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与乡村社会：革命根据地形成模式之比较研究

2013-08-15黄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黄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上海 201204）

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形成、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过精辟的分析，提出了五个 “条件”论。其中，他认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不能对付敌军的进攻，“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是“正式红军”和“正式武装”这两个词语，并同时说明“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则难以形成割据的局面。

毛泽东当时的分析是基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而得出的，他的这种观点在此后的各地革命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但各地正式红军的形成则有很大的差异，并由此而形成割据过程中的不同模式。1930年初，毛泽东曾提到建立根据地的几种不同形式：“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1]（P129）这虽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分类，但也基本反映出根据地形成模式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本文拟试作探讨。

一、内生型割据

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而言，创建根据地所主要依靠的正式武装不外乎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与当地社会关系密切的，主要由本地农民组成的，经由地方武装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军队；一种是与当地社会关联不大的，主要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这两种方式在根据地形成初期清晰可见，但到了根据地的发展、成熟时期，尤其是在经历长时期的战斗造成大量的士兵伤亡和补充后，本地武装和职业武装相互融合，这两种方式就显得有些界限模糊了。但即便如此，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出这种区分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为重要的。

依据创建根据地时所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内生型割据和外力型割据两种。当然，这同样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比如，东固革命根据地，形成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主要是由本地农民组成的，我们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之为内生型割据固然确切，但后来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当红二团在东固周围20余县的广阔乡村中游击时，这种区分就显得不十分确切了。所以，更严密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依据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创建时所主要依靠的军事力量进行的区分。

内生型割据对领导人的依赖程度很高。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革命的远景尚未被农民看清时，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人身、财产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倾向于依赖原本证明有能力的领导者。朱德在东固时发现，共产党领导人很多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大部分年轻并受过教育。他认为，作为曾经给过小恩小惠的地主，又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得到农民和他们自己的佃户的支持。[2]（P279）领导人的号召力与个人在乡村中的地位息息相关，一个有钱有知识的人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一点在宁冈、兴国的革命运动中也能得到验证，两地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在动员农民革命的时候都曾获得很大的便利。

农民的安全感也体现在对军队的依赖上，军队必需要表现出值得依赖的一面，所以，军事斗争的成败就甚为关键。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的一份报告显示了三种不同的情况：过去最反动的地方，在红二团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后，当地农民热烈地起来参加革命，自动打倒豪绅地主；而在军事斗争失败后的地方，当地农民一见红军就逃之夭夭；以前没有组织过群众斗争的地方，当地农民受反动豪绅的蒙蔽，红军来后，才知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3]（P224-225）这份报告揭示出军事成败对于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性。即使在最为反动的地方，只要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就可赢得农民的支持。而在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地方，当军事失利后不仅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并且难以恢复原有的基础。

在内生型割据中，对农民的动员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地演变为一种军事上的争夺。红枪会在吉水很有势力，农民的态度一直在它与红军之间随着势力的变化而左右摇摆。1929年3、4月间，农民曾一度附随占统治势力的红枪会，当红军击败红枪会后，农民又回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中共吉水县委书记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重新回归：“多为红军的胜利，红军发展的猛进，而形成军事投机”，但他不得不面对的是“在赣西军事投机是普遍的现状，大有红军消灭，革命无成之叹，一般党员群众都是如此。 ”[4]（P157）

所以，对于内生型割据而言，如何保存和扩大武装成为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武装的存在就是获得群众支持的基础与前提。在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发动弋、横暴动后，国民党加强了防范，建立了严格的清查制度，并开始了军事打击。1928年3月，国民党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暴动区域。当时方志敏他们只有一支人数很少的游击队，枪支仅有20枝，战斗力极弱。而敌人却有枪1200余枝，人数是他们的40倍。敌人将游击队围困在横直只有七八十里的地域内，所有重要一点的村坊，都驻扎了军队。[5]（P5）在艰苦的环境下，有些同志产生了动摇悲观的情绪。此时，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革命的前景是无法想象的。1928年6月，敌人分兵四路向方志敏他们所在的磨盘山区进攻，计划在一个月内肃清弋、横地区的共产党。此时，对方志敏的部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不能打退敌人的这次“围剿”，不仅不能争取已经动摇了的群众，自己也将难以生存。方志敏召集了一次对后来的发展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会议，批评了埋枪的主张，坚定了打本地游击战争的信念。方志敏在对敌我形势作出分析后，决定向最弱的一路敌人进攻，以打破敌人的合攻。这项决定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此后的38小时内，他们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声威大震，也赢回了群众的信赖。[6]（P30-31）

与“方志敏式”的公开割据不同，“李文林式”的东固革命根据地采取了秘密割据的形式。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东固割据的情况：“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 ”[7]（P321）毛泽东以非常赞赏的语气向湘赣边界特委推介了东固割据的经验，并认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东固式的这种秘密的割据形式是最好的。

“李文林式”的公开武装与秘密割据的结合，避免了因军事失利或战略撤退而给割据区域带来的损失，群众的支持与否也不再是主要维系于军事斗争的结果。同时，由于军队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密切，也很容易获得军事上的援助与支持。据永丰县靖卫二队队长向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反映，1929年10月30日，当他们向东固推进时，遭到了有千余人、枪四五百支的红四团和千余人、土快枪三百余支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的联合阻击而失败。[8]（P178）

二、外力型割据

与内生型割据只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就能够获得大批群众的支持不同，外力型割据由于军队与乡村社会的离异，则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当地社会力量的支持，以融入当地社会。如果到一个原来没有联系、不能获得当地力量支持的地域，一支陌生的队伍很难立足。湖北的通山失守后，通山的部分农民军被迫离开本地进入了阳新县，但是由于阳新的农民对这些部队不了解，与这些部队发生了战斗，最后这些农民军又被迫撤退了。[9]（P291-292）

贺敏学曾谈到毛泽东为何能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贺敏学在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当时他指挥的农民自卫军也驻在井冈山的茅坪。贺敏学认为：“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能上井冈山，主要是与我们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有基础有关，当时宁冈有龙超清、刘辉霄等人坚持斗争，王佐是我们团结进来的，你们写这段历史，要联系到宁冈、永新的情况，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同意，毛主席是进不来的，没有莲花，宁冈、永新县基础，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站不住脚的”。[10]（P105）

贺敏学只是概略地谈到原有力量的支持问题。其实，毛泽东能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并非那么简单。毛部刚到茅坪安下家时，国民党宁冈县县长正带领一营官兵驻在宁冈新城。10天后，他带领两连士兵在龙市的万寿宫召开了土客籍绅士会议，意在进剿“窝藏”毛泽东的袁文才，后来，因害怕引起宁冈土客籍之间的冲突而作罢。在刚进井冈山、尚未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不设法努力争取袁、王，避免过激的斗争引起豪绅的进攻，是很难立足的。谭震林曾写道：袁文才、王佐是地头蛇，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到了井冈山茨坪，有了这个险要的地方也要靠他们来守。井冈山的群众拥护他们。[11]（P72）但对袁、王的争取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及自身具备一定的实力。当时，毛泽东在宁冈的“改良”政策以及对袁所采取的“争取利用”策略为他们赢得了空间和时间。

毛泽东未到井冈山之前，茶陵、酃县、宁冈等县的豪绅组织了一个“和平委员会”，袁文才任职其中并兼任宁冈保卫团的团总。袁和当地豪绅们处于一种相互利用的局面，豪绅想利用袁文才保护他们的财产，袁文才也利用豪绅去向江西、湖南政府保证他不是土匪。当毛部安在井冈山后，袁仍继续和宁冈的县长及豪绅组织的“和平委员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袁与豪绅们的关系给共产党带来了方便。1927年l2月，毛部占领茶陵县城后，曾利用袁文才与当地土劣的关系，成功地维持了前后方的交通联络。[12]（P58）毛部到井冈山刚开始的一段时间，约到1927年末，没有在宁冈打土豪，因此也没有引起宁冈官方和豪绅的进攻。他们打土豪只在遂川、茶陵一带。同时，官方当时怕由于进攻袁文才而引起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土籍豪绅怕逼反袁文才而遭打击，故维持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12]（P92-93）几个月的安稳环境足以使这支部队获得休养生息，在井冈山周围乡村打开发展局面。当1928年初，敌人以四五个连的兵力准备进剿时，毛部主动出击攻占了宁冈新城，拉开了宁冈革命斗争的帷幕。袁、王部也在这次战斗后被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此后，毛部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贺龙刚到鹤城时采取了与毛泽东相似的策略。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做惩办豪绅地主的工作，甚至以原有的县长来维持局面。他们当时的一份报告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红军初入鹤城时，经济方面极困难。县有著名豪绅兼县长徐生陔，因云卿同志的声威关系，投机□□（此处原稿遗失两字）给养，故全军军需尚能维持。我们要徐生陔出来决不是妥协，不过是要他暂维持现状而已，所以对他的行动是监视着的，及到群众起来之后，红军的给养有了办法……于是，我们遂把鹤峰豪绅之首领徐生陔处决了”。[13]（P460）此后，贺部才在鹤峰开始了惩办豪绅的工作。大量的事实表明，即使有一个较安稳的环境，一支与当地社会离异的队伍要想真正立足，通常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调整自身。

从毛泽东部和贺龙部的经历来看，找到联系当地社会的渠道是至为关键的。通常，地方党组织是一支流动性的部队与当地社会联系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从井冈山突围到抵达于都桥头约30天里，红五军在敌人不断的追击下，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的困难，人员锐减至300人左右。转移到兴国的莲塘和东山后，五军与当地党取得了联系，在当地党组织告知敌军只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于都城后，五军进行了一次140余里的奔袭，成功夜取于都城。奔袭于都城的胜利成为他们这次行程的转折点。回顾这段历史时，彭德怀发出了“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14]（P120）感慨。而红五军第五纵队在开辟鄂东南时，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在中共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对当地环境了如指掌，帮助第五纵队选择了非常合适的落脚点黄沙镇。[15]（P57）

一支外来的武装找不到与当地社会的连接点，则将面临生存的困境。黄麻起义的部队后来又被迫返回本地发展，就是因为如此。黄麻起义失败后，吴光浩带领一支72人的游击队决定到木兰山一带打游击。木兰山位于黄陂县北部，山高10余里，方圆六七十里，东西两面有高山为屏障，确是一个理想的游击环境。当时那里没有敌正规军，仅有少数地方反动武装。选择去木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地是吴光浩的家乡，有一定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但当敌人发现已更名为第七军的这支部队后，开始了对木兰山的进剿。七军不能立足，向在黄冈大崎山一带游击的第六军转移。两军会师不久，即被敌民团打散，七军在没有党组织和群众支持的回龙山坚持了异常艰难的一个多月后，又回到了木兰山。1928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军与第十八军发生冲突，驻黄麻地区的敌十二军撤离，第七军决定重返黄麻地区。但黄麻地区革命斗争的复兴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又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进攻。此时，当地党组织和第七军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柴山保地区。柴山保毗邻原来农运的中心区，又是“三不管”的地带，无国民党的正规军驻扎，后来这里成了鄂豫边区割据的起点。

贺龙部的立足点在1929年初时才重新选定，从中亦可见一支外来军队立足之艰难。1928年9月，贺部在石门遭到连续的袭击后，贺龙只率200余人退至桑、鹤交界处的深山中，后部队经整顿，全军只剩91人，72支枪。至冬月初，马文德的清乡军来攻，贺部不能在鹤峰立足。10月初，贺龙得到施鹤部委杨维藩来信，知道咸丰一带环境可以，遂决定到咸丰发展。后“本拟在龙潭司（利川县属）、草坝场（宣恩县属）等处为红军根据地，因该地群众毫无组织，与宣恩同志报告全不相符”，计划只好告吹。同时，杨维藩相邀去利川发展，又改去了利川。到利川后发现，“如果红军还在利川境内逗留，必受反动神兵领袖之包围和解决”，于是，贺部进行了关于去处问题的讨论，后决定“改往

下游，向有群众的地方发展”。至楼步垭时得知建始城内无驻军，袭取了建始县城，“红军以暂系游击的性质及建始无党的群众组织的原故，离开了建始县”。贺部后又攻下了鹤峰城，恐敌人来攻，“本拟从早离开鹤峰”，“风闻桂蒋已经冲突，武汉亦有战事及马文德部已向宜昌开拔，遂决定再在鹤峰驻扎”。[13]（P450-455）由于马文德旅调出鹤峰，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几天后，贺部离开鹤城，重新进入了湘鄂交界的乡村，开始了湘鄂西割据的创建。

三、军队与乡村社会

同外力型割据一样，内生型割据在中心区域建立后，在向周边发展时，也会遇到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怎样利用军队做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就显得异常重要。一些游击队在组建后，最初的任务只限于杀土豪和筹款。军队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种认识在刚开始是很模糊的，连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1927年10月，毛部在茅坪安家后，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县打土豪，没收了土豪好些资财。按理应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是他们研究了好久，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将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他们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把部队带到空场上，两个连混合成队站在墙的一边，墙的另一边堆着事先堆好了的东西。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16]（P391-392）

这种情况至毛部撤离茶陵县城后才发生改变。毛部于1927年11月18日攻下茶陵县城，那时，军队每天的活动仍然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在茶陵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并没有做发动群众的工作。[17]（P331）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的所作所为，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指出：“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做群众工作”。[16]（P390）由茶陵返回后，在宁冈龙市召开的第一团指战员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他们在茶陵做群众工作不够。他提出，工农革命军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应担负起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子与做群众工作。[16]（P389）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游击时，将做群众工作作为了重中之重。据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显示：“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是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期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7]（P298）福建省委1929年4月19日的报告中反映，打下长汀后，朱、毛部队帮助成立工农会和长汀革命委员会，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组织、招募赤卫队60余人，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18]（P168）

周逸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鄂西游击队做群众工作时的情况：这是一支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队伍，“红军的纪律秩序非常之好，差不多如‘王者之师’。这样一来，群众恐怖我们的心理渐次打破，渐次与我们接近而接受我们的宣传”。军队的纪律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宣传，周逸群说：“从前敌人最得意的宣传是说我们杀人放火，现在事实证明，‘清乡狗子’才是真正杀人放火的匪军。广大群众对我们有相当认识，政治影响非常之好。 ”[19]（P15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伍都能秩序井然、经验丰富地开展革命工作。据福建省委一位巡视员描述，莆田游击队在打杀捐棍时吸引了很多群众围观，但他们“先怀恐惧的心理，满街的群众都没召开大会，作广大宣传，及没收反动财产以发动群众，除散发了几张传单外，标语布告都没有贴”。游击队乱放枪，没三两分钟，即跑到另一村庄。到该村时，农民送茶煮饭的前来称好。但此时恐惧情绪再次袭击了这支队伍，由于害怕翌日敌人来剿，难以应付，队伍里有三、四人要求回家，负责人也未能说服他们（可能就没有进行解释）。等到晚上，将队伍解散，“发给各队员路费各自回家”。[18]（P189）

前面提到的黄麻起义的队伍大崎山一带游击时，他们不仅没有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给附近的农民，还将豪绅地主的东西拿来拍卖。当地党的领导同志对他们也很不满：“更痛心的有人看到他们调笑妇女的行动，这简直是土匪”。[20]（P27）一份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第七军的故事：敌人的一个连长对一位被捕的党的同志说，我只望共产党的队伍再好没有了，我们不愿意打，哪知道是这样一回事，宣传品一点也没有，侦探工作也不做，吃好的、穿好的，听着枪响就跑，如营长再叫我打，我一定打，因为是打土匪，不是打共产党。[20]（P28）黄麻起义的队伍在大崎山一带不能立足，与军队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有重要的关联。而有些军队在宣传和动员方面比当地党及苏维埃做得还要多、还要好，从而在当地群众的心目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朱毛红军在湘赣边界的影响力之所以大，作为巡视员的杜修经有自己的观察：“普遍公开的宣传，军队要多，如标语，各地党组织同苏维埃的绝少，而军队中的标语，又多是军队方面的，当地军队在民众中的影响比党、政府的地位高，这也是促成的原因中之一种。 ”[21]（P41）

不管是在内生型割据还是外力型割据中，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新型军队，是革命武装割据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批准将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丰吉水农军合编，并吸收部分工农群众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纵队下设3个区队，并建有交通队、侦探队、运输队、宣传队等组织。其中宣传队共11人，在这支156人的地方武装中占7.7%。这表明这支队伍将做群众工作作为了一项重要任务。

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党在创建内生型割据与外力型割据时，优劣势是互补的关系。通常，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如果内生型割据在军事力量上的劣势能得到外来军队的有力弥补，割据局面的形成就会加快。大冶、阳新地区在两湖暴动时期就是党重点发展的区域，虽然党在该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并组建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但由于不能扫除国民党驻军和反动民团的障碍，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当红五军第五纵队进入鄂东南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了大冶、阳新、通山三县的驻军和反动民团武装，“经过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我们的活动地区扩大了，红军的武装力量也更强大了，鄂东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初步地打出来了”。[15]（P60-61）像这种优势互补的情况，在各根据地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的时候，更是大量存在，创建模式也就逐渐趋同了。

[1][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2卷[M].东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

[2][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第一卷[C].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内部发行资料,1987.

[4]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第二卷[C].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内部发行资料,1987.

[5]回忆闽浙皖赣苏区[C].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横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横峰文史:第一辑[C].内部资料，1985.

[7]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8]江西党史资料:第十辑[C].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89.

[9]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C].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内部发行资料,1983.

[10]宁冈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宁冈县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宁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C].内部发行资料.

[11]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