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_戴建业

作 者：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陶渊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作有《老子的人生哲学》《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老子现代版》《孟郊论稿》《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等九部，编著有《中国儒释道经典选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主编）等八部。

编 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

《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魏晋名士清谈，它的语言自然也深受清谈影响。首先，它常以简约的语言曲传玄远幽深的旨意，以让名士们“披襟解带”称叹不已；其次，清谈常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和俗语，但谈出来的话语又须清雅脱俗，这使得名士们要讲究声调的抑扬和修辞的技巧，义理上的“拔新领异”必须出之以语言的“才藻新奇”；最后，清谈是一种或明或暗的才智较量，名士们为了在论辩中驳倒对手，不得不苦心磨炼自己的机锋，以敏捷的才思和机巧的语言取胜。因而，《世说新语》的语言，不管是含蓄隽永，还是简约清丽，抑或机智俏皮，无一不是谈言微中，妙语解颐，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下面是《世说新语》中三则小品的语言赏析，读者如能尝鼎一脔而口齿留香，不妨再去通读全书。

八面玲珑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山涛（字巨源）为曹魏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因与司马懿有亲戚之旧，在司马氏与曹氏争权的过程中，山涛或明或暗地站在司马氏一边。晋武帝司马炎篡魏称帝后，山涛历任吏部尚书等显职。他在魏晋之际享有盛誉，当时大名士王戎把他誉为“璞玉浑金”。史称他居官清廉俭朴，死后只有“旧第屋十间”。

晋武帝一方面给他封以高官，一方面又仅给他赐以薄禄，封官之高与赏赐之薄形成极大的反差。“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引起晋朝官员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猜测个中原因。一天，东晋一代重臣谢安（死后赠太傅）就此事“以问子弟”：何以“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饷”就是赠与或赏赐。对谢安这个问题有多种可能的答案——

或者是由于晋武帝为人悭吝，封高官不过下道诏书，“打个白条”，好让山涛去搜刮百姓以自肥，而自己则不必破费财物，赏厚礼却不得不自掏腰包；

或者是晋武帝老谋深算，在各大臣之间玩弄权力平衡，使居高官者得薄赏，处卑职者享重赐，让朝中所有大臣都欢天喜地地为他效忠卖命；

或者是山涛任职期间政绩不佳，尸位素餐，身居高位而不办大事，“饷山涛恒少”是晋武帝对他的一种委婉批评，是年轻皇上对这位元老重臣虚与敷衍。

但是，以上三种答案都会给回答者带来麻烦，要么犯当朝皇帝祖宗之讳，要么刺伤前朝重臣，那么，怎样解释“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这一事实，既能歌颂皇恩又能抬高重臣呢？谢安众多子弟都无言以对。谢安侄子谢玄当时在座。谢玄在淝水之战中功勋卓著，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他生前以“善微言”著称于世，所谓“善微言”就是很会说话。果然名不虚传，只有谢玄回答得最为得体：“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概是山涛的欲望本就不多，使晋武帝并不觉得赏赐很少。

这一回答既恭维了山涛为人恬淡寡欲，为官廉洁不贪，又美化了晋武帝的宽宏仁厚，成人之美，一语颂扬了两人。你见过这么会说话的人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八面玲珑，“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一句话能照顾到方方面面。

如此会说话的人在当时官场上一定左右逢源，不仅他叔叔谢安器重他，当朝皇上倚重他，假如他生活在西晋初年，晋武帝也同样会重用他，山涛更会极力举荐他。

南人与北人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我国自古以来素称“地大物博”，现在看来，说自己“物博”实属“穷人夸富”，说中国“地大”倒是名副其实。所谓“地大”并不仅仅具有地理学的意义，还隐含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民俗与民情、不同的心理与性格——如北方人的粗犷，南方人的文雅；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细腻；关东大汉自不同于绍兴师斧，塞北姑娘也有别于江南妹子。文学风格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中古时期北朝民歌质朴雄豪，南朝民歌轻盈婉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朝民歌哪来如此恢弘大气？“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北朝民歌又何曾有这般温婉清丽？

那么，在学问上南北有什么区别呢？往大处说，容易流于空泛而不着边际；往小处说，又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准确地说出南北学问的差异还真非易事，要说得形象更是“难于上青天”，要做到既能准确概括又能形象生动，那不是“神仙” 就是“上帝”了。

东汉以后文人就喜欢神侃南人与北人的异同，就个人狭窄的阅读范围所及，最为正统权威的评论要数《隋书·文学传序》：“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最为生动有趣的要数《世说新语·文学》中的这一条：“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在后面这则生动有趣的清谈中，褚、孙二人是东晋名士，支道林则属东晋高僧。褚季野深得谢安器重，谢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褚所说的“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以四个字高度概括北人学问的特点，其人其言都有“简贵之风”。孙氏随口应答的“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对南人学问特点的归纳也同样准确凝练。

不过，褚、孙二人的评论虽说简练但稍嫌笼统，准确却失之抽象，只有支道林的评论才让人拍案叫绝：“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月。”这位高僧用最常见的生活现象，把南北学人高深枯燥而又难以捉摸的学问特点，说得一清二楚而又趣味横生。“显处视月”形容北人学问博而不精，其优点是眼界开阔，其不足是所见模糊；“牖中窥日”是指南人学问精而不博，见深识远是其所长，视野太窄是其所短——北人学问广博，南人学问精深。

难怪人称支道林吐辞“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了，果然名不虚传！把那么复杂的问题讲得那么明白，把那么抽象的问题说得那么有趣，支道林真是“神”了！自看过高僧这寥寥十六字的评论后，我从此就不敢胡诌南人与北人的异同，“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虽无才，但还识趣。

善人与恶人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泻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殷中军就是东晋清谈名家殷浩，刘尹就是辩才无碍的刘惔，因他曾官至丹阳尹常被称为刘尹。“略无”和“正自”是当时的口语，分别是“全无”和“只是”的意思。殷浩遇上了刘惔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他们时常在一起相互戏谑调侃，在舌战中逞雄辩斗机锋。

“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中打了几千年官司。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宣称人性本恶，谁也不能说服谁。“性善”或“性恶”隐含着另一个同样复杂的问题：万物的存在形态是自然而然的，还是受其他意志支配的？素有辩才之称的殷浩又向朋友挑起了这个难题：自然并无心接受其他外力的影响，为什么正直的善人少，奸邪的恶人多？大家一时都被问傻了眼，没有一个能对得上来。刘惔应声回答说：“譬如泻水着地，只是纵横四处流淌，绝对没有正方形或正圆形的。”人之生于世也像水之泻于地，难得形成正而且直的人。在座的人听他这么一说无不称叹，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

不过，这句“名言”未必道出了“至理”，语言的俏皮未必能保证内容的正确。水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则首先是一种“社会动物”，因而，水泻于地不同于人生于世，水泻于地没有正方形或正圆形，是自然属性决定的，世上的善人少恶人多，根源在于人生活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环境。不仅社会环境和教育造就了善人或恶人，而且善恶本身也只有放在特定的社会中才能作出评价，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善，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的恶，这个人眼中的善人，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恶人。这些现代人视为常识的东西，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也许很难理解。

东晋名士的清谈只关注才辩的纵横，不太在乎道理的对错。有一次支道林与许询论辩，观者“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人们爱美胜过爱真。这则小品中，人们“一时绝叹”的比喻，也是赞赏才辩的敏捷和语言的微妙。

后来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说：“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个比喻可能受到刘惔的影响，但比刘惔的比喻更加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