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

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两者的比较、对话乃至融合才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潜能。在当今中国，开展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都是相当必要的。本文立足于现代性问题域，为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做些前提性的阐释工作。

一、韦伯与马克思比较的基本框架

在早期的诠释中，韦伯和马克思的关系被简单地理解为“两军对峙”。这种截然两分的对立关系通过两种理论架构体现出来：唯心论－唯物论；资产阶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抑或辩护－批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等表述）。前者涉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以及推而广之的历史解释模式；后者关涉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性质。

1930年帕森斯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著作的第一个英译本，它扩大了韦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帕森斯在美国社会学领域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韦伯理论的传播。帕森斯将韦伯纳入到自己的行为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行为理论和功能主义是韦伯著作的精神所在。他为韦伯诠释提供了结构功能论范式，这一范式在很长时间里成为韦伯诠释的主导典范。在帕森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考察的是宗教对进步论、社会合理化的影响，是一种唯心主义路线的行为理论模型，它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替代，它被视为在历史研究领域反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一个标志性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