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艳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让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经济总量在2010年已位居全球第二，紧随美国之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中国正由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化已经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疾，其后果远远超越了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012年，“收入分配”可以说是最热门的词汇之一，酝酿了9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终于有了新的进展。2013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具体改革方案有望在本年度出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

笔者认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简称“提低”），促进公平就业，是当前缓解民怨、安抚民心最迫切的事，也是改革所受阻力最小、最容易做到的事，而且是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长久之计。本文中的“提低”主要是指提高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收入较低的城乡在职劳动者等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近年来，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但相对于物价上涨、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这些成效显得微不足道。本文试图从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自身技能的视角，来探讨如何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提低”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从一个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因普遍存在拼命压低劳动力工资换取市场的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从“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到“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从农民工就业难到“民工荒”，从“民工荒”到“技工荒”，凡此种种事件，无一不反映了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劳动力总量由供大于求的状况向供需基本平衡，甚至局部和专业领域供不应求的局面转变，必然要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纵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均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有一批高技术、专业人才做支撑，而当前国内“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也进一步印证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大瓶颈，“内涵型”经济增长急需与之相匹配的人才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职业教育对促进劳动者就业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可大幅度提高一般劳动力的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帮助低收入者凭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公平参与高收入职位竞争。对农业劳动者而言，通过参加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可掌握农业实用技能，提高农业产出率和收入水平。如北京市昌平区农民通过学习草莓栽培技术，每亩设施草莓纯收入基本在1.5万元以上，远远高于种植玉米和小麦的亩均收入。又如北京市怀柔区的部分农民通过学习火龙果栽培技术，发展火龙果种植，每年7月份到11月份，是火龙果成熟采摘的季节，鲜红亮艳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采摘，平均每亩纯收益达2到3万元，超过了北京市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通过参加职业教育，不仅能够实现非农就业，而且还可能寻得收入不菲的工作。以当前市场十分紧俏的月嫂为例，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月嫂工资每月在6000元以上，对那些技术娴熟的月嫂而言，月收入可达万元以上，而且需提前数月预约才能聘用到，而未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和专门教育的农村妇女，到城市当普通保姆，每月的工资基本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对广大城市下岗职工而言，通过参加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与市场需求对接的实用技能，实现再就业。如，黑龙江省利用天保工程就业培训补助资金和省就业资金，积极实施面向企业在岗职工、林区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成长劳动力的特别职业培训，先后在哈尔滨、绥化、牡丹江及森工林区分层次举办森林抚育、电焊工、计算机、家政和种植养殖等就业技能培训班1135期，培训12.7万人，提高了林区下岗失业人员的创业和就业技能，在多项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已使30多万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从事塑料模具开发制造的技术型企业，一线普通工人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技术工人一般每月收入4000元～5000元，最低2500元，高一点的年薪可达10万元。另据新华网报道，上海建筑工地即使每月万元高薪，也未必聘得到一位技术出众的“好师傅”。这充分说明，在当前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帮助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可以实现收入倍增的效应。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不论在办学条件还是在办学规模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教学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但与今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劳动者职业发展的需求、与在职劳动力提高工资报酬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偏低，普遍存在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从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看，一般都需要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以上的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只能望之兴叹。家长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够，首选上普通高中和名牌高校，无奈之下才选择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从近年来的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就可见一斑。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与全国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96年，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4倍，到2008年这一数值扩大到2.8倍多。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职业学校数量整体呈减少趋势，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数量分别由2000年的4634所、7655所和3792所下降到2009年的1883所、5652所和3077所。

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尽管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但与国内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高等学校投入中，中央投入所占比重超过了29%，而在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高中、农村职高、技工学校、成人中专的教育投入中，中央投入所占比重均不足2%。政府投入的不足，使得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都出现了赤字状况，大多数职业院校没有足够的资金购置实习实训设备、建立实训基地，导致实训基地数量不足、条件落后，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师资力量不足和教育“不出墙”现象的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近年来，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和在校生数量稳步增长，但专职教师规模增长滞后。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间，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每百名在校生的专职教师数分别由6.9名、6.8名、10名下降到3.9名、4.1名、4.5名。在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民办职业学校，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为节省教育支出，学校以外聘教师代替专职教师从事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目前职业学校的教师大多没进过工厂，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实际工作技能和经验，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无法向学生传授真正的技能知识。此外，职业学校也很难长期稳定地聘请到企业技术、管理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在众多影响因素下，职业教育质量令人担忧。

办学模式相对单一，供需脱节现象较为严重。与澳大利亚、德国等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相对简单，大体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类，行业协会、企业参与度不够。除了少数具有行业背景的职业学校外，大多数职业学校基本上没有与行业协会、企业建立长期、稳固、有效的合作关系，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和教学课程设计的程度不够，校企合作办学的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很多官办学校课程设置还没有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使得培养的学生与市场专业技能人才需求不对接；另一方面，很多民办学校为生存和发展，积极争取生源，逐步降低入学门槛，争着办热门专业，但因缺乏与企业的有效衔接与合作，在师资力量匮乏、“内功”不足的情况下，专业设置的门类中听不中用，学生毕业的实际技能差。

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借鉴

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国家整个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与经济界联系最紧密、对学生就业有着最直接影响的教育环节。从教育形式看，“双元制”是最主要的特色。多数中学毕业生要接受为期3年或3年半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这种培训由学校和企业合作开展，学生在学校学习文化课和理论课的同时，要到一家企业接受实训师傅的实践技能指导。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两者的教学比例为30%和70%。这样的职业培训为学徒期。学徒期结束后，通过行业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获得各州均承认的毕业证书。除“双元制”职业教育外，德国还有职业专科学校、职业提高学校、职业高中、专科文理中学、专科高中和“双证书”教育等。从教育经费来源看，多方筹资和企业参与是特色。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联邦政府资金主要用于建设职教设施、职教研究所、提供奖学金和开展国际交流等；学校日常经费主要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州政府负责教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等人事费用，地方政府负责校舍建设与维修、设备及管理人员的费用。在德国，法律规定企业有参与职业培训、为学生提供学徒位置的责任。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的职教费用由企业自己承担，包括建立职业教训中心、购置培训设备、支付实训教师的工资和学徒培训津贴等。企业投入的费用占职业教育总经费的60%以上。此外，德国还通过建立一些基金的方式筹集职教经费，国家也可通过对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间接扶持职业教育。

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职业教育体系能够灵活地适应经济的发展，向社会提供最急需的人才，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首先是办学主体多样化。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分官办、行业社团办、私立学校及企业内部培训，但政府资助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是最主要的职业教育提供者。其次，职业教育发展定位明确，即为经济发展服务。具体说，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广泛，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能够及时、有效地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提供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正因为如此，在澳大利亚，拿到职业教育证书的毕业生所找的工作不比大学毕业生差，工资收入也没有很大差别，甚至有些优秀技工比大学教授工资都高。第三，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澳大利亚各个行业组织都向政府提供岗位信息和就业信息，并参与指导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组织技能考试。相关行业、企业还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与管理，并协助职业院校建设试验训练基地或接待学生实习。职业学校同企业共同制定教育培训项目，企业的一些教育培训项目通过招标的方式运作。许多职业学校还要求教师定期到企业进行岗位实践，并同企业保持紧密联系。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切实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针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入手，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在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低收入者增收方面的作用，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积极探索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合的教育体系。在当前普九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普通高等院校相互融合的教育体系。具体而言，普通中学应积极引进职教因素，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探索建立“9＋3”义务教育模式，即初中毕业的学生，一部分进入高中继续学习深造，一部分已具备职教基础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进行专业技能学习。各地应综合考虑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合理布局和调整职业学校分布，确定学校招生规模和特色专业，适度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使新生劳动力就业前能够得到必要的技能培训，使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转岗人员再就业前获得一定的职业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职业教育水平提升的一个瓶颈。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并引导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加大对职业学校的职教设施、教师队伍、实训基地、教学实践仪器设备的建设投入，减少学校为生存和发展盲目扩招、盲目开设热门专业的冲动，减少农民工、下岗职工参加职业培训的学费压力。地方政府依据当地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紧缺的专业人才。中央政府尤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老少边穷地区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要遵循产业梯度转移规律，通过实施“手拉手”和合作共建工程，定向支持西部地区培养本地紧缺型的实用技术人才，缓解西部地区职教投入不足和东部地区技工荒的问题。此外，要大力提高职业学校教师待遇，为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学校任教、企业高技能人才兼职职业学校老师创造条件。

重点关注和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全国现有农民工已经达到2.5亿人，是低收入者的主要群体，是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对象，也是最需要参加职业教育的主要人群。但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普遍缺乏由政府资助的、能够免费或廉价向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的机构。因此，政府要加大投入，支持现有的职业教育机构，尤其是民办职业学校，依据当地产业结构和市场就业需要，为农民工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专业技能，提升其就业能力，支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积极创新办学模式。充分借鉴德国、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成功办学模式，重点是让行业协会、当期龙头和骨干企业全过程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包括教育投资、课程设置、师资交流、提供就业岗位等。如可采用订单培养、合作办班、冠名培养、顶岗实习、就业对接等与企业的合作模式，让职业技术学校成为企业的人力储备库。通过企业的参与，把学校所教、学生所学、企业所用三个方面紧密结合，解决学校投入不足的问题，解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解决实践教学匮乏的问题，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缓解社会“技工荒”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应发挥一定的引导和搭桥作用，在鼓励技校与企业的合作上，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同时加强对校企合作过程的监督，使校企合作实现技校和企业的“双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