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先秦典籍中的羿，有多义、丰富的形象。或如《淮南子》中，歌颂其救济民危的崇高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气概、弯弓善射的卓异本领: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1]

或如《左传》中，谴责其荒唐淫乱、仗凭武力、不事修德的低劣品质和行为，以陈古刺今: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略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2]

或如《离骚》、《天问》中，混淆远古天神羿与有穷后羿，针对前者之“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3]与后者之“冒于原兽、忘其国恤”[2]而皆“乱流鲜终”的结果采取了同样的批判态度。这种神性之羿的完美与人性之羿的弱点相交织而产生的歧义性，是羿神话发展、演变过程中羿意象的增殖与变形，更是历史因素和意义的多重累积。

一

明清时期，羿神话的丰富性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更遑论为之添加新的素材，注入新的内涵。羿神话就像一段被凝固、封存的久远往事，只是羿曾上射九日的伟绩以及代夏自立的恶行被反复提及;而作家所持态度也异常鲜明，对前者是褒颂赞扬，对后者是嫌厌批判，但皆止于重复性的论叹，没有对羿的形象与故事给予创造性的发挥。

贝瓊《志古斋记》:“射莫善于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

方孝孺《深虑论三》:“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问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择之精也。”

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倕工于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

钱谦益《放歌行赠栎园道人游武夷》:“共工触头折天柱，后羿矫矢摧阳乌。”

陈景元《蹴球行》:“后羿弯弓九日沉，宜僚运掌双丸掷。”

冯誉骥《杂诗》(六首之一):“所以古夷羿，仰射雕弧弯。”

以常人无法企及的射落九日之功称颂羿善射之能，然平淡无奇的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情绪却体现不出丝毫的激动与振奋，而显得波澜不惊，似乎就是在描述一件久已知晓、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本无法触动作者内心的崇敬、仰慕之情。这一点在戏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出现了较为程式化的用法和句式:青年男女私相倾慕、爱恋，商定海棠花下之约，渴望在夜晚私见、幽会，往往以能得羿之弓而射日来表达男主人公那种希望白天尽快过去、夜晚早些到来的急切心情。这以《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杂剧》中张生的一句说白最具代表性:“无端三足乌，团团光烁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4]此句又见于《张天师断风花雪月》第二折和《㑇梅香骗翰林风月》第三折中，乃是借陈世英、白敏中之口说出，都是表现小生苦等小姐、期盼尽早天黑相会的焦灼之感。甚至在《二刻拍案惊奇》、《九尾龟》等明清小说中，也出现了《西厢记》中此句说白，只是文字上稍有差异而已。也许正如明董份在《领南平冦碑》一文中所论:“谚言:虽有乌獲不能以一手举双鼎，虽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两狼，言敌多则难为力也。”[5]这是反用羿射艺超绝之意，却恰好说明羿之善射的技能与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固化为“谚言”的形式成为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表意语词，当然也就失去了能够触动、激发言说者情感的魅力。

在明清时期，对羿射日除害的功业大加描绘和渲染的作品，《开辟演义》[6]是一定要提及的。小说一共写了两个羿，第一个羿是帝尧时的英雄平羿，第二个羿是夏太康时的野心家羿，而技艺超凡、立业建功的正是平羿。“却说尧帝一日设朝，文武山呼毕，两班侍立。正值炎夏，天上忽然有十日并出，照地若火，禾稼干熇，草木焦枯，百姓惊惶。”尧大惊，亲自拜祷、乞祝多时，“次日早朝，见日依然”，不禁“嚎啕大哭”。“有一武臣，姓平名羿，现为护驾大将军，见帝悲惨，出班奏曰”，“臣虽不才，能开千斤之弩，待臣来日于御教场射之，看其如何，又作区处。”“尧帝闻羿之言，回悲作喜”。“次日平明，帝同百官俱至”教场演武厅，“只见羿全身披挂，左带千斤硬弓，右插狼牙铁箭，结束威风，打扮整齐，坐一匹白骏马来至御营”，羿叩首谢恩之后，“飞身上马，左行三转，右走三遭，指定一箭射去，只见天上光闪闪落下一日于水中，大响一声。帝与群臣、三军百姓俱惊得呆了。羿见射下一日，精神倍增，东走西驰，连射八矢，八日皆落水中，只存一个日光。羿射得性起，将那真日亦连射三矢，端然不动。”尧见真日射之不落，急忙命平羿止射，待平羿下马见尧，尧大喜过望，排驾回朝，“登殿宣羿封为落阳侯”。这一段绘写，虽然文辞粗略简约，却自然浑朴，颇有声色。随后，又有大风、猰貐、封豨、修蛇相继为害，平羿将之一一剿除:“风从东方来，吹之甚亟，民屋皆倒，拔术扬沙，半日不息”，平羿领旨出朝，“被其抵散，以分其势，遂不似前为害矣。”由是风害尽除;“今洞庭有兽，名曰猰貐，高五尺，长一丈，横行地方，食人食畜;又桑林凤阳有兽，名封豨;又岭南有修蛇，长三五丈者，皆为民害。”平羿升帐，整点一万人马，三军各带钩镰长枪、强弓硬弩，不数日来至洞庭地方。令“三千人各用锹锄于山路平坦之处挖下一坑，约长十余丈，阔四丈，深三丈，限二日完”，再令“三千人各带干草一束，亦限二日完”，又令“三千人破木成牌四百面，高八尺，阔三尺，牌后钉铁圈八个，以便手擎，亦限二日完”。只等猰貐一出，以草虚铺坑上，待其跌落坑中，急用矢头涂抹毒药之弓弩射之，而后“铙钩搭起，以绳索捆缚”，由是猰貐害除;“遂起马至桑林”，平羿令兵卒亦于平地开一深坑，其上虚铺杂草，抛食勾引，将封豨诱至坑边，随即跌入，被众兵乱枪戳死，由是封豨害除;“径领兵前至岭表”，令“三千人各身穿铁甲，脚穿铁靴，手执长刀，宰猪、犬、鸡等肉，以毒药酒浸三日，外又将毒药拌香油麻面炒熟各肉”，以肉香惑蛇食之中毒而死，由是修蛇害除。小说对平羿铲灭四害经过的描写质朴而天真，不夸饰，不张扬，却自有一股浑厚、武勇的力量包蕴其中，一个勇敢、矫健、刚猛的平羿立时跃然目前。

明清以来所刊刻的多部历史演义小说中都附有大量与正文内容相应的版画，而关于羿射日除害的事迹常常是表现的重点。上文所述《开辟演义》之明崇祯间刻本中就载有一幅“帝尧命羿射九日”图，[7]画面左上方绘有九轮太阳灼灼发光，眩目耀眼，右侧偏下方有两位高大、壮硕的武士全副武装，执旌扬幡，岿然挺立，正仰首望向九日。右下角处两名士兵一击鼓一吹号，背向而立，虽然看不到表情，但是从其背影的劲道和力量，亦可感知其精神紧张、情绪激昂的程度。画面正中偏左下处，一匹健壮的高头大马正飞扬四踢作奔突之状，马鬃迎风翻飞，马尾则在迅猛的前奔中束成一束，高高翘起。羿挂甲披氅扭身骑跨于马背之上，弓已拉满，箭在弦上，仰面直视炙烈的太阳，面部线条凛然坚毅，誓要将之射落殆尽。图画整体展现了羿开弓放箭那一瞬间蓄势待发、自信满满的情态，在劲健之力中突出了阳刚之美。若将此画与文字表述对读，正可见出羿之英雄气概和风采。此外，在《盘古至唐虞传》之明万历后书林余季岳刊本中载有一幅“南方凿齿与羿大战”图，[8]在《列国前编十二朝》之明万历三台馆梓行本中载有一幅“平羿射日”图、一幅“平羿断修蛇”图和一幅“平羿于教场连射下九日”图，[9]刻画角度大体一致，都是突显了羿建立伟大勋业的气魄之壮美。还要特别提出的一幅画作是清萧云从所绘五十四幅《天问图》中之“彃乌解羽”图，[10]萧氏继承了宋以来图绘、刻印的优秀传统而加以创造和发展，加之由徽派名手汤复进行镌刻，可谓相得益彰，使图幅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杰作。羿巍然立于画面中央，身着厚重的盔甲战袍，腰胯箭囊，正弯弓向日，控弦待发，脚下已有两只被视为日精的阳乌落地，简洁素淡的笔法中却透出刚健威猛之势，彰显深沉雄浑的力度与美感。张绣璧赞其“极古今名象之微，天地事物之变”，而令“观者疑胸顿开，饥目得饱”，并非溢美之言。据萧云从《天问图》自叙和跋所称，其作画的动机在于“感古人之悲郁愤懑”，但是画家目击时艰，感慨系之的心情于画作中也是清晰可见的。将屈原笔下的羿以构图的形式生动再现，在深刻表现屈原的思想与《天问》的主题的同时，又何尝不是表现了明清时代文人心中、笔端的羿的形象和风貌呢。就此而言，这一幅“彃乌解羽”图在其自身的美学价值而外，更具有了社会文化的价值。

二

对除害英雄之羿的颂赞，并不妨碍明清文人对篡逆罪臣之羿的嫌恶与鄙弃:

杨一清《未至府谷得山西胡宪副源梁诗先是予与源梁约保德府谷为渡河之会源梁先至以诗来速和韵答之》:“人可胜天理则然，古有尧汤非羿奡。”

赵时春《送方太仆致仕序》:“而振颓风，顾瞻叔季、羿浞、操莽殒元朽骨之墟。”

宋仪望《秋泛使君湖诗序》:“《五子之歌》读之使人悽惋流涕，未几遂有后羿之事，乃知自古君臣慄慄危惧，若坠深渊而不敢以一日自逸。”

刘基《吊诸葛武侯赋》:“彼狂猾之纵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乱伦汨典兮流毒为渊夏。”

或羿、奡并提，或羿、浞同举，对羿不守臣节、篡夏而立的失德行为大加挞伐，并与尧、汤这样的圣主、贤君并列，更凸显了羿不能佐国扶危、匡济君难却忤逆犯上、以臣夺君的罪恶。尤其是将羿与王莽归为一流，严厉谴责其以狂猾、奸邪之性悖道德、乱人伦的滔天罪行，无操无节之流毒危害甚为深远。

相比于诗文中一味的鞭挞和责难，《开辟演义》与《有夏志传》两部小说充分发挥了其善于叙事的文体优势，对历史化的羿性格之发展、形象之演变作了精彩而富有想象力的叙写，将一个丰满、立体的羿呈现出来。《开辟演义》中的第二个羿是根据《天问》、《离骚》、《左传》等作品中对有穷国君后羿的一点简单记载而铺叙、引伸出来的:“却说后羿，慕唐尧时射日之羿取名，膂力绝伦，亦善射第一。每有跋扈不臣之心，见帝启贤明，无隙可乘。”后来“太康为君，不恤国政，天下诸侯朝与不朝，贡与不贡，六卿奏治之不听”，又“不理国政，一出猎，十旬弗归”。后羿见太康荒淫，借其“畋猎于洛水之表，诏后羿权朝”的大好时机，“同百官距河，阻住圣驾”，并宣先王圣谕，不令其回国，直至逼迫太康脱下龙袍，交出皇位，方才开城。后羿同群臣推太康之弟仲康即天子位，不想仲康见后羿权威，恐其独专兵权而有变，“知余胤忠贞，封为胤助侯，以掌六师，收羿兵权”。此举令后羿懊恨于心，却不敢声言，只得含忍而已。仲康病逝而立帝相，后羿设计迫使帝相迁都商邱，而其时又以礼聘四贤罗武、伯圉、龙圉、熊髡在府为谋士，与之商议“欲兴兵半路弑帝相”，四贤皆曰不妥，后羿闷闷不乐。有二佞臣寒浞、伯明知其心事，以言挑之，“趁今商邱王都未定，民心未安，乘其动摇之际，便中杀了帝相”，后羿闻言，“满心大喜”。结果，三人合谋骗帝相巡狩，在途中以毒酒将其鸩死。后羿反兵入朝，改国号曰有穷，封寒浞为相。不想“浞妻行媚于内，乃纳宫中人，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欲生食羿肉”，“羿不知也，以听寒浞为腹心，不修民事”。寒浞奏请后羿出猎穷门之郊，阴令众百姓各持刀枪，向前迎来，不容分说，杀后羿并“将羿尸碎割烹之”，又捉其子太浇，以乱刀砍死。“寒浞见后羿父子俱亡”，回入朝中，“国号赂平，以羿妻为后”，“日与伯明饮酒为乐，夜则淫乱宫庭，不理朝事”，后为少康所灭。小说以平实的语言，白描的笔法，将后羿得势前之阴险、狠毒，得势后之骄纵、狂妄，以及毒杀仲康时之残忍、凶狠，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后羿也因“人以群分”之故，宠信邪佞之徒而终为其所害，落得个不得善终、同归于尽的悲惨下场，也算是对后羿最严厉、最痛快的惩罚了。

《有夏志传》[11]也以很大篇幅对历史之羿作了描绘，大体上是沿着《开辟演义》中第二个羿的形象展开的，但是其中又融合了英雄之羿的一些突出特点和光辉作为，虽然文词与技法上仍显浑朴古拙，但是却真真实实的把一个“从忠臣、被迫害者发展成为一个再三想夺帝位、能忍自修的有道之士，终于在夺取了帝位以后，又为自己的亲信所害”[12]的野心家羿给活脱脱的树立起来了。“这羿不是唐尧时之羿，因如羿善射，故名之曰后羿。”“羿为人神勇奇技，生得身长丈五，一手举千钧，射发无不中。”太康见其有如此手段，大喜，待其甚厚。然“后羿见太康终日饮酒，不理政事，与其臣下道:‘主上待我恩擢不次，我蒙厚恩，思有以报君王。今君王听彼奸佞全不以天下为念，异日身危国亡，天下人也道我后羿共是一个谄媚之臣。我后羿却也是个大丈夫，做事也要出人头地，使天下的人惧仰，岂同他一辈小人行径。不如私自逃往别方，不回有穷国，免他来寻，过了几年，看他如何，然后辅他成个好人主。’”此时后羿不仅是一个忠臣良侍，还颇有气节与抱负，不屑于与奸猾、谗佞之徒为伍。于是后羿骑乘四耳神马环游三岛去了。再次回到夏都，“太康大喜”，“封羿为冀州牧”，并“赐彤弓素矰”，得到重用。“只为太康原宠的是武观，那奸谀小人见了后羿得宠，便生妒忌，日夜向太康身旁闲言冷语谮后羿，言后羿自道他‘才艺功能天下第一，神圣之人，为何不作天子!’太康遂怒夺后羿职，放之归有穷国。”归途中遭到武观所派共工的追杀，后羿将之杀败，“乃忍忿自修于国”。后来太康再要夺取其幽州之封，“后羿激怒，欲兴兵攻太康”，经贤臣武落罗伯谏阻，才勉强止兵。再后来太康“会猎于洛水之表，四阅月而不归。阳翟之士民谋乱。有穷羿闻之，率其徒众千余人，来定有夏。”羿遂据夏都，取武观及共工等人尽杀之，“将收太康之宫嫔，而害其宗族亲戚”。又经武罗伯等及时劝谏而“率有夏之民迎太康于河”。终太康之世，后羿“年年思量自为天子，只是当不得四贤递相谏劝。也因羿原有一股刚气英风，故亦能从善。”子相为夏君，后羿在率兵征服九夷的途中，连续收了逢蒙、寒浞二人为心腹，无事不与之商议。逢蒙亦为善射之人，但见后羿的射技有如神助，使之惊骇、折服，内心却极为愤愤不平，“每一番骇服，即有一番暗恨:如何我技只不如他，若无了他，我便是天下第一人也”。寒浞冷眼旁观，既明了后羿要取子相而代之的野心，又看破了逢蒙外服内妒的奸伪，在帮助后羿斩杀子相而夺得君位的同时，又拉拢逢蒙欲假其手再除后羿，以便对鹤蚌相争作壁上观，从而尽收渔翁之利。二人一拍即合，马上密议奸计，骗后羿狂饮大醉，暗中派人乘机突发急矢贯穿其咽喉。“既中矢，犹能大呼曰:‘必逢蒙也。’回头见浞曰:‘必是汝谋也!养奴仆者如是，悔不用五臣一子之言，致有今日!’遂自拔箭气绝而死。”只有寥寥数语，却是一段非常出彩的文字。后羿就死，其言也善，能人之智仍在，对害己之人之事瞬间即已了然于胸，只是这种清醒来得太迟了，纵然心中悔不当初、怅恨无限，却也回天乏术，再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了。一个“自拔箭”的动作中，饱含着多少懊悔、羞愧、愤怒与怨恨的复杂情绪，与其说这是针对逢蒙和寒浞的，毋宁说这是后羿针对自己的。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是自省后的决绝，也是对篡逆子相的补偿，就让关于后羿的一切兴衰恩怨都随着其身体的消亡而灰飞烟灭吧。

三

有趣的现象是，明清文人尽管对以下犯上、未尽人臣之道的羿满怀谴责、批判之意，可是面对逢蒙阴谋杀羿的事情，对羿又不禁充满了同情和悯惜:

方孝孺《题王氏述训后》:“师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学者，一变而为陈相，再变而为逄蒙，由蒙而变，不至于羿之为不止也，其渐岂不可畏哉?”

岳正《赠梁先生助教国子序》:“君臣主义，父子主恩，恩义兼主者，师生也。先生不作大道就晦君臣之际，辅以典刑，而或者罹刑以伤义。父子之间本乎天性，而或者违性以贼恩，弯弓而向羿，操戈而叛，何者?又何足怪哉。”

张元默《题瓶社诗录后》(三首之二):“官拜司农媲昔贤，龙蛇起起厄辰年。文章忠孝传千古，射羿逄蒙愧九泉。”

从尊师重道的角度出发，认为君臣之间以义为主，父子之间以恩为主，而兼主恩与义的则是师生关系。逢蒙向羿学习射艺，习尽羿之技能，不思回报授艺之恩，却想到天下惟羿逾己而弯弓向羿，操戈而叛，这是何等的无情无义。所谓一日为师而终生为父，父与子本乎天性，当有爱护、有敬重，而逢蒙以怨报德，如此忤逆歹毒，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明清社会是儒家纲常礼教炽盛的时代，尊卑有分、长幼有序、不得悖礼僭越的伦理道德严格规范、约束着文人的思想和言行，以守道尊礼为评价标准，符合者即推赞，违背者即贬斥。所以对羿的篡权自立之举要给予讨伐，而对羿惨遭逢蒙所害的不幸结局深表惋惜。毁与立的态度全在一个“礼”字，而事件本身是否为羿的行事与遭际的意义反而被大大削弱了。

毫无疑问，羿神话移位为文学的创作素材之后，在明清之际是彻底的萎缩、衰落了，对羿的故事和形象非但未见任何有新意的创造，恰恰相反，羿神话原有的内容也被逐渐简单化了，最后凝固为两个文学的意象，即善射的英雄之羿与篡逆的历史之羿。就展演的丰富性而言，羿神话显然不够多姿多彩，但就流传的持久性而言，也许被定格为一个符号或者被习用为一个典故的羿的故事和形象反而具有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毋庸讳言，比之于那些早已衰退消歇、湮灭无闻的上古神话，羿神话历经几千年沧桑岁月的淘洗最终完成了向文学的移位，而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这便是羿神话之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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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817，818.

[3]金开诚.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338.

[4]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1.

[5]董份.泌园诗文集[O].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6]周游.开辟衍绎通俗志传[O].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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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钟惺，冯梦龙.盘古至唐虞传[M]//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第5册).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644.

[9]余象斗，余邵鱼.列国前编十二朝[M]//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第4册).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27.136.137.

[10]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丛刊[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0.

[11]钟惺，冯梦龙.有夏志传[M]//古本小说丛刊(第七辑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戴不凡.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