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黎静（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西方法治文化中有一场著名的法治人治论辩。先哲亚里士多德主张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但他的老师柏拉图则主张由“哲学王”来治理国家。这场论辩的最终结果是，历经挫败的柏拉图终于放弃不现实的人治理想，转而求诸法治。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由统治者的权力决定，法律自己不是主人，这样的国家，我可以大胆预言它的结局；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是统治者的主人，政府当局臣服于法律，我在心灵上感到这个国家将得到赐福和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人治历史的国家。古代儒家主张“礼治”，实质上是人治；法家虽然反对儒家“为政在人”的人治思想，但其所主张的法治只是驭民的工具，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治人，无治法”，权力不受法律约束，言出法随，“刑不上大夫”，特权等级官本位严重，这些人治余毒直到现在仍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成为法治路上的无形障碍。我们在王立军案中看到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在现代版“衙内”“我爸是李刚”的叫嚣中看到的权力的狂妄与傲慢，在形形色色的“萝卜招聘”中看到的权力代际传承，都让人仿佛有“穿越”之感。

法律权威受损，客观上影响老百姓法治观念的形成。在社会生活中，不少人遇事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托人情，寻求法外解决；信访而不信法，把希望寄托于“清官”；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不是看有没有好的法治环境，而是寄望于 “强人政治”。种种迹象都表明，尽管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法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推进法治进程，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律只有被发自内心的尊重，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才能被坚守。因此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次调查问卷中，当被问及“你认为提高官员依法办事的能力，最大的突破口在哪？”时，仅有少数官员选择“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这一方面反映出现有的宣传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还有不少问题，效果还不那么显著，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不能把宣传教育的作用过于理想化，毕竟，祛除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提高官员依法办事的思维和能力，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制度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权力迷信、破坏法制的沉痛教训时曾经说过，“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横行，坏的制度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次调查问卷中，有58.3%的官员和29%的群众认为“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最大突破口，这反映出加强制度建设的共识和当前一些制度的不尽完善。比如，为什么有的官员掌权前后判若两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有的公职人员只唯上不唯法，甘作“家丁”、“家奴”？关键是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够公开透明，干部升迁去留还不够民主。又如，信访问题之所以突出，也与司法独立性不强，诉讼、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有关。而此起彼伏的环保“PX”事件背后的决策失范，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绩考核的GDP冲动以及法治考核指标的缺失。只有从制度上加力才是加强法治、破除人治的解决之道。

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促进官员依法办事还应当加强监督。这次调查问卷中，有50.3%的群众和29.2%的官员认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最大突破口是加强监督制约。这源于近年来监督尤其是网络监督的成效，也反映出对进一步加强监督的期待。但也要看到，目前的网络监督、“电视问政”效果虽然不容低估，也存在一些不够理性、不够规范的问题。这表明，今后的监督应当防止“走小路不走大路”的倾向，把直接民主监督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体制外监督与体制内监督结合起来，在形成合力上下功夫，使我们在法治之路上走得更好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