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P257）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认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P285）但在处理党与群众关系方面，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理应从中吸取教训，以便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把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问题的提出：党与群众的关系

恩格斯逝世以后，当时的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右转，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政党。究其原因，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由于当时党内的两个主要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懂得历史辩证法，不能从全人类的角度把握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必要性，陷入了科学主义，尤其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物进化论相混淆，从而难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界限；从客观方面看，则是由于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工人群众误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满足于从民族国家的发展中获取物质利益，从而难以把自身的短期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尽管考茨基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超出普通群众的水平，但由于缺乏创新能力，他还是在理论上步步退让，任由伯恩施坦走向机会主义，任由党受工会中的工人贵族绑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

于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自己的老师。罗莎·卢森堡和列宁都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但不能走向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改良，但不能走向改良主义。他们一致认为：应当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国工人的民族利益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撰写了《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小册子，分析了1905年俄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并得出三条主要结论：第一，群众罢工不应视为一种孤立的行动，相反，应看作“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2]（P172）第二，群众罢工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只是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2]（P175）第三，正是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群众罢工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能够融合在一起。卢森堡认为，自发性因素在所有的俄国罢工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自发性因素只有到革命时期才能上升到阶级意识的高度。卢森堡对领导的作用作了如下归纳：“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2]（P180）

卢森堡认为，与俄国相比，德国工会显然忽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社会民主党在经过思想启蒙的德国工人的头脑里所播种的阶级觉悟，是一种理论的、潜在的阶级觉悟：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统治时期，它通常不能表现为直接的群众行动……在群众亲自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期间，阶级觉悟就成了实际的、积极的阶级觉悟了。”[2]（P190）最后，卢森堡抨击了那种认为工会和党享有“平等权威”的思想。工会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从非常特定的意义来说，工会运动不是与其领导人相一致的，而是存在于“已被争取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广大无产者群众的意识中”。[2]（P214）这就意味着，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是党，而不是工会。只有党才能代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国际主义，走向了民族沙文主义，其左翼（以卢森堡为代表）和“中派”（以考茨基为代表）后来被开除出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战后左翼又成立共产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与德国党的历程相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则主动独立出来，战后促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组织。由于准备不足，战后西方的革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只有俄国，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革命获得了成功。

由此，党与群众的关系，就作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摆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西方共产党由于失去主导权，难以正确应对这一问题，但其内部的杰出代表人物，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这就是他们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

二、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柯尔施或葛兰西，都是共产党人，其中葛兰西还担任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成果——列宁主义，在观点上有所区别。列宁立足于俄国落后的处境，特别是沙皇俄国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地下活动的事实，提出了关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而在西方，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公开活动，因此在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更加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其中，尤其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争论，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事后看来，卢森堡和列宁在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都站在修正主义的对立面，他们的区别与其说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和群众关系的理解不同，不如说是由于东方和西方，党所处的环境不同。就在提出“灌输论”的著名著作《怎么办？》中，列宁明确指出：“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3]（P315）显然，这跟卢森堡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策略上“绝不低于、甚至高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的要求所体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俄国同马克思主义刚刚产生时候的西欧一样，只能“从外面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学说，[3]（P317）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欧，马克思主义已经同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就意味着：在东方和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东方，包括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无产阶级人数只占人口的少数，因此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称为“工农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便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就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表现为一种远景。但在西方，由于英国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从而工人阶级的人数占据人口的多数，而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迫切的现实性。由此决定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必须高扬科学理性，以便从客观规律性的角度论证未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相反，西方国家却需要党从群众的生活条件中，直接向工人群众阐发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性。

这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则必须由“有机知识分子”构成。

葛兰西首次划分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传统划分，主要根据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通常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很容易把知识分子视为独立于整个体力劳动阶层之外的阶层。而有机知识分子则集中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他们是对自身的社会性有自我意识的人，特别是对自身与所在阶级联系的意识，这突出表现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他们不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的精英，而只是社会有机体的大脑。显然，葛兰西的这种理论同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曾经把“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比作“头脑”和“心脏”的关系，[1]（P16）①马克思的原话是：“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并由此提出了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葛兰西也把党称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第二国际的庸俗进化论是与传统知识分子相联系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与有机知识分子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因此，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是：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把葛兰西的观点视为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的完成。同葛兰西一样，卢卡奇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只是直观地反映现实，而不是批判地认识现实，因此只能把物化的意识变为理论，而无产阶级所面对的任务却是如何使无产者的个人意识上升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总体意识，也就是对单个工人来说“被赋予的意识”，用卢卡奇的话说，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4]（P133）或人们对自己的特定生活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4]（P104）显然，卢卡奇同马克思一样，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是一种单纯的“知识”，而同时是一种意志和感情。这就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定是知、情、意的统一，因而不再是传统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在与“生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意识”概念的，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这就把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按照这一划分，传统上归于宗教这种情感世界观（马克思称为“无情世界的情感”）和伦理学这种意志世界观的内容，都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世界观的范围。

柯尔施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终结”的理解，指出，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哲学，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的是知识论，肯定的是关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总体理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对这种总体理论作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解。相反，他们都是在世界观的层面讨论问题的。柯尔施的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定位。例如恩格斯就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5]（P481）柯尔施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而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践并不单纯涉及知识，而是同时涉及情感和意志，实践是整个主体的全面活动，而不只是主体的主观活动。为此，柯尔施特别突出意识形态问题，提出建立“委员会”式的新式国家政权。

三、脱离群众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所谓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改变，二是人的自我改变。革命的实践表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1]（P55）①马克思的原话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涉及的并不单纯是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而是对象的改变和主体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如果说，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还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对象的改变和主体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就非有机知识分子莫属了。这一点，是所有第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公认的，也是他们超越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

然而，由于列宁去世以后，列宁主义日益打上斯大林的个人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与斯大林化的“列宁主义”②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创立东方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列宁著作都属于“列宁主义”。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大部分出于这种复杂性所造成的误解。划清界限。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继承了卢森堡的思想，也发挥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因此，单就理论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西方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然而，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既对第二国际，也对第三国际深深失望，走向了非政党、非政治的纯学术道路。这固然使法兰克福学派超然于组织纷争和政治纷争之外，但也使该派由柯尔施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实践”（在柯尔施那里表现为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主张），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日渐脱离群众，沦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

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情况也好不到哪里。由于只有苏联提供了现实社会主义的样板，因此，从二者选一的立场来看，存在主义理应对苏联表示好感。事实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萨特和梅劳-庞蒂，也的确试图为苏联辩护。[6]③在一次采访中，萨特甚至说，在共产党人和他之间，只是家庭内的争吵。这一点遭到了雷蒙·阿隆的揶揄。参见雷蒙·阿隆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纳入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因此萨特和梅劳-庞蒂不得不与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因强调个人奋斗、背离集体主义精神而难以达成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而且在实践上因无法通过政党组织发动群众而形成不了物质的力量。[1]（P9）④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理论掌握群众，从而使无产者的存在状态由自在变为自为，上升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从诞生时刻起，马克思主义就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群众的事业。离开群众，马克思主义就失去其实践的品格，沦为抽象的实践理论。这与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码事。难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变得越来越悲观。他们害怕在政治斗争中弄脏自己的双手，因而从战场上退缩，抽身回到象牙塔里从事抽象的“实践科学”研究。其结果，必然是由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有机知识分子蜕变为传统知识分子。法兰克福学派是这样，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

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工人群众失去信心，转而在传统的无产阶级之外寻找人类解放的推动力量。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中寻找信徒，而不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扩大影响。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更是如同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在政治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以康德的方式提出纯粹学院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这就使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全都满足于把全世界无产者留给社会党和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摆布，从而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在他们的理论终于有了实现机会的时候，也证明了自己理论的软弱无力。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正确，而二战后欧洲革命的失败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错误，那么，五月风暴就毫无悬念地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

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显得非常热闹，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只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回到他们为之深深失望的无产阶级中间，重新变成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实践”的强调就仍然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高调，他们关于人类未来的殷切呼唤就仍然只是众多的“马克思的幽灵”之一。

四、中国共产党可以借鉴些什么？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对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不久，就号召学生们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他还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工人运动。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毛泽东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7]（P618）毛泽东要求党始终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的任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如何“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8]（P851）

只有保持党和群众的这种密切联系，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看法，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相通的。葛兰西曾经专门谈过“领导权”问题。在他看来，传统的领导权概念包括在理论上的说服和在政治上的强制两方面的结合，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指把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组合成一个“新的、同质而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上的历史性集团”，作为各种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临时统一体，去改造现有的一切。这显然属于毛泽东所说的“统一战线”范畴。更重要的是，葛兰西强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P38）在这里，所谓领导权，最重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服”和强制，而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经由其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相反，韦伯所分析的“官僚主义的和工艺的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部分，其作用就是抑制工人阶级任何创造发明的精神。按照葛兰西的看法，意识形态领导权意味着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理智上的，更重要的是情感和意志上的：被统治者认为统治者与自己属于同一集团，并由此把统治集团的成绩视为“我们的”成绩，把统治集团的缺点视为“我们的”缺点，而不是相反——把统治集团的成绩视为“他们的”成绩，把统治集团的缺点视为“他们的”缺点。显然，这种认同不是传统的理智说服和武力强制所能达成的，而只能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与群众的水乳交融达成的。

毫无疑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葛兰西的意义上牢固地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导权”。但在今天，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是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堕落成了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依靠“官僚主义的和工艺的理性主义”，向群众灌输保守的过时的理论。这同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不相称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但它的意识形态却仍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建设的意识形态。甚至党的领导人已经奉为常识的观念，例如以人为本、幸福生活等等，在统治集团的个别知识分子中，还仍然作为异端观念加以批判。其结果，必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丢弃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高地，日益丧失活力，在同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资产阶级的说教在理智上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相反，它诉诸“常识”，依靠的是情感的蛊惑和意志的煽动。于是出现了一幅意识形态史上的奇观：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个人主义的蚂蚁战术，不断啃蚀着官方意识形态转动不灵的庞大躯体。以至于：中国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起，几十年政治教育积累培养起的价值观，竟然在留学几年间就被摧毁殆尽，这简直是荒谬。

要改变这种局面，党不仅必须恢复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更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便通过他们实现群众与党的情感认同和意志同步。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靠理论上的说理和政治上的压制就可以实现稳固统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M].李宗禹,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