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长青

文学艺术生命在于创作个性。李白的作品以“气势豪放”见长，杜甫的作品以“沉郁顿挫”显胜，白居易的作品以“通俗平易”而留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的“气势豪放”，或者如出一辙的“沉郁顿挫”，抑或万变不离其宗的“通俗平易”，那就很难说可以同时流传至今。正因为如此，许多有抱负的当代作家都不愿意，被批评家纳入某类创作思潮或流派之中。这些作家担心批评家的概括遮蔽他们独特的创作个性，比方说，牛汉不愿意被称为“七月”派诗人①、王安忆不愿自己的作品被当成是“海派”小说②、施叔青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作家”③。

湖南知名作家张小牛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基层与民间题材的作品，其中包括《上路谣》（《当代》1997年3期）、《街上的阿强》 （《当代》，2006年中篇小说专号）、《每天都吃南瓜籽》 （《文学界》2007年10期）、《进城和去乡下打工的》 （《莽原》2009年1期）、《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 （《芙蓉》2010年3期）、《石头的玩具》 （中篇小说，《长城》2010年3期）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的是普通百姓或基层官员的冷暖疾苦，因而被誉之为“底层关怀写作”代表性作家④。与此前提及过的牛汉、王安忆、施叔青等作家不同，张小牛对“底层关怀写作”评价不太反感。

尽管如此，我们要考虑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底层文学”讨论，极有可能影响当前创作评价，比方说，各类文学或者批评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专栏，各种级别的“底层文学”研讨会不断召开，“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这类概念逐渐成为批评热词。即便作家张小牛本人认同“底层关怀写作”表述，批评家也需要进一步解释，张小牛的“底层关怀写作”与其他作家有何不同？换句话说，批评家需要在共名的“底层文学”概念之下，进一步发掘张小牛小说创作的“特质”。特别是“底层文学”受到担忧和质疑之时⑤，诸如此类的探索便显得尤为重要。正是秉持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笔者通过研读小说作品发现，张小牛的创作手法呈现多样性特征，其中既有“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又有“乡土小说”的地域风俗描写，还有“干预生活”作品的人文关怀。这类特征均绝不是“底层文学”或者“底层关怀写作”这类概念所能描述的。

一、日常生活叙事

“日常生活”概念原本被用之于描述“新写实小说”。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在90年代中期得到盛行的小说创作思潮，“新写实小说”被当成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者被看成“自然主义的品质”⑥，因而也就有“后现实主义”和“现代现实主义”之类的说法。从创作手法上来讲，“新写实小说”作家继承了现实主义作家直面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通过日常生活事务的客观白描，着力表现平民百姓的冷暖哀乐。绝大多数批评家将张小牛的小说概括为“底层关怀写作”，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仍然可以用“日常生活”这类概念评价张小牛的创作。姑且不论“底层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创作之间的渊源与联系，单单就张小牛小说的创作实践，我们就能出示充分证据。

首先，张小牛的小说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寻找和发掘故事，这与“新写实小说”颇为类似。《街上的阿强》写的是扫大街高校毕业生，《每天都吃南瓜籽》写的是普通下岗工人，《上路谣》写的是唱灵歌民间艺人，《石头的玩具》写的是智障儿童，《悠悠南风》写的是收鸭毛的船老板、《豆腐里的泥鳅》写的是卖豆腐的群子、《味道》写的是位掏粪工……这些都不是达官贵人，而是普通百姓。当然，小说人物在能力和道德方面也极为“平凡”。以《街上的阿强》这篇小说为例，主人公并不擅长清扫大街，同时也不喜欢这份清扫大街的工作。如果用“甘愿奉献，愿意牺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献身环卫、敢为人先”这类写“英雄”与“模范”的断语评价小说主人公阿强，那绝对不合适，尽管如此，主人公绝不是“玩世不恭”、“拈轻怕重”、“偷懒耍滑”之类，他不愿意让父母为自己的工作过多地操心，渴望能够尽可能快地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以及受到教育之后对清洁工的职业态度发生转变，这些又能说明主人公还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与《街上的阿强》一样，张小牛的其他小说大多也是这类“中间人物”。这些“中间人物”既不崇高也不猥琐，既非至善也绝非大恶，既没有蝇营狗苟，也难说超群绝伦，这与“新写实小说”作品取材是十分接近。

其次，那些熟悉“新写实小说”作品的读者，他们看到张小牛小说的叙事方式很可能会觉得格外亲切，因为张小牛的小说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创造性地表达作品主题。从喜怒哀乐悲伤恐，到升学求职谈恋爱，从柴米油盐酱醋辣，到洗衣做饭奶孩子……凡此种种一并拈来，在生活小事甚至是杂事的介绍当中，巧妙地反映社会变迁、人情冷暖、个人遭遇。以《腰鼓》这篇小说为例，小说并没有局限于“腰鼓表演”和“命运沉浮”介绍，而是将叙述者“我”的特殊身世、命运转机、日后发展娓娓道来，在此过程将主人公林冬梅的身世命运和盘托出。在初中阶段，林冬梅就在腰鼓表演中大出风头，然而，此后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却随时代风云而起落不定：因为表演出色而进入工宣队、因为家庭出身而恋爱失败、因为年纪太大只好找位大龄“代课教师”做丈夫、因为丈夫出车祸而借钱，因为缺钱只好卖血还债……作品在“日常生活”事务叙述的背后，对历史演变、传统文化、民族心理、时代风浪作冷静而热切的审视，在给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又让人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最后，虽然小说叙述的是“普通人”和“平凡人”的故事，描写的也是“小人物”和“零余者”的生活，但叙述者更多采用冷静客观的白描手法，没有夹杂过多的议论和评价。以中篇小说《每天都吃南瓜籽》为例，小说涉及的是“下岗”工人生存状态这个严肃社会话题，但在描绘“下岗”工人贺大同的不幸遭遇过程中，叙述者对此却没有掺和过多议论或评价。正如我们刚刚提及过的，叙述者习惯在近乎平庸的生活琐事当中，细节性地表现芸芸众生悲喜调和的生活。主人公陷入了失业与独身的双重困境之中，在寻找新伴侣过程中却又屡次遭遇失败，但他仍然没有失却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面对这样一个故事，叙述者选用了主人公“吃南瓜子”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在小说开头部分，主人公希望通过“吃南瓜子”来增大求偶希望，这是主人公陷入“独身”苦境的生动写照；在小说结尾部分，主人公还是“买了一大袋上好的南瓜子”，这是主人公没有失却生活信心的证明。叙述者不直接表述自己的态度，而是将个人的评价融入到小说的具体描绘当中去，这同“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也颇为接近。

当前批评界对“底层文学”的指责包括，对生活的展示不够全面，概念化倾向比较明显，缺乏创作技巧方法的探索等等。张小牛将“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日常生活叙事”创造性地引入到“底层关怀写作”当中来，将二者嫁接并融合在一起，借助“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手法丰富“底层关怀写作”的技巧，这样既避免了“底层文学”的概念化，又避免了“新写实”小说的平庸化。对那些探索“底层文学”创作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作家来说，张小牛的小说创作无疑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

二、乡土风俗描写

张小牛是湖南本土作家，出生于湖南武冈市，后调入湖南娄底市工作；武冈为陶渊明的祖父陶侃的为官之地，娄底为清末重臣曾国藩故居所在之处。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不仅激发着张小牛的创作成就抱负，而且更重要的是深深地影响张小牛的创作实践。张小牛本人在创作访谈录中也曾证实过，《小镇》、《山里有条弯弯河》、《秘方》三篇小说融入过邵阳（武冈市隶属于邵阳地区）与娄底两地的生活感受：

比如我的中篇《小镇》，就以荒僻时代的邵阳为生活背景，写一群底层人的聪明、倔强、善良、狡黠，以及他们在外力挤压下的三分钟团结和平静环境里的相互挖利，自己觉得审视这个群体，似乎能摸到民族性格中的软肋；我的另一中篇《山里有条弯弯河》，则旨在山风拂动的故事流淌中表现一段历史激荡和激荡中的痛苦尴尬；而我的长篇《秘方》，就把自己在邵阳娄底两地的生活感受都写进去了，还将陶侃种的银杏树作为贯穿整个故事的道具，实则将它作为一种民族传统的象征；那融入邵阳娄底生活的秘方故事，也希望引起人们对某种长期惯性运行的大政思维的思索⑦。

我们认为，在上述创作阐释当中，张小牛向这篇访谈录的读者至少透露了三方面的信息：1.作者曾在邵阳、娄底两地生活过，对当地的风土、风俗、风情相当熟悉；2.《小镇》、《山里有条变弯河》、《秘方》这些作品融入过作者在邵阳、娄底两地的生活感受；3.作家的乡土风俗描绘带有类似于“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眼光。我们赞同作家的上述评价，但大量小说创作“乡土风俗”描写证据，恐怕还应该到具体文学作品当中寻找。

在张小牛小说中寻找风土、风俗、风情描写并不难，“米豆腐”、“粉线”、“擂茶”等特色小吃，扫街、掏粪、放羊、弹棉花等生活劳作，扎风车、摆夜宵摊、唱“阳戏”、吟“上路谣”等职业活动……这类描写比比皆是并且细腻优美，颇有大作家沈从文的行文“风骨”。现列举小说《上路谣》中的一例加以说明：

这“送路”，看起来简单，其实很要技巧，用时尚的话——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先是料理死人，需净脸的净脸，需扳直身子的扳直身子，需调摆手脚的调摆手脚。那死人不比活人，从头到脚冰冷僵硬，弄不好就损了皮，折了骨，让本来在死者身边垂泪的哀家更添出一层悲来。干这行的必须得了窍门，轻手轻脚地把死者捋顺了，然后穿上新衣新裤新鞋子入棺。穿新衣新裤新鞋子的时候，嘴里还要唱起歌来。这歌便是“送路”的第二个部分，也是人们最为看重的部分。那唱词温和敦厚，平静祥慈，对死者的安抚，对哀家的劝慰，全在里面了；曲调也极为动人，悠悠扬扬，摇摇逸逸，就像一片白濛濛的雾在轻轻涌，又像一股清清的风在幽幽飘。人们只觉得，那死者慢慢地从棺材里爬了起来，眼里一片悠远，脸上一派圣洁，脚下踏着如雾如风的旋律，一步一步向着遥远的天边走去……

“送路”虽然是湖南大多数地方盛行的祭祀礼仪，却很少有作家将之写入作品之中，张小牛却能抓住这不太引人注意的祭祀礼仪，写出它在当地百姓心中的价值与地位：在“净身”仪式阶段，如果死者在此过程损皮折骨，“本来在死者身边垂泪的哀家更添出一层悲来”；在“入棺”仪式阶段，那唱词温和敦厚、曲调悠扬飘逸的“上路谣”则是“对死者的安抚”和“对哀家的劝慰”。在结尾部分，作家将当地人们的感受形象化了，“那死者慢慢地从棺材里爬了起来，眼里一片悠远，脸上一派圣洁，脚下踏着如雾如风的旋律，一步一步向着遥远的天边走去……”如此细腻入微的描写，将“送路”和“上路谣”写得活灵活现。

比风土、风俗、风情描写更为醒目的，当然是乡土风俗描绘过程的文化批判眼光。就此而言，最好的例证莫过于中篇小说《小镇》 （《飞天》，1993年第11期）。故事发生在湘黔桂交界一个古镇，当地交通闭塞，人们彼此依赖，但在平静生活之下，却不是淳朴的民风，而是彼此的磕碰算计。随着外部势力的介入，只要触及当地人对“善”的信仰，小镇便出现空前一致的团结，通过“人心齐泰山移”的方式取得了最终胜利。在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之后，当地人们又恢复了先前平静的生活，同时也恢复了先前的磕碰算计。与其说《小镇》讲述的是小镇的历史故事，还不如说它是传统中国的现代寓言，因为小镇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侧面与缩影。从古老而又神秘的小镇传奇当中，读者看到的是一群底层人的聪明、倔强、善良和狡黠，它们平时的相互倾轧，以及外部势力挤压下出现的空前团结。从文化批判角度而言，《小镇》书写的确实是一个民族性格中的硬处与软肋。

先前重点介绍过的风俗小说《上路谣》，其实也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从表面上看，小说书写的是，传统“送路”祭祀仪式及相关职业在现代社会的没落，从深层次看，则是“忍善”等传统道德价值在现代社会的遭遇。胡摊主的欺行霸市、尚副县长喜好政绩、韩小光弃父而去……韩佬佬极不适应冷酷、虚伪、狡诈的人情世界，所以才会落魄到捡垃圾为生。人世间的现实着实让韩佬佬心碎，他甚至要躺在棺材当中，给自己唱一段“上路谣”。这样的败落结局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老舍的名作《茶馆》，破产的茶馆老板王利发走投无路，无奈之中不也是给自己唱起了挽歌。“为什么不让我活？”这是《茶馆》主人公对现实的发问，这当然也适合《上路谣》这部小说。《上路谣》与《茶馆》有不同的结局，韩佬佬最终没有选择自杀，而是继续给人吟唱“上路谣”。从“善”与“忍”等传统道德价值在现代社会的遭遇角度来说，这或许象征着作者对保存传统道德价值的期待。

“京派”作家老舍描写人力车夫、鼓书艺人、小茶馆老板，因而获得了一流创作声誉；沈从文也是从艄公、水手、民女的生活，日后才逐渐成家成名；赵树理关注的是“农民”和“农村”，所以才被当成是“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莫言也正是对“东北高密乡”的热忱与执著，才最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认为，张小牛的小说创作长期扎根于湖湘文化之中，当前已经结出了令人惊喜的创作硕果，相信今后必将取得更好的创作成绩。

三、作家人文关怀

由于人们已经将张小牛先生称之为“底层关怀写作”代表性作家，所以作品当中的“人文关怀”特征看上去并不需要阐释，毕竟，大多数人们已经将“底层关怀写作”当成文艺“干预生活”的具体方式，将“底层文学”作品当成“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形式。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不同作家对“文学”与“文学价值”的理解绝不相同，因此，对不同作家的“底层文学”作品应该展开具体分析，有且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出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作家之间的个性。

我们认为，张小牛小说“人文关怀”的特征在于，在对个体生存状态的书写当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今中国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小说《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为例，同样是“上访”题材创作，其他作家很可能是从描写“上访者”的生存状态入手，但是张小牛的《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却是从“截访者”生存状态下笔，通过“截访者”戏剧性地变成“上访者”，引发读者对当前“上访”现象的深入思考：信访办干部梅得仲为“截访”和“维稳”之事忙得焦头烂额，最后却被当成“上访”矛盾的“替罪羊”；当妻子要为他讨说法进省会上访，却也只能从大局出发去对妻子进行截访。信访办干部梅得仲的忙碌生活告诉人们，由于“信访”制度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息事宁人”的行事方式将决定，政府要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作永无止境的投入。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将远远大于诉诸于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所要付出的代价。梅得仲由“截访者”变成“上访者”的事实则告诉人们，在缺乏相关法律保障及恰当申诉渠道的情况下，公民的正常权益不可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上访者”，即便是梅得仲这样的“截访者”也不例外。

小说《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描写了一位勤奋的基层干部，但叙述者并没有将之塑造成焦裕禄式的英雄，而是借这位基层干部的不幸命运，质疑“信访”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进而提出新制度的建设问题，这是《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与“主旋律”小说的区别所在。虽然小说涉及的“上访”题材是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但作品并没有没有直接指责“上访”现象的是非对错，更没有将“上访”现象的成因归之为“坏人”、“败类”或“贪官”，而是通过基层信访官员的艰辛与不幸，将作品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前“信访”制度。道德人性的拷问，还是规则制度的追问？这正是《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与其他“底层文学”作品的区别所在。

不仅《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这篇作品如此，张小牛的其他小说也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我们再以《进城和去乡下打工的》这篇作品为例，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下岗职工问题”成为文化话题的背景之下，这篇小说并没有按照文化讨论话题已有线路进行开掘，而是对“底层”和“弱势”概念有自己独特理解。正如作者在《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该小说的创作谈中所提及到的，“许多冲突并非在身份色彩和文化观念所导致的人格立面上撞击，只是仅仅起于一些最基本的生存矛盾；而在农村劳力拼命涌入城市的时候，一些城市失业人也去乡下捞生活了”⑧。这篇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分别讲述了一个进城务工的善良农民和一个下乡挣钱的老实工人，在付出辛勤劳动的情况下，无法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结果只能通过“非法”手段来捍卫个人权益，在被愚弄的情况下差点被逼成“杀人犯”。在《进城和去乡下打工的》这篇小说中，“城市”和“农村”并没有形成单纯的对立，而是被置之于同一层面进行审视。这种审视不仅包括对强权的痛恨，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法律与制度建设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城和去乡下打工的》和《关于梅得仲的名字解读》是一致的，两篇小说都在拷问当前的法律法规制度：如何有效地保护当前的弱势群体，以及如何有效地化解当前社会矛盾。

文学作品有必要并且也应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实，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作家如何坚持知识分子“主体性”和维护文学“自主性”追求？这个争议性问题却值得那些致力于“底层文学”探索的作家思考。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究竟如何“关注生活”？作家如何“干预生活”？我们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长处并不在于他比普通百姓更有同情心或者正义感，而是在于他们具备更强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张小牛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扎根于湖湘文化之中，在反映当前社会焦点问题的同时，致力于中国制度建设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却没有止步于对弱势群体的怜悯，而是尝试着从现实层面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特别是着眼于从制度建设层面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探索体现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这条创作实践之路不仅值得作家本人坚持和发扬，而且更值得其他“底层文学”作家反思或借鉴。

最后，我们也不否认张小牛先生的小说创作还存在一定开拓空间，比方说，强调文艺关注现实生活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艺术“非功利性”和“自主性”的强调是不是过时？比方说，受到普通读者喜欢的作品当然是好作品，但是，这类作品又将怎样才会同时受到专业批评家的欢迎？再比方说，在保持文学作品地域民族特色的同时，怎样做才能兼顾到广泛性和普适性？考虑到张小牛先生在创作道路上所作的不断努力，以及近些年来所取得的瞩目成绩，我们确实不能有过多或过高的苛求，而只能是期待他继续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注释：

①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6页。

②张新颖：《“所谓海派作家，是别人强加给我的”王安忆谈话录》，《天天新报》2008年7月6日。

③白舒荣：《施叔青“很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4月21日。

④匿名：《厚积薄发：文学湘军的新崛起》，《文艺报》2006年10月21日。

⑤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⑦易清华、小牛：《只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种滋味》，《文学界(专辑版)》2008年02期。

⑧张小牛：《简单的“为什么”》，《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增刊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