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晓玲

遥望贾谊

某个寒冷的初冬正午，细雨纷飞，行人寂寥。我缓缓穿过长沙古老的太平街，不停地张望着两侧那些古老的建筑，好似缓缓地穿行于时间的深处。之后，我曾长久仰望贾太傅祠，墙檐上苍苍的青瓦，厚重的大门，用惊奇的眼神默默地与我对视。我想，时间永远神奇，既能将精神打造出来，将灵魂磨出锋利的光芒，也能让一切变钝变老，甚至毁灭。贾谊从遥远的长安，来到南蛮之地长沙，湘江的轰鸣之声可曾震撼过他，让他为之一振？

一

当我走进贾太傅祠内，时间好似已然静默，一切都静悄悄的。站在空荡荡的庭院，站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贾谊的声声叹息。

公元前179年，河南洛阳大才子贾谊被举荐为博士，成为当时最年少的博士，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年，他才22岁。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18岁时，就“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贾谊的才学远近闻名，吴公被汉文帝委以廷尉要职，掌朝廷刑狱大权。有朝廷要员吴公举荐，贾谊当上博士，自然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在一干朝中官员眼里，贾谊的入选还是非常打眼，甚至扎眼，因为他太年轻。可每逢汉文帝下令让博士们讨论政事，贾谊的回答往往最有见地，连那些年长的博士们听后都无不叹服。贾谊却没有觉察到或者根本不在意人们脸上的不悦或尴尬之色，依然怀着纯洁和热情的心，将一系列完整的治国之策，像晾晒金黄的麦子一般，晾晒在众人面前。

而同样年轻的汉文帝因为刚刚又惊又喜地登上帝位，正摩拳擦掌，贾谊的一系列革新建议正对他的胃口，自是很赏识他。于是，第二年，文帝就破格提拔贾谊为太中大夫。其时，因依旧沿用刘邦时期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正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治世。贾谊更是慷慨地陈述自己的政见，他认为汉朝从开国到文帝时，已经二十多年，天下太平，正是该改立法、易服色、定制度、振礼乐的时候了，随之列出了种种改革举措。他甚至毫无顾忌地批评，列侯呆在京城耽于享受，不如让他们都回到受封之国。

到了第三年，汉文帝正打算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哪曾想到，如此却惹得了几乎所有大臣的不满。当初，贾谊提出的“列侯之国”的主意，严重损害了朝中功臣显贵们的利益，现在他又要出任主管一方国事的公卿，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等再也坐不住了，齐齐上疏：“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又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他们平起平坐，自然难以忍受了。此时，文帝即位不久，虽爱贾谊的才能，也不可能因了他一个人而得罪一群人，也就渐渐地无奈地疏远他。

其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便是文帝的宠臣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像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忙令人将之叫来询问一番。文帝对他很有好感，不光叫他随侍左右，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不满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使得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公元前177年，贾谊被贬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老师），时年24岁。

二

一谪长沙地，三年叹逐臣。

上书忧汉室，作赋吊灵均。

旧宅愁芳草，西风荐客萍。

凄凉回首处，不见洛阳人。

唐代诗人戴叔伦的《过贾谊宅》自是将贾谊被贬的心境以及后人对贾谊的怀念，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和最真切的解读。

想当初，年轻气盛的贾谊犯了官场的大忌，他的悲剧命运便无可逃脱。穿越时光的隧道，我仿佛看到，贾谊心绪沉重地行走在前往长沙国的旅途之上。真可谓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走天涯。

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在当时中原人眼中还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长沙王太傅这个职位也没有处理实际政事的权力。贾谊长途跋涉，一路风餐路宿，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他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明明是尽职效忠为君主效力的事情，怎么受到如此打击与屈辱？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可邓通这样的人，又有何德何能？也因此，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不由深感失望和孤独。

但贾谊不得不怀着满腔忧郁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之滨，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在他脑海浮现。就在100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如今自己也遭诬陷贬谪长沙，境遇何其相似。贾谊感慨万分，特地跑到屈原投江的地方吊祭。他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首《吊屈原赋》，并将之投入滔滔的江水之中，让被怀念的人能感受到生者的温情：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

贾谊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何尝不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不过，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他在《吊屈原赋》中写道：天下九州都会有施展抱负的地方，又何必仅苟怀这一个都城？凤凰在千仞之上飞翔，选择道德生辉的地方落下。如见到苛细的小人、险恶的征兆，就重击翅膀离去。

看来，此时的贾谊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依旧充满信心，相信自己的抱负终有施展于天下的那一天。

三

可贾谊对长沙实在没有好印象，曾经惟我独尊，如今却猛然跌到深深的尘埃里。于是，他每天面对着滚滚流逝的湘江水，目睹自己的心在一天天枯萎，却无能为力，这或许比彻底的死心更让人难熬吧。

贾谊来长沙时，福胜街（也称太平街）还是一条十分繁华的街道，商贾云集，人烟鼎盛，对面的吴王府与太傅宅遥相呼应。但在贾谊看来，这里依然是荒蛮之地，心情从来都是郁闷压抑。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此时，长安虽在遥远的天边，贾谊依然以天下事为己任，依然热情地关注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一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绛侯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周勃因此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行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随之，贾谊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透彻分析能力，执著地向汉文帝指出了当前的种种弊端，但所有这些大多未被采纳。可以想见贾谊的无奈与深深的失望。

贾谊在长沙有怎样的政绩已无史籍可考，但从之后长沙国政局的发展中，人们可以窥视到贾谊的作用和影响。贾谊到任后，长沙国与南越国边境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形势。吴氏长沙国与朝廷的关系也更密切，且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景帝时，发生吴楚七国之乱，长沙王吴著为叛军努力争取的对象。吴著最终站稳了立场，也保住了吴氏长沙国的平安。看来，贾谊对长沙王吴著的训导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在长沙王太傅的岗位上，贾谊干得尽职尽责。

就在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个黄昏，太阳西斜，余晖洒在地上，片片金光。若不是一只鵩鸟（猫头鹰）突然飞入他的住宅，这个黄昏本应充满了温暖的诗意。在长沙民间，人们认为鵩鸟是一种非常不吉利的鸟，其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加上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长，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于是，便写下《鵩鸟赋》，开始记述鵩鸟入屋，主人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便要鵩鸟告之吉凶和死期的迟速：“请问于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接下来，贾谊又借鸟与主人之口议论道：活着好像寄托在世间，死了就像长久地休息。上德之人无所牵累，知性达命的人而不生忧愁。死生祸福，原属小事，又何足以疑惑挂怀！

在此，贾谊自我宽解，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凶吉同域。”但人们却依然感觉到，在他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只是鵩鸟没有告诉他，仅仅6年之后，他就与世长辞。鵩鸟也没有告诉他，他是哭泣岁余，抑郁而亡。

四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此，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也许还是由于邓通仍在文帝身边吧。

梁国，地处中原膏腴之地，在当时既无外患，也无内忧，可谓享福之所在。而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最疼爱的小儿子。把刘揖交给贾谊，汉文帝的意图应该很明确：让德才不凡的贾谊为刘氏王朝培养一位素质极高的政治领袖。看来，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贾谊所处的汉初，经济已有所恢复。但汉初的同姓王分封制，原本是刘邦当年在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刑白马盟誓所确定下来的一种分封政体。二三十年后，问题日多，各分封王侯蠢蠢欲动，不服中央统治。早从秦国起，就出现了以地缘政治为依凭的郡县制，延续至今的集权潮流从此铺开。就象任何一种新制度的确立，中间必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一样，郡县制在项羽和刘邦的时代遭到分封制的复辟。贾谊时代，正是这种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较量的一个漩涡期。

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面对西汉初年地方势力暗流涌动的情势，贾谊在《治安策》中首度向文帝提出削藩的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儿子们。一言蔽之，就是改变以往的嫡长子继承王国惯例，而分地给诸侯各个子孙来削弱地方势力，让更多的诸侯王后代享用封地，恩泽广布，不易遭来反对。

贾谊的办法巧妙，四两拨千斤，暗合当时被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家“无”的政治智慧。但是，贾谊不谙道家，他熟知的领域是儒家经学，所以他在思考如何推进削藩、维护道统时，自然与“仁德”思想结合，推恩之法，不过是广布君泽的一个途径。不经意间，他竟然推进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学。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当时不愿“冒险”，直到贾谊死后四年，才“思贾生之言”，分齐为六国，立悼惠王六子为王，分淮南为三国，立厉王三子王之。也算是个交代。

五

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前后排列，中门相对，一样大小。站在太傅祠跟前，视线可一贯到底。前殿居中是贾谊的青铜雕像，像高约三米，一代才俊头微仰着，目光及处仿佛是芸芸众生。他眉头稍锁，如掾大笔饱蘸浓墨，似乎又在写治国安帮的锦绣文章。也许是天气太冷，辗转穿行于空荡荡的贾太傅祠，尔后站在寂然无声的庭院里，我不停地眺望历史的深处，贾谊孤独的背影是如此触目惊心。

只是，贾谊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眼前那一抹动人的曙光，竟然转瞬即逝。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在入朝时，竟然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梁怀王这一摔，后果很严重：不仅摔掉了自己的性命，还葬送了太傅贾谊的一切。

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更伤痛于梁王的早逝，陷入深深的自责，常常哭泣不已。贾谊积攒了那么多年的泪水终于滚滚而下。可以想见，他所有的不得志早已化为内心的无边愁苦，汪洋恣肆的豪情也早已变成无涯的悲苦——此刻他已然勘破自己的命运：死是必然的归宿，只不过是以什么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或者扩大梁国和淮阳国刘武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朝廷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贾谊建议确实是深谋远虑。

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竟在忧郁中死了，时年33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其时，贾谊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汉室上下的一致认可，到汉武帝时他的政治地位却空前提高。汉武帝刘彻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便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向长沙贾谊故居颁赐了“大汉敕刻纪功碑”的举措，并“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

由此看来，贾谊是一个过渡性的人，因为他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他主张重农抑商，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汉书·食货志》）的现状而忧虑，又主张原铜国家专卖，《过秦论》中提出施行“仁政”等，也基本出于商鞅、荀况等人的思想。毕竟他还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许多思想也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无疑已为儒家施政策略起到了奠基作用。

倘湖南人的文化人格里缺失了“经世致用”，湖南人很难成其为湖南人。而追寻“经世致用”之源，贾谊的身影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因此，他在长沙的三年迁客生涯，好似恍惚的一眨眼，竟与湖湘文化缔结了掐不断的渊源，其故居被誉为湖湘文化之源头。

辗转于贾太傅祠，我依然不明白，继屈原、贾谊之后，流放到湘江之滨的文化人，大多有一种末日之感，不幸遮蔽了他们的心灵，比如赵汝愚、柳宗元、刘禹锡、黄庭坚等等。因为不幸的遭遇，而迁罪于这块土地，使得他们踏进这块土地时心境郁闷，但他们的爱国心更为坚定，才情更为恣意汪洋，诗篇里弥漫着五彩斑斓的悲凉。于是，原本倔强的湖湘文人精神更为丰蕴，添上了深切的悲观与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