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芳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江苏 无锡 214086）

历史由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等组成，当我们翻开历史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涌现在我们面前。人是历史的主体，任何历史事件、典章制度都难以离开人的参与。正如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评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可以说人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没有人参与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历史学家们都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评价历史人物应具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

在我国古代已产生了用历史主义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南宋时代的吕祖谦认为，大抵看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2]清朝的颜元也认为，阅读历史时应当设身处地以想其气象，窥其中藏，独进身于时，置身于觌面，直见古人之所至[3]。我国晚近的大学者翦伯赞先生曾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的不够，都不能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4]。列宁也曾如是说，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5]。脱离历史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6]。列宁这席话是要求人们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问题，但我们把它用于评论人物也是很恰当的。在揣测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时，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约翰·希克斯也同样的要求应该不断的反思，如果我处在那个地位我应该做什么？同时在这个问题后还要加几个条件，如果我是那种人，如果我是一个中世纪商人或古希腊的奴隶主！[7]

我们必须坚持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将其放在历史背景中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例如，生在奴隶社会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涉猎广博，研究对象几乎包括了他所处时代的所有领域。他建立了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可谓是古代科学与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奠定了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基础，而且还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但目前他的许多思想都已被新的科学否定，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同时亚里斯多德也难以超脱时代的局限，他认为人天生的分为自由人和奴隶，称奴隶为最好的财产，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尽管如此，他仍被誉为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种种局限均是受时代所缚，如黑格尔所言：“没有人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越他的皮肤。”[8]我们决不能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伯里克利、凯撒、管仲、王安石、范仲淹、克伦威尔、华盛顿等人属于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之类的剥削阶级就否认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应该认识到他们代表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进步势力。正如封建社会刚刚代替奴隶社会时，封建社会属于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当时我国的管仲等掀起的改革均是顺应历史潮流行事的，对于他们的功绩应予以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剥削社会被另一个剥削社会取代，但这同样是一种进步。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更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克伦威尔和孙中山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封建势力挑战，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做出了贡献，我们怎能因他们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救国路线而否定他们的功绩呢？恩格斯赞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恩格斯所称颂的巨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为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9]。

二、评价历史人物应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撰史时采取了十分严肃和求真的精神，为达到求真，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并且非常注重辨析和考证。他所强调的辩伪的历史批判方法对后世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所继承，被“客观主义”史家们奉为圭臬。在我们中国同样具有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的史学传统。评价历史人物如同写史，同样的要求求真求实、客观公正。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准确地把握与被评价人物相联系的事实，了解被评价人物所处的环境，运用真实的史料客观如实地进行评价，决不可因个人的好恶来取舍材料，歪曲事实。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唯物史观并不排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对杰出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伟大人物确实是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们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们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展的责任[10]。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也非常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他曾说，那些压低智力重要性的社会学家把重大事件归功于非个人的原因，我认为这几乎是一种幻想，假如在17世纪有1万个科学家在襁褓中被扼杀，那么近代世界便不会存在[11]。他还强调说，是一批发明家和发现者的功劳铸就了人类的近代文明。普列汉诺夫认识到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罗素却夸大了杰出人物的作用，因此导致他陷入了历史偶然论和天才决定论。

重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本身无可厚非，可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毕竟杰出人物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个别人物的作用，夸大他们的功绩，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只看到杰出人物的活动，忽视他们活动的客观基础，就会陷入唯心史观之中。比如拿破仑，他以极大的魄力发动雾月政变，上台后迅速地克服了内乱，实现了政局的稳定。他还革新了资产阶级革命后恐怖年代的政策，成功地实行了财政与税制改革。在短短的几年内，拿破仑以他的出色才干为法国赢得了稳定、发展和荣誉。在国内政局稳定，国外和平的环境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拿破仑个人的贡献。但我们决不能过于夸大拿破仑作用，因为他成功的原因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当时的法国经过十年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打破波旁王朝复辟的威胁，以确保社会政局的稳定，为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就，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拿破仑的成功正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时代的产物，诚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的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12]何兆武先生在反驳罗素的天才决定论时说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不是没有哥伦布这个人，新大陆就发现不了？毕竟哥伦布这个名字并不就等于发现新大陆这一事迹。你可以从历史上抽掉某个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抽掉了和他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事迹。假如没有新大陆，近代历史的面貌自然会有很大不同，但是假如仅仅没有名叫哥伦布的这个人而新大陆仍会被别人发现，那么近代历史的面貌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同[13]。

三、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即以历史人物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标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整体性的和多方面的，是社会过程的综合性表现。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和道德等领域，都有推动他们发展的各自动力，在他们的整体和各自的发展中，归根到底最终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教育和科学文化都难以取得发展，更难以繁荣。我们党的十三大把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该采用生产力标准，此标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评价者超脱自己的偏见，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的。若是历史人物对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就应该对他充分肯定。我们应该肯定商鞅，他的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废井田、开阡陌及统一度量衡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秦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肯定梭伦，他的改革措施使古希腊的平民摆脱了沦为债务奴隶的命运，使古希腊小农的经济地位趋于稳定；他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既促进了雅典商品交换的发展，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扩大；他的政治改革措施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为雅典政治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评价历史人物还要坚持道德标准，即以历史人物的人格品质、生活作风等道德行为作为评价标准。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一般情况下有道德的人都是懂得道德的人，是品行端正的人，是值得人们去肯定的人。而极端自私、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道德低下者都令人唾弃，必须予以否定。我国汉武帝时代的苏武，在出使匈奴时被扣留了19年之久。在扣留匈奴期间，匈奴统治者多次对苏武进行种种的威逼利诱。他们让苏武在荒凉的北海之边牧羊，饿时仅能以草实充饥，渴时只能以冰雪之水止渴。苏武尝尽了人间的艰辛，虽然他没有提出促进社会生产的措施，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贡献，但是他在被扣期间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的高尚的民族气节，对于我们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着可贵的作用，是我们祖国精神文明宝库的一份无价之宝。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美国人民之所以推崇杰弗逊，不仅是因为他为美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更是因为他拥有高尚的精神品质。杰弗逊的民主理想、优秀品德和政治魄力，对美国人民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激发美国人民积极向上的强大动力。杰弗逊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一切压迫，仇恨君主制和贵族特权。他反对暴政，反对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残害的人际关系，渴望看到一个重情谊、互相爱护的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杰弗逊表现出许多高贵的品质，无论是任职州长还是总统时，都没有个人荣耀感，没有权力欲，更没有想利用职权地位谋求私利。他所思所想的是如何苛尽职责，如何为人民谋求福利。他以维护民主为己任，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从未参与任何投机活动。所以说，杰弗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他令美国人民永远怀念，他的高尚人格也值得我们肯定和赞扬。

在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里，生产力标准优于道德标准。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纳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对同盟会成立后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十分恐惧，企图遏制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宣传他们的立宪主张以攻击革命派。在20世纪初时，改良的运动行不通，只有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才能摧毁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反对革命，这时，我们便不能因他们的不屈不馁、才华横溢等良好的个人品质而对他们肯定。虽然他们在维新变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富国强民、救亡图存，为开启中国人的思想起了先锋作用。但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期，他们变成了落后势力，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势力。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时的贡献，但是对于他们反对革命派的行为必须予以否定。

评价历史人物是评价者根据特定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的一种认知活动。由于评价者是多样的，他们的出发点又各有不同，同时历史人物本身的活动也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要为评价历史人物确立统一的标准也实属不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含着许多学问，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基本的要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坚持生产力标准和道德标准。否则，就容易犯认识上的错误，歪曲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曲解真实的历史。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118-119页。

[2]《吕东莱先生文集》卷19《史说》。

[3]《习斋记余》卷6《雷将军论》。

[4]翦伯赞：《史学理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第 127 页。

[5]《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52页。

[6]《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97页。

[7][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8页。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 57页。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页。

[10]《普列汉诺夫著作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373页。

[11]B.Rusell,The scientific outlook,London,1931,P.3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733页。

[13][英]罗素：《论历史》译序，何兆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