征，而多把他留在身边。

量才任职，是发挥人才作用的浅层次谋略，更深层次的品性在于能辨识并接受智者的建议和忠告。在许多关系全局的重要节点上，刘秀之所以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吸取谋士良将们的智慧和胆识。王郎称帝后，刘秀在河北一度失利，部下多言宜凭借信都之兵而还长安。邳彤却认为西归之举“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他指出，如真要西行，眼下所掌握的信都之兵，马上会变得靠不住，因为他们决不会甘离家乡，“千里送公”。邳彤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如西归长安，刘秀在河北的倾心经营便前功尽弃，后境难卜。刘秀采纳了邳彤的意见，后又采纳了耿纯挥军邯郸，不使王郎集团坐大的建议。经过几番艰苦奋战，终于消灭了这股敌对势力，稳定了北方局势。河北由此成为刘秀开创帝业，建立东汉王朝的战略基地。

更始都洛阳，遣刘秀徇河北，行大司马事。冯异意识到严重腐败的更始政权不可能久存，建议刘秀利用职务之便，广施恩德，“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以与更始军队的“从横暴虐”形成对比。刘秀当即实施了这一抓住机遇争取民心的策略，为自己培育了极其珍贵的政治声望。此外如采陈俊坚壁清野以胜王校之议，采耿纯及时称帝以固士心之议，采来歙转粮陇西以彻底消灭隗嚣之议，采马援勿弃湟中之议，采朱浮地方守宰宜稳定不能轻易更换之议等等，均果断而及时，对于发展胜势，巩固政权，都具深远意义。

刘秀在人事方面表现出的优异品性，也使臣下敢于向他提出批评性意见；有时意见提得非常尖锐且态度生硬，刘秀也多能冷静地以理处之，而不横施威势。有一次刘秀闷极了想出游，申屠刚认为天下未平，“不宜宴安逸豫”。刘秀不听劝阻，申屠刚便伏身将头垫在车轮下，以死相争。结果刘秀只好让步，打消了出游念头。又有一次刘秀出猎夜归，上东门侯郅恽据关，坚决不为他开门，他只得绕道从中东门入。第二天，郅恽又上书批评，言辞激烈，说他盘于田猎，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刘秀非但未动怒，反倒赏赐郅恽布百匹，并把放他进城的中东门侯贬了职。刘秀提升睢阳令任延为武威太守时，亲自召见，嘱咐他要“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不料此语竟引起任延的强烈反感，他大发了一通“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的议论，公然较劲，声称：“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秀的善意叮咛却碰了个软钉子，但他没有生气，反而赞叹曰：“卿言是也！”

权势者笼络人才，都善于施恩行惠。刘秀自不例外，而且手法相当细腻。他对部属不仅有功必赏，而且关心爱护，通情达理，能宽容处则宽容。初见来歙，刘秀即“解衣以衣之”，尽显其欢欣之情。拜李忠为右大将军时，刘秀“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后来得知忠廉洁不取民物，便“以所乘大骊马及绣被衣物赐之”，以示表彰。见贾复所骑马瘦弱，刘秀当即“解左骖以赐之”。得知贾复身受重伤、命在旦夕时，刘秀动情地说：“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一些重要将领和谋臣死后，刘秀都能缟素临吊，亲为之送葬。窦融身处河西，控制数郡，而祖籍关中。刘秀派人整修其父坟茔，祠以太牢；并“数驰轻使”，越陇千里，“致遗四方珍羞”。当臣下产生矛盾时，刘秀常亲自出面协调关系，促成和解，维护团结。如执金吾贾复与颍川太守寇恂不和，贾复甚至扬言“见恂必手剑之”！刘秀先召复，后又徵恂，两人会于刘秀面前，欲相避之。刘秀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经他这么一开导，两人乃“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刘秀不忘故交，尤其是对那些曾共过患难，或有过一段友谊的臣属，他常有意识地引发回忆，重温旧情，以加深对方的忠心。王朗起兵后，刘秀仓惶南撤，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冯异曾操劳搜寻，为刘秀弄来豆粥和麦饭，刘秀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即帝位后，冯异入京朝见，刘秀特在公卿面前表彰冯异，赐以厚赏，并且说：“仓卒无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当年刘秀游学长安时，与朱祐相善，两人曾“共买蜜合药”。朱祐后来当了刘秀的大将军，刘秀送他“白蜜一石”，并问道：这蜜的质量，比咱们在长安时一起买的那蜜怎么样？显然，这些事例都表明，刘秀在着意向故交表白：我决不会忘记往日的情谊。

对部下的过失，即使性质严重，刘秀也常以宽容的气度处理，总是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王郎初起邯郸时，声势逼人，刘秀所部受挫境危，属下不少人看风使舵，暗中与王朗建立了联系。后来形势扭转，刘秀攻占了邯郸，并收缴了王朗的档案文件，“得吏民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刘秀看都不看，下令焚烧，说：“令反侧子自安！”

当然，事情总不是绝对的，刘秀也有失人之处，如对冯衍。冯衍的才智闻名于时，但他长期追随更始，未及早归附，故刘秀不重用他，只任命他当了一名县令，虽有功也终未得封赏。刘秀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如对庞萌。庞萌初为刘秀的平敌将军，颇受宠爱。刘秀常说：“可以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但后来此人却叛变了，与敌将联合，自号东平王。刘秀盛怒之下，亲自率兵讨伐，费了好大周折才将庞萌抓获。刘秀也有不容直谏的事例，如对韩歆。歆为大司徒，“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有一次他力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刘秀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免了他的官，打发他回家；还觉得不解恨，又派使者追到韩歆家里去“宣诏责之”，乃至迫使韩歆父子双双自杀。尽管事后刘秀颇后悔，采取了“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的补救措施，但总难掩饰其帝王性格中横暴至尊的一面。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刘秀对人才是高度重视的，其用人谋略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其创业之初，皇帝位子尚未坐稳的时候。在这方面，和刘秀同时叱咤风云的群龙众虎，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最早称帝并一度掌控中央政权的更始（刘玄），是个德才双劣的腐化分子，“日夜与妇人饮宴，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他的用人，邓禹曾评论说：“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即位后诸务未理，先忙着大封其王，一口气封了二十多个。而“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群众以谣语讥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有人温言上书，劝他不要滥爵非任，他便怒而将谏言者抓进监狱。这样，很快便造成了“关中离心，四方怨叛”的局面。盘踞四川的公孙述，各方面条件都较优越，沃野广阔，兵强马壮，声势赫赫，“远方士庶多往归之”，实力相当雄厚。但他刚愎自负，骄奢虚荣，有野心而无高谋；虽称了帝，却又下不了转战四方的决心，安于蜀地一隅的富足，只醉心于大摆其天子的威仪。他骨子里不把属下放在眼里，根本掌握不了几个人才。史称：“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群臣多谏”而述不纳，“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公孙述也曾致力于搜罗人才，但其方式与其说是求才，倒不如说是人才摧残。如他徵李业为博士，业称疾不起，他便恼羞成怒，派使奉诏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则赐以毒酒。”李业即饮毒而死。此非孤例，聘谯玄，玄不诣，公孙述“亦遣使者以毒药劫之”。谯玄的儿子向太守泣血叩头，愿以家钱千万赎父之死；太守在公孙述前说了情，才算了结。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系其妻子”，如从命，“妻子可全”。结果，王皓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也“对使者伏剑死”。有个费贻，因不想为公孙述效力，意至“漆身为癞，阳狂以避之”。公孙述以这种方式求才，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言自明。

至于隗嚣，情况要比更始和公孙述复杂一些。隗嚣原本就有较高的名望，曾一度勤兵十万，杀雍州牧陈庆，降安定，据天水，“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全盛时东扼陇坻，控由关中入甘进川的咽喉要冲；西联羌戎，握西北军政之权枢。隗嚣乃学者出身，史称其“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向有谦恭礼贤之誉。所以，起初隗嚣身边也确曾集聚了一批人才。赤眉军入关后，“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范晔在《后汉书·隗嚣传》后论中，也承认隗嚣“栖有四方之杰”。他以名贤范逡为师友，以前凉州刺史、著名学者郑兴为祭酒，以才士申屠刚、杜林为治书，以骁将马援为绥德将军，杨广、王遵、周宗、行巡、王捷、王元等人为大将军，又有史学家班彪等人为宾客，因此威伏关陇，名震西州。然而，隗嚣有个致命弱点，即他不明大势，错误地视时局如战国纷争，过低估计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能力，因而在全局性的关键环节上，不能作正确的战略决策。隗嚣曾经支持过刘秀，后来却越来越倾向于割据陇右，想保持实力，稳当西北王，与刘秀、公孙述成鼎力之势。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不明白，统一是当时的民心所归，是历史演进的大趋向；而刘秀已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欲凭西北数郡与之抗衡，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尤其不懂属下将领谋士们的心态：他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看重他的名望和实力，相信他在新王朝创建中能起重大作用，希望他的殊勋会使他们随之荣达。他们决不会跟着他蜷曲在偏僻的陇右一隅，并同中央王朝作前景暗淡的对抗，在危窠中坐而待毙。战略判断的失误，导致隗嚣得人而难尽其用，定命时刻不能采纳忠言。最初是弃方望之劝阻而归依更始，随后又违班彪之论议而坚执鼎分之念，最终更拒马援、申屠刚之谏诫而叛光武。如此一来，隗嚣身边的俊士良将彻底失望了，“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与此相应，刘秀又“发间使，招携贰”，千方百计瓦解嚣之部属，其人才优势很快便消失了。班彪避地河西，投奔了窦融；郑兴、马援、杜林、申屠刚等也都先后离去，转手间成了刘秀的帐下客；以王遵、牛邯为首的十三员大将，也因刘秀的争取而倒戈。众叛亲离之势既成，彻底败亡便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由此可见，礼贤下士有个政治认知的大前提，背离了历史发展趋势，有人才也是留不住的。刘玄、公孙述之辈，固谈不上“得人”与否，隗嚣的“得人”最终变成了失人。只有刘秀，其成功的人事谋略与正确的战略决策，完全融会在一起。得人态势贯穿于帝业的始终，用人权术运展于各个节点。手下的人才，帮助他明确斗争的方向；而斗争的胜利又滋育其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