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劝荣（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此次问卷中，有两个问题是官民双方都比较有共识的：一是都认为官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不高；二是都认同体制问题尤其是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是影响从传统的非法治思维与方式向依法办事转变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现实，怎样通过完善体制特别是监督机制的方法，“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成为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个焦点问题和当务之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曾经经历过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企业承包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相应使用和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农业干部和工业干部，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这一思维定式，当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组织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管理，人们自然希望组织上能够发现和使用一大批懂法律或者有法律背景的干部，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社会走向法治发挥他们作为所谓“法律人”应有的贡献。当然人们也希望在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方针、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不仅懂法律，还具备法治思维，能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领导干部。

平心而论，这样的期待不无道理，然而，这种期待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人治痕迹，实际上是传统的人们期望 “清官”思维定式的翻版。社会需要法治，人们就期望出“有法治思维”，“能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官员，无论“从天而降”，还是“从地里冒出来”。这与古戏台上苦难的人们希望出一个“清官”，乱世中的臣民希望出一个“明君”如出一辙。

其实，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既然我们认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进入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既然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有法治思维，善于用法治方法治国理政，我们这些希望者的思维是不是也可以作个改变，就是不再只是希望“组织上”为我们“派”一大批有法治思维、善于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官员，也不再只是等待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锻炼出一批有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领导干部，而是转而把目光投向更为重要，更为现实，也更为法治的方向，那就是像我们的问卷结果和本文开篇说的那样，怎么来建立更强大、更刚性也更有效的约束机制，让所有的官员，不论你出身什么背景，有什么专业素养，从事过什么工作，甚至不论你原来是否懂法，只要你代表执政党去治国理政，只要你执掌国家权力，只要你处于管理社会的岗位上，你就必须有法治的思维，从法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权衡利弊，作可行或不可行的论证；你就必须通过法治要求的程序和方法，作出决策，动用公共权力组织人财物资源，去实现职责规定的使命，完成一个个治国理政的管理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让国家和社会逐渐走向法治，让法治思维和方法为全社会认同，并逐渐成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官员把自己锻炼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不论你过去是否学过法律，有没有法律从业背景。

惟其如此，中国社会走向法治之路，才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