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前后，有两条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北大清华仅一两成生源来自农村，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公平的最大短板在一流高校中日益凸显（6月6日《法治周末》）；二是今年高考弃考生达到100万之多，据教育部门统计，弃考生中有80多万人选择直接就业，其中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6月7日《新京报》）。这些数据让教育公平问题和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机制日益固化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农村教育输在了起跑线上

其实，舆论关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机制的讨论已有许多年了，这是个老问题，只不过这个老问题伴随着城市化持续推进而成为了影响更强烈的深层次问题。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早在1995年就已列入教育部的议事日程，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农村生源在高校的比例越来越小，为什么农村青少年的路越走越窄？这不是当年的“潘晓之问”，而是一种现实：农村孩子不仅越来越难考上知名学府，而且大学毕业后的就业也同样四处碰壁，因而农村孩子弃考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似乎是阶层流动的最主要通道，考得上便意味着将成为“公家的人”，吃“皇粮”。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高考对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少年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可以选择到国外“镀金”，然后回国接受父母安排的好工作；对于中国农村青少年来说，高考仍然是通往中上层社会最主要的途径。然而，随着城乡教育失衡的日益凸显，高考对于许多农村孩子而言，已经显得荆棘满途。

农村孩子始终面临教育的城乡之别：第一，大多数农村没有幼儿园，甚至连学前班都没有；第二，不少农村小学师资匮乏，一些地方多个班级只有一两个代课教师；第三，农村教师的知识水平偏弱，即便出现少数能力突出的教师，也迅速被城镇、城市学校挖走，农村优质教师流失的现象突出；第四，农村也没有什么素质教育的基础，对于一个连教师、教室都无法保证的地方，还能指望素质教育吗？这必然使得农村学生在与城市学生的竞争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从教育水平的差异到就业歧视、婚恋歧视

即便有幸进入大学，农村孩子也将无法避免毕业季所带来的就业歧视。对于缺乏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子弟来说，他们寻求工作的机会要少得多，至于那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优质岗位，不仅需要较好的高等教育背景，而且很多时候还需要人脉关系的催发，农村子弟在招录潜规则面前无能为力。近几年来不断被揭发的“萝卜招聘”就是最好的证明，许多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在招考中往往成为陪衬甚至牺牲品，多数机会都被城市关系生所占据。

参加工作后，农村子弟将迎来另一层歧视：婚恋歧视。中国民间将出身农村而又在城市从事白领工作的男青年统称为“凤凰男”。浏览网页不难发现，网络中充斥着对“凤凰男”的各种指责和谩骂，出身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城市中谋得一份工作，也会面临住房压力，这让不少“凤凰男”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婚恋中处于劣势。同时，中国经历了从“越穷越光荣”的文革时代到“权钱多寡决定社会地位”的拜物时代，社会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下中国社会对于个人家庭背景的畸形重视，使得“凤凰男”“凤凰女”都不得不面临农村背景所带来的社会歧视。

这其中有的是政治病，有的是信仰病，都要治，如若不治，这个社会就难以和谐，难以实现真正的稳定，难以有更多的希望。笔者必须指出，农村青少年在个人发展中所遭遇的政策性压制和社会冷漠，将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埋下隐患。只有重新让农村青少年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国家才可能实现真正具有韧性的繁荣与稳定。

农村教育的路在何方？

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共同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必须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补偿，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城乡二元格局既是一种经济二元格局，也是一种个人发展权的二元格局。

中国有1亿多农村青少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之一，是国家的希望所在。其中约有2500万农村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理应享有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然而事实是：由于户籍限制，一部分儿童还难以入读城市学校，而打工子弟学校由于种种制约，难以满足他们的读书需求，许多儿童不得不返回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从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农村教育问题。因此，国家政策必须向农村教育倾斜，中国有的城市能够拿出巨额的资金升级政府机关幼儿园，为什么就不能拿出等量的资金扶持农村教育呢？

李克强总理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即将启动的大背景下，农村教育的改善必须把握难得的窗口期，决策者必须真正重视农村教育，为农村青少年提供更好、更平等的发展机遇，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持续繁荣。

实现全社会每一个青少年的中国梦，才可能实现全体国人的中国梦，这当然需要勇气、魄力和智慧去冲破那些既定的框框。改革需要甩开膀子去实干，过去如此，当下如此，将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