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县总工会 周建权

当农民工被拖欠一年的工资有了着落时，他们一再说要给我们工会干部50元的感谢费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在他们过意不去的眼神里，包涵着无助、期盼、感激，还有疑虑。农民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进总工会的大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求助，却得到满意的效果，这不能只是一条简单的工作信息。工会干部为农民工讨回去年工资的过程，与其说是帮扶维权的具体体现，不如说是为去年清欠农民工工资的“补课”。

这是一篇迟到的“作业”。

3月6日，春寒料峭。

几个农民工怀着感激的心情从达县总工会大门出来。手里还拿着包工头摁有鲜红手印的欠条，久久地看着。他们被拖欠一年的工资终于有了着落。

临走，一位年长的中年人一个劲地问工会干部，该给多少车费和其他费用，他们愿意给。

经我们反复解释说工会不收一分钱，都是免费后，他们带着几分怀疑，满眼的过意不去，还执意说要给50元感谢费。

那时，将近中午一点了，街对面的“7元快餐”店早已坐满了人。

万般无助才求助工会，这不仅仅是一份信任

2013年3月6日上午10点许。有轻轻的敲门声。

“同志，这是县工会吗？”

“是，请进。”我放下手中的活儿。

4位乡下打扮的中年人相互推让着走进县总工会办公室。年纪大概都在50多岁，3男1女。其中一位村干部模样，还没坐下就说他们找了好几个单位，现在又来工会反映，希望帮助他们。

倒上几杯热水，请他们坐下慢慢说。

等他们争先恐后且语无伦次的表述后，我明白了大概意思。其中两个农民工去年打工的工资没兑现，另外两名亲戚领着奔“衙门”告状来了。转了一圈后，被“支”到县总工会来了。

拖欠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权益无小事！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覃才峪接到汇报后，立即指示：“热情接待，详细了解，积极协调，全力帮助！”

据了解，达县福善镇刘家村三组50多岁农民工王世成、陈祖英夫妇去年随老乡一起去北京某建筑工地打工。包工头叫郭海松，宣汉县柏树乡人。柏树乡与福善乡交界，包工头就在附近招农民工。由于王世成老实肯干，包工头总是将累活脏活全往他身上安排，时间一久王世成有怨气，曾跟郭海松发生争吵。王世成说郭海松怀恨在心，去年底其他老乡的工资都兑现了，就是不给他发工资，去年夫妻二人只借了18000元生活费，大概还差工资将近40000元。大年过后，走了一批农民工，第二批农民工也买好了3月10号的车票，郭海松也不通知他们夫妻俩去打工，也不结工资，连账都不算。王世成天天打电话发短信，郭海松不接也不回。

一同来的还有黄晋富，达县亭子镇人，王世成的姐夫。向华贵，宣汉县柏树乡人，王世成的亲家。他们两位亲戚觉得王世成夫妇老实巴交，不会言谈，要不回工资，就商量着帮助他们。他们了解到其他工人的工资都结清了，郭海松在达县三里坪有一套住房，人住在达县，10号就要去北京了。所以，他们就着急地找政府部门解决，帮忙要工资，怕包工头跑了。

我一边安慰王世成他们不要着急，一边联系政府相关部门咨询政策。

根据王世成提供的电话号码，我们联系到了包工头郭海松。电话里我把王世成夫妇的来意说了，农民工因为拖欠工资上访到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责成我们县总工会立即处理，请郭海松马上到县总工会，双方一起协商解决。

郭海松电话里承认，确实拖欠工资，是因为没钱。我说拖欠工资是事实，人家民工反映你是有钱不付，故意拖欠，还躲避不见。郭海松说他要乘中午十二点的车去北京，到了北京就给王世成把钱汇回来，不赖账。

王世成不相信包工头，认为郭海松账都躲着不算，担心包工头以后赖账不给钱。

我们继续跟郭海松交涉：“账不算，工资不付，连面都不见，谁相信你？你不来，人家上访民工就不走，问题就没法解决。你必须马上来达县总工会跟王世成当面协商，有钱付钱，没钱打欠条，限期付款。”对方又以时间紧张为借口。我说离十二点还有一个小时，三里坪不远，我马上派车去接你，不影响你赶车。对方同意了。

过了一会儿，司机打电话回来说，郭海松不来。对方说账本子没带回来;又以今天不宜争吵，否则要坏运气等理由推辞。

我又立即给郭海松打电话：“不管你什么理由，你今天不来，问题没法解决。要跑的话，我们追到北京也要把你拖欠人家的工资要回来，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你负责。同时，我们将马上联系北京方面有关部门协助处理。难道你不想在北京承包工程了吗？”

我的语气有点严厉，话还没说完，对方答应马上过来。

双方见面，少不了一番争吵。一方说账本不在，没法算账，也没钱。一方说故意拖欠，躲着不见。我们反复给双方做工作。最后郭海松承诺到北京后就尽快把拖欠的工资给王世成寄回来，给利息都可以。王世成同意了。

于是，郭海松写了一张欠条：“今欠王世成工资款38000元，今年六月份之前付清。欠款人，郭海松。2013年3月6日。”欠条下边还有个备注：今年回家算账，多退少补。

郭海松在欠条上摁了手印。王世成不放心，还请我在欠条上签了字，作为证明人。

包工头写了一张欠条走人；农民工拿到一份承诺，有盼头。

那群辛酸的背影不仅仅是留给工会干部的思索

从办公室出来，几位农民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我却轻松不起来。望着他们略显佝偻的背影远去，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面对他们喋喋不休的感激，我没有一丝成就感，反而感到有点羞愧与无奈。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讨回来一张欠条，算是失望过后的最后一丝满足吧。人都走了，能收到钱吗？什么时候能收到？

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无力为他们立即讨回工钱，无法承受他们的感激。当那位叫黄晋福的农民工执意要给50元感谢费的时候，我仓皇离去，不仅仅是不应该收钱，而是羞愧于那份沉甸甸的期待啊。

一桩农民工欠薪纠纷处理完了，可就是这个普通的纠纷却留给了我深刻的思索。

几位农民工焦虑地来到县总工会的办公室，他们的拘谨和期盼，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工会干部内心的软处。一年的工钱，年终都没拿到，新年过了包工头又要去北京，他们害怕一年的辛苦付出成了泡影，四处求助不成，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了县总工会。或许，在他们几位农民工眼里，把工会当做了最后的“稻草”。

王世成的亲家向华贵说，包工头一直不接电话，躲着不见，眼看人就要跑了。他们没办法，就想到求助政府。他们先去了民政局，以为民政局是救助困难群众的，应该会帮他们一把，民政局解释说这不该他们管。他们又去了群众接待中心反映，工作人员热情地解释说这种农民工拖欠工资的事情要找工会，于是，他们又抱着希望来到了工会。

先不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归谁管的问题，也不说工会是不是有能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就说老百姓找到相关部门，是抱着希望而来，是寻求帮助而来，他们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但是我们工作人员是懂法律懂政策的，应该知道该哪个部门处理，需要怎么处理，该走哪条途径，该采取什么方式。不仅仅是解释不该管、不能解决，一推了之，而应该“急农民工所急，想农民工所想”，站在来访者的角度，帮他们想办法，找途径，咨询政策，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免得他们焦急地四处乱转，被推来支去，在部门之间“转圈圈”。

其实，县政府在2012年3月12日就制定了《达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达府发【2012】17号）。文件明确了各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责，并且还有非常详细的规范行为和保障措施。县政府发文，职责不可谓不明确，措施不可谓不可行。县政府发文，各部门本应高度重视，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如果我们相关部门主动为之，上访者能从去年年底一直焦虑地访到包工头要“跑”之前吗？

文件也明确规定了，“工会组织要加强对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工作的法律宣传和情况监督，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做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相关工作”。

我也知道工会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的职责，不是不知道我们没有行政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面对走上门来的农民工，我们不忍心让他们失望，他们来求助，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信任，尽力为之吧。

不过，淳朴的农民工执意要给50元感谢费的举动，以及那疑虑的眼神，不得不让我们思索，是不给钱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呢，还是他们平时在求人办事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这样一种定势思维？他们眼中的疑虑或许就是答案！

农民工的感激，提醒着工会干部应该检查过去的“作业”

几位农民工拿着欠条满心欢喜的走时，充满感激之情要给接送的车费，要给感谢费的时候，我不敢与他们感激而又夹杂着几丝怀疑的目光对视。工会为农民工维权，分内之事，无需感谢；工会车辆因工作需要，接送农民工，不需要收钱。去年年底清理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应做的工作之一，今年初才完成的工作，更不应该接受感谢。这只是一份迟到的“作业”，算是工会干部在“补课”。

2012年12月20日，四川省总工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职工法律援助等维权服务力度促进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通知》（川工法字【2012】10号）。市县总工会立即转发，并且安排了相关工作。可是一些基层工会干部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文件发出即止，文件收到即止，开完会就完了，并没有深入基层督促检查，没有深入了解。文件要求，工会组织要加大法律监督力度，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活动。乡镇、街道和社区工会干部要变“坐等服务”为“上门服务”，就近就地为农民工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

2013年3月6日下午5点钟，我打电话将王世成欠薪一事的处理结果通报给福善镇总工会，希望他们跟踪回访，督促尽快收回欠薪。工会主席姓万，我跟他说：“你们福善镇刘家村3组农民工王世成夫妇来县总工会上访，反映他们去年在北京打工一年的工资没收到，你清楚这回事不？”对方立即说：“不晓得，他们一直没有跟我说。”我说这事已经解决了，对方又说“哦，真的不晓得，他们一直没有跟我说。”随后他也就挂了电话，没再说什么。

“不晓得”？好像就没有我们工会干部的事一般。早在去年年初，全总就在工会系统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的主题活动，县总工会将此项工作当做一条“主线”贯穿着“挂包帮”、“困难帮扶”、“法律援助”等等各项工作，并且又开展“双亮”工作来进一步深化“面心实”活动，专门召开会议贯彻传达，又分别召开片区会督促检查。这项工作可谓重中之重，就是要我们工会干部转变作风，深入一线，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困难职工群众所需。然而，一句“不晓得”好像就是与己无关。农民工回家，县总要求基层工会干部开展各种形式的慰问形式，宣传工会知识，了解返乡农民工心声，亲近感情。没去走访慰问，没有摸清情况就是失职。农民工辛苦一年的血汗钱没有收到，在家焦虑无助，就不能一句无关痛痒的“不晓得”来开脱工会干部的责任。就算乡镇总工会主席身兼数职，忙不过来，人家回来也有一个多月了，总是可以抽出时间过问一下的，毕竟工会工作也是分内之事。拖欠农民工工资涉及民生和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啊！谁说它是小事，可为可不为？

“他们一直没跟我说”，这不能说人家农民工“不懂事”，没有主动跟我们当领导的汇报，只能说明在某些基层干部身上，“官僚主义”思想仍然存在，没有“沉”下去，不访贫问苦，不调查研究，坐等汇报，被动工作。与其那样当干部，省委县委还出台“十条规定”干吗？还一再强调转变作风干吗？

漫漫维权路上，岂能只有工会干部踽踽独行

我为我们工会干部感到惭愧，我们愧对党委的委托，愧对职工特别是需要帮助的被称作“弱势群体”的那些农民工朋友的信任。我们一些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没有落到实处，作风还需转变，但同时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工会干部想做就能做到的，有些困难不是我们想帮就能帮到的。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规范和预防，可是工会的维权难度依然很大。

3月6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了解清楚王世成被拖欠工资的情况后，立即与县人社局联系，咨询相关政策，希望他们能出面解决。县劳动监察大队负责人说，他们不能处理，因为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应由北京解决。除非北京方面给他们出委托授权书。很显然，包工头不愿付工资，就要赶车离开当地了，上访农民工当然渴望能在当地解决问题，难道非要等包工头去了北京，农民工还要掏钱买车票赶去北京求助解决不可？

这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各地的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局限在了自己的辖区范围，不在本地企业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就无权处理。这就形成了一个真空带，好像有关部门不推也确实没办法。其实，各级工会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农民工维权的新路子，达州市总工会就与多个城市建立了联动维权机制。我们的农民工在对方城市务工权益受到侵害，便请求对方当地工会协助解决，代为维权；对方城市农民工在我地权益受到侵害，我们也一样的代为维权，这样就降低了维权成本，提高了维权效率。比如，王世成的工资拖欠问题，我们就可以委托北京当地工会代为维权。如果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工会维权联动机制的话，少一分地域隔阂，多一分共同关心，那么工会的维权工作将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然而，就我工会几年的维权体会来看，这个憧憬“看上去很美”。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实行工资集体协商，或者是走过场，这些现象在一定范围内还比较普遍，涉及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工会的职责是参与制定相关政策规定，协助检查，督促落实，政府才是主导，政府相关部门才是直接责任人，工会也就是推动。有法律不遵守，有政策不严格执行，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农民工被侵权会少吗？

再则，就算事后维权，工会也是督促政府部门解决问题，最多也是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给钱打官司。而且有的侵权案件涉及面广，性质复杂，不是都能依靠司法程序能解决的。有些侵权案件牵涉地方经济发展、影响稳定大局，不是仅工会之力就能“推得动”的。

维权工作，政府不主动，工会举步维艰。

在那张“欠条”后面，我看到的是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