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满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对当代中国的处境，学术界有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一般地，这种转型特征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还体现在文化层面，因此，要适应转型期的需要来进行文化建设、引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进行梳理与探讨。当然，我们这里所论及的“当代”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囊括了“现代”的意义，之所以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发展逻辑的探讨必须置身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历程之中，对这一历程的起点，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近代社会，也唯有在这种历史坐标中，我们才能清楚地把握我国文化的发展逻辑。

一、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因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1]5显然，这一观点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明早期发展的独立性。其实，人类文明之间大规模的交往乃是近代以来的大事件。从文化自身来看，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现实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或来自社会生活的剧变而引发的内在文化危机与冲突，或来自外在武力征服而带来的文化入侵，由此观之，文化交流的方式也就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中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平等的;另一种是野蛮或征服的方式，这种方式充满了血腥味。就中国文化来说，除了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以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外，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但这种独立性与延续性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世界所掀起的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现代化以及殖民扩张所导致的全球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

当然，就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现代化的发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则是内源性的，一则是外源性的，像日本所经历的现代化乃属于内源性的，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一种外源性的，“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逼迫下的被动的现代化”[2]283，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引发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进程至今还在延续。纵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着“救国”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第二个阶段则围绕着“富强”这一使命来进行，但无论是“救国”还是“富强”，现代化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具言之:

首先，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化也随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不仅与民族危机相互关联，还与中国文化的转型相互交织。众所周知，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维泽认为“战争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种现象”。[3]46实际上，中国文化上的落后是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等方面落后的根本原因，要拯救中国的命运就必须从文化层面进行彻底变革，觉醒的近代中国人所有的救国尝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在文化物质层面(洋务运动)、文化制度层面(戊戌变法)以及文化精神层面(新文化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逐渐深入，当然，“这些运动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总体性特征，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不可能导致现代化，只有从文化的根基上推进彻底的变革，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2]294人们也从这些运动中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与思考，并掀起了第一次“文化热”，于是，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西文化论战以及“科玄之争”等事件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所有这一切催生了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近现代史足以证明只有文化理念的根本变革才能实现“救国梦”。

其次，以“富强”为梦想的现代化乃是近代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新中国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代化的诉求，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以及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实际上，我国的现代化并未真正深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才被提到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无不折射出现代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八十年代开始而直到今天尚未结束的“文化热”就充分表明“文化转型在总体性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2]286然而，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西方人的伪命题“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因而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以至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担忧，文化领域中“西化”思潮又开始抬头，但这次“文化热”不再是直观的，而是贯穿了批判精神。理性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现代化不再是现代化的手段，而是现代化本身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中国梦”的实现绝非仅仅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强大，“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奠定的，没有文化的崛起是危险的”，[4]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强大。

因此，就中国现代化之路而言，一方面，作为“救国”的第一阶段，现代化在促进人们对中国文化怀疑与反思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以“富强”为使命的第二阶段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拷问，使得中国文化朝向了现代化，也使得人们认识到文化强国对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化构成了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的动因。

二、分与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形式

从整个文化史看，任何文化的发展形式不是固定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它总是受社会历史事件的影响，从而显现为多样化，或者，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的发展形式必然反映时代的状况，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某种文化发展所特有的，而是几乎渗透于所有的文化。就中国文化发展看，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分”与“合”的演进而相互影响、磨合、交融，形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大趋势，文化的这种统一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们价值观的统一;其二，人们思维方式的相似。就前者而言，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并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它直接指导与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这种核心价值观一直延续到了五四运动之前;就后者而言，中国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形成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观点，“一为总体观点，二为对立统一观点”[5]7，当然，在文化中思维方式比起价值观的转变来说更加艰难，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惯性。

历史地看，近代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化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乃是以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为切入点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时，西方思潮在中国开始传播与兴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开始确立，并日益加强。以此为起点，传统文化开始分裂，这种分裂当然不是思维方式上的改变，而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相对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的价值观大体沿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二是以近代精英阶层为主体的西方近代价值观;三是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虽然完成了推翻帝制的历史使命，但却没拯救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其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是有限的，甚至是表面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中得以洞察。“五四运动”掀起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期精英群体的核心价值观，不言而喻，这是西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断熏陶和教育广大的基层人民，形成了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为国家价值理念，实现了党的价值理念到国家价值理念的转变。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是以价值观的分离为基础的。

新中国的成立为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曾经因民族危机而导致文化分离的因素被铲除，但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时期，文化建设更多地服从于政治建设，无论是传统思想还是西方思潮，在革命文化的影响与洗礼下，都紧靠意识形态，使得政治消解了文化的多样性，促成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在全社会形成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实现了文化发展由“分”到“合”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逐渐建立起来，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势必影响到文化领域，经济层面的多样性支撑了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当然，经济因素不是唯一促成文化变化的原因，随经济大潮的冲刷，文化领域又再次开始游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三者共发展的局面。平心而论，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主导一切工作的前提下，被边缘化的无疑是文化，在这个时期分离既表现为价值观的多元化，又表现在人们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一些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消说，这既内含了资本魔力的“诱引”，又体现了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时期的文化称之为“经济文化”。应当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化忧心忡忡，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现状发出了质疑，对文化生活的游离与分裂深表担忧，因此，如何解决文化因经济大潮的冲击而造成的分裂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文化建设的物质保障，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策略;另一方面，提出并推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这样一来，既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又促进了文化发展的统一，预示着文化即将由“分”的阶段迈向“合”的阶段。

直言之，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紧密相联，“分”与“合”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展开，中国文化在未来必然走向统一，这种统一既包含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又体现了新时期人们思维方式的一致。

三、文化强国: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

对文化发展的动因与形式的所有考察，都是为了面对文化的未来。基于中国文化现状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处境，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不但涉及中国文化发展的途径，而且要涉及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

首先，从文化发展的途径看，中国文化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中国人在不断探索文化转型与发展的道路，而在其中人们往往采取了比较直观的方式。在近代，一些急于仿效与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则采取了“两个全盘”的态度，一方面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全盘欣然接受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代表了先进的方向，中国的落后与文化的落后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一些仕官阶层则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其中以张之洞为代表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既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又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以一种折中方式来对待中国文化的发展。此外，一些游历海外而归来的学者在看到西方文明弱点之后，则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拯救西方社会没落的良药。因此，总体上看，激进、保守与折中是近现代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这三种态度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是在马列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完成的，这种运用实际上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现，可以说，以马列主义来创建中国当代文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文化建设的道路。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教训以及苏东的解体导致了西方思潮再次泛滥，当然，在中国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亨廷顿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也如同它在19世纪末一样被认为是不可行的”，[1]86在一定程度上他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某些逻辑思路。当代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文化重建，这种重建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就‘古’与‘今’而论，这是源与流的问题，不言而喻，传统文化中有‘美玉’也有‘浮尘’，对于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传承下来，并加以弘扬，而对消极的东西就应该封存;就‘中’与‘外’而言，我们既不能‘以外代中’、‘全盘西化’，也不能固步自封，相反，我们要‘广纳百川’、‘博采众长’，在我们自己文化的根基之上综合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6]

其次，就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目标来看，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的扎实推进旨在达到文化强国的目标。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与世界竞争的意义日益凸显，可以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7]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还不能算得上是文化大国，更难说得上是文化强国，西方文化强势依旧存在，而并非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的没落”。就中国现状而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发展与壮大，为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1]89具体说，“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1]72文化强国建设乃是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大国地位的确立不能没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一个迷失精神家园的民族也不可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自己的贡献与地位，“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8]为此，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有当中国文化真正强大了，文化强国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中华文明这盏从未熄灭的明灯才能照亮人类。

因此，正确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不断推动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4]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N].文汇报，2010－8－28.

[5]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姚满林.论哲学对文化的责任[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光明日报，2012－11－18.

[8]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1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