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宁平，张建东

（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伦理秩序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维系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伦理秩序虽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和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但其丰富的思想中也不乏具有大量超然的、非统治阶级意识的伦理道德原则。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属于古代中西方著名思想家，他们关于伦理秩序的思想，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大力提倡“仁政”，认为统治者应该以“仁”治天下。他还提出“推己及人”的思想，认为统治者要建立有利于统治的伦理秩序，就必须“善推其所为”，即统治者要起到表率作用，进而推广到天下百姓。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建立伦理秩序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正义的人，也就是学习政治事务的人，最好是从习性和品德开始，才可取得成效。”［1］34在他看来，“德性”是一种中庸之道，它能够使我们感受到快乐和痛苦。正如他所说：“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1］34要追求这种中庸之道，就必须追求一种最完全的“德性”——公正。“公正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1］94所以，孟子和亚里士多德虽属同一时代（约公元前370－280年之间），但在中西方完全没有交流和沟通的情况下，他们关于伦理秩序构建的思想却有着文明智慧的碰撞与交汇，主要体现在两者主张构建伦理秩序的终极目的、构建伦理秩序的策略主张等方面。

一、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构建伦理秩序的终极目标相同

虽然孟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德性”思想的直接服务对象不同，如孟子主张“仁政”，以“仁”为基础构建伦理秩序，其直接目的是为统治者持久稳定的统治而服务，而亚里士多德则是直接面向追求一种人性的向善，通过获得人自身的幸福，进而实现城邦的善；但总体来讲，两者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有规则的伦理道德秩序，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发展。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于人同……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2］325在此，孟子以舜、禹和子路行善为例，认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赞许别人一起行善。实际上是倡导一种与人为善、积极行善的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只有合乎德性的行为才能使爱德性的人感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在本性上的快乐。如他所说：“这样说来，合乎德性的行为，就是自身的快乐。并且它也是善良和美好，倘若一个明智的人，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对于这些问题都能做出判断，他就是个最美好、最善良的人了。”［1］15所以，孟子的与人为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快乐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劝告人们注重自我的德性修养，在行为上追求善行。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无所往而不为义也。”［2］513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把行仁义之事的心理扩充到行不义之事的心理之上，就会有用不完的仁义之心，也就不会去干损害他人的不道德之事。在此，孟子实际上是在劝诫人们要对做不道德之事的心理有所节制，用理智来克制欲望，进而达到人心向善的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德性的论述是一致的。他指出：“在德性方面也是这样，我们由于不图享乐而变的节制，而在变为节制之人后，我们就更能够回避享乐。……在成为勇敢之后就更能够坚定无畏。”［1］28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具有中间性，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一个节制的人更能够将自己好的德性用之于行为之上。所以，孟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们应该从源头上节制不良欲望，发扬仁义之心，以使伦理德性形成。

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构建伦理秩序思想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在于人们自我德性修养的提高，从而使其在行为上追求善行，将其扩展就会构建起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如何构建伦理秩序呢，两者的主张却并不一致。

二、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构建伦理秩序策略主张不同

孟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建立积极的社会伦理秩序，但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以及思想文化源泉的不同，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构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策略。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学派“推”的主张，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德性原则”，进而认为“公正”是其关键所在。

孟子继承儒家学说的正统思想，认为要建立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就必须在统治者实现仁政的基础上大力践行自上而下的“推己及人”思想，以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居乐业。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2］279就是说，人们要以身作则，将好心善意推广到方方面面。统治者恩惠由近及远的推广足以安定四海，不推广连妻儿子女都无法保全。他还指出古代圣贤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善于推广自己好的行为。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2］347孟子在此告诫统治者要在德性上起到表率作用，以自己好的德性影响和感染天下百姓的德性，才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统一天下，实行王道。孟子在回答齐宣王“贤者亦有此乐乎？”时，答道：“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者。”［2］293这里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统治者要想实现王道仁政，就必须同百姓同甘共苦，乐百姓之所乐，忧百姓之所忧，其实质就是要求统治者将“仁”、“德”推向天下。孟子还提出以德服人的思想，告诫统治者不要崇尚武力，要用道德教化人民，使人民出自内心地甘愿服从。如他所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2］319这一系列对话都体现出孟子在构建社会伦理秩序中要求统治者广修德性，发挥表率作用，进而将德性推而广之，实行王道。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秩序思想不是从统治者角度出发的，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描述的，他认为“德性”是建立伦理秩序的关键所在，而最完满的德性则为“公正”。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德性就是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德性。……正如柏拉图所说，重要的是，从小就培养起对所应做之事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正确的教育就是这样。”［1］28这不仅体现出德性对于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道德教育应该从小抓起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说明伦理德性要从小培养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中庸之道，而维系这种中庸之道的关键在于“公正”，因为“在各种德性之中，唯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1］94。而公正可以分为一般的公正和城邦的公正，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公正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这种公正就是为了自足存在而共同生活”［1］105。他认为个人很容易为了私利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就造成了不公正，所以个人不允许作为维护公正的裁决者，为了自足的存在和生活，我们就需要城邦的公正，因为“城邦的公正是以法律为依据而存在的”［1］106，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正还是一个公正的人在公正地选择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1］104，即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过程中要追求程序公正和手段公正。“公正”是一种维护总体“善”的品质，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之所以为最完全的德性，乃由于它实行的是完全的德性”［1］94。也就是说，只有公正才能使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他所说：“人们不应该贪求这样一种东西，而是即使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也要去追求那种既在总体上是善，而又对自己有利的东西。”［1］93在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要具有这种维护城邦公正的品质，这种品质推动了伦理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综上所述，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构建伦理秩序思想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在追求人们自我德性修养的提高，从而使其在行为上追求善行，将其扩展就会构建起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他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策略却是不同的，孟子主张“推己及人”，要求统治者起到表率作用，实行自上而下的德性推广，进而建立和谐的伦理秩序；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德性”，而“公正”作为最完全的德性是构建伦理秩序的关键。

［1］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刘俊田.四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