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佳阳［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长沙 410114］

狄更斯的小说大多具有戏剧性风格，这种戏剧性除了表现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之外，主要体现在喜剧式的“大团圆”结局上。狄更斯小说人物命运的变化，尤能体现出这种鲜明的戏剧性特征。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青年男性人物的命运特别值得关注，集中体现了狄更斯小说的戏剧性风格。

一、《大卫·科波菲尔》的戏剧性及与同时期小说的差别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主要人物大卫·科波菲尔、托米·特雷德尔、詹·斯蒂福思、乌利亚·希普四人是年纪相仿的青年男性，这几位人物出场时家庭都不完整，几乎都只有母亲或生来就成为孤儿，他们都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员，并且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同时这四个人物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即四人善恶不同造成了四人命运与奋斗历程的截然不同。作为善的代表的大卫·科波菲尔、托米·特雷德尔由于善的选择而获得幸福；作为恶的代表的詹·斯蒂福思、乌利亚·希普由于恶的选择而最终受到惩罚。

四个人物命运的戏剧性集中体现了狄更斯创作结局的“大团圆”风格，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种风格与同时期作家风格存在着很大差异。

“狄更斯的艺术方法与同他比肩的另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的艺术方法存在着极大差异。简单来说，萨克雷才真正符合‘准确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一现实主义方法的基本要求，而狄更斯的创作则是充满诗的激情，着意渲染自己的理想。”①萨克雷的名作《名利场》用尖锐刻薄的语言把上层社会的腐败和丑恶、上流人士的真实面貌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他对现实的批判是无情的，讽刺是彻底的。而狄更斯却是用一种温和友爱的语言来描绘现实，感化读者，乔治·吉辛把狄更斯的艺术方法称为“浪漫的现实主义”。除了萨克雷以外，狄更斯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高老头》的风格也截然迥异。具体来说，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个人选择的一致性与多变性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作为善的代表，大卫与特雷德尔的选择几乎都是积极向上的、正直善良的。斯蒂福思和希普的选择几乎都是“恶”的，这种善良和邪恶的选择具有一致性，即“一善到底”与“一恶到底”。这种只表现了单一思想品质的人物，即爱·莫·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狄更斯的人物几乎都是扁形的。狄更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却使人奇妙地感觉到了人的深度。”②与《大卫·科波菲尔》不同，在《高老头》《名利场》等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是复杂的，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比如拉斯蒂涅克、利蓓加，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并不以单纯的善恶为个人做出选择的标准，而更多以个人利益、金钱衡量一切，根据个人利益不同，善恶选择发生变化。

2.在现实的打击下个人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结果

小说中大卫有几次遭遇了现实的打击：童年时期被谋得斯通姐弟关在卧室作为惩罚时，他通过看父亲书房中的书来寻求快乐；在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做童工时，不甘心沦落底层的命运，决定去多佛找姨婆；姨婆破产之后，思索如何凭借自己的劳动解决经济问题，学速记、做秘书、写小说。而特雷德尔在萨伦学校时每一次挨打受委屈后，都是通过画骷髅来发泄；在订婚后他面对遥遥无期的婚约，也是怀着“希望与等待”的信念，努力奋斗，挣钱学法律、当律师等等。在现实的打击下，面对困境，大卫和特雷德尔都是主动通过诚实劳动、凭借着积极善良的心态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取得了成就，进入了上层社会。

斯蒂福思处在上层不担忧自己的前程，他追求现世享乐，选择过放荡冒险的生活。他致使穷苦正直的梅尔老师被学校开除；给表妹达特尔小姐造成伤害，又把她当作无聊时解闷的玩具；在艾米莉已订婚的前提下诱拐艾米莉，后来又将她抛弃。斯蒂福思的选择总是以一种“恶”的方式改变事情发展的方向，最终他在冒险中覆灭。

希普从小受着虚假、卑微的教育，并领受到用卑微、欺骗的手段得到的好处，于是他把“卑微”作为行事的真理，在现实的压迫下，他选择卑微、欺骗、狡诈的手段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最终进了监狱。

相比而言，《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克和《名利场》中的利蓓加却和斯蒂福思、希普的结局全然不同。

拉斯蒂涅克也是一位想要进入上层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初到巴黎学习法律时，还很用功，想将来做一个清正的法官，但不到一学年，在巴黎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和穷酸破败的下层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面前，他的野心被激发了，为了挤入上层社会，他不顾良心的呼声开始不择手段，在苦役监逃犯伏脱冷的计划下，终于成功征服了高老头的二女儿、银行家纽沁根的夫人但斐纳；以后在《人间喜剧》其他作品中，他青云直上，发迹为议员、部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出身下层的姑娘利蓓加为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依靠自己的姿色不择手段往上爬，最后宫廷大臣、大贵族、大将军都成为她的情人，争先恐后为她效劳。利蓓加进入上层社会，并在其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和斯蒂福思与希普的最终希望落空，得到应有惩罚的结局相反，拉斯蒂涅克和利蓓加费尽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结果都如偿所愿，并在上层社会站稳了脚跟，鲜明地反映出狄更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想结局和其他作家“恶有善报”的冷酷现实之间的差别。

3.外因对戏剧性结局造成影响程度的差别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外因有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对于大卫而言，幸运地遇到姨婆的女仆，找到姨婆、斯潘洛先生的突然逝世、朵拉病逝这三个外因对大卫人生的转变起着重要的转折性的作用。如果大卫没有遇到姨婆的女仆，在大卫当时饥寒交迫，又长途跋涉的情况下，很可能沦为乞丐，或者遭遇别的苦难；而如若不是斯潘洛先生的突然去世，在斯潘洛先生和谋得斯通小姐的联合抵制下，大卫也不可能轻易地娶到朵拉；而如果不是朵拉的病逝，大卫就会维持原来的婚姻，继续“若有所失”“不快”的生活，爱格妮斯也可能早就出嫁了，而不会出现后来与爱格妮斯结婚开始幸福的生活。

斯蒂福思最后的结局，也有一个关键的外因暴风雨，这个情节很显然是作者硬加上去的偶然因素，若没有暴风雨，斯蒂福思还是会继续冒险、继续放荡。乌利亚·希普最后因诈骗英格兰银行被抓，这更是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个人的覆灭和惩罚是作者刻意创作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因，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而在《高老头》和《名利场》中，外因更多的是社会环境对个人变化的影响。如拉斯蒂涅克由一个正直的贵族青年堕落为资产阶级野心家，主要原因是自己抵抗不住诱惑，受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以及资产阶级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主义原则对他的腐蚀和影响；利蓓加也是受到女友上层生活的影响后开始想方设法挤入上层社会。两人的结局是自身选择道路带来的结果，而不是靠外因促成。

二、戏剧性结局出现的原因

具有自传性质的《大卫·科波菲尔》及狄更斯其他的小说呈现出的鲜明的戏剧性风格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具体来说，包括狄更斯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现实的原因。

1.狄更斯个人原因

狄更斯个人的原因包括狄更斯个人的性格原因和个人经历。狄更斯具有独特性格，他敏感、浪漫，富于幻想；乐观、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对生活总是积极向上，正如其好友约翰·福斯特所说：“‘人生的战役’，这是他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人生战役，人生奋斗’，‘我们都会在斗争中受伤’，他过去常说，‘但我们一定要往上爬，继续奋斗，继续奋斗，我们的人生还长’。”③

同时，他在生活中的富于幻想有时异于常人。例如，“狄更斯在听到女王结婚的消息后，竟然会痛不欲生、离家出走（他荒唐地自以为是女王的恋人）；在海滩上散步时，他会突然抱住同行的姑娘，等着海水把他们俩淹死，目的只为制造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④。

狄更斯丰富而充满波折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狄更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大卫童年经历的各种苦难和狄更斯本人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狄更斯自己也是由底层通过各种艰苦的努力奋斗而进入上层，成为一位著名作家，其过程是复杂而充满戏剧性的。更重要的是，狄更斯刚满二十四岁就成就非凡，而细算起来，他正式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前前后后总共只有四年，其余都是靠自学。他办了大英博物馆的借书证，利用空余时间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与同时期的作家萨克雷的经历完全不同，萨克雷考入剑桥大学并进入了三一学院接受了一年大学教育。

同时，狄更斯自小就喜欢看书、演戏，渴望成为演员。他拥有自己的剧团，经常在各地做巡回演出，他自己也常常充当演员进行戏剧表演，他非常向往舞台上的成功，并把舞台上的戏剧性带到其作品之中。“我要当作家的梦想是从我六岁左右开始的。事实上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演员。”⑤

2.社会现实原因

（1）社会环境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发迹与破产的频繁交替出现，使得人们对门第、等级的追求成为可能。在这种环境中，人生的遭遇不再一成不变，而是充满了变动的因素，机遇与偶然性的增加，使得个人命运在时代的潮流中具有更多的戏剧性。

同时，资产阶级的固有矛盾，两极分化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激励中小资产阶级、下层人民向上层奋斗，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择手段的方式也成为资产阶级腐化道德的一部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回报，狄更斯自己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小说连载方式 《大卫·科波菲尔》是1849年4月至1850年11月之间逐月分期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说刊登的载体采用的是报刊连载的方式，为了吸引读者，狄更斯更加注意小说情节编排的戏剧性。从狄更斯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读者如何看待他的小说十分在意：

1849年11月20日 拼命工作了两天，又完成了一节《科波菲尔》。我觉得这一节写得好极了。我希望我的主人公的第一次堕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窥见一条荒诞的真理。

1850年1月23日 我衷心希望将来，许多年以后，为了小爱弥丽的缘故，人们仍将记得我。

1850年2月20日 ……我希望这一部分中有一些美妙的喜剧式的爱。……⑥

狄更斯创作《大卫·科波菲尔》期间的这段日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读者的关注，在创作时，作者考虑到读者的反应和情感，希望自己的作品受读者喜爱并印象深刻，因此会更加注重戏剧性的效果。

三、在戏剧性风格与社会现实存在差别时狄更斯依然坚持的原因

1.狄更斯的宗教信仰

19世纪英国宗教受到“福音主义运动”的影响，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极大改变。在福音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基督教各宗派在许多国家都建立起教会组织，教会不再宣扬上帝高高在上，而是宣扬人们心中的上帝在人间，呼吁人们关注人性的光辉。福音主义运动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将这种世俗化的基督教教义加以传播，福音主义推崇《圣经》和《公祷书》,尤其是《公祷书》成为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指导，它事无巨细地给人们指明如何拜访贫病者,如何得体地对别人致谢等等。这种把抽象的玄学宗教思想具体化、实用化的传播方式，使之完全符合中产阶级的实用功利主义,因而得到了新兴中产阶级由衷的欢迎。⑦这种宗教上的世俗化，也影响着狄更斯的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在狄更斯完成《大卫·科波菲尔》之时，为了表达自己对耶稣基督的崇拜和对耶稣训诫的信仰，并且也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们提供浅显易懂的宗教读物，便依据《新约全书》，将有关耶稣的传说改写成《耶稣生涯》。⑧

除了狄更斯这本最后才被发表的宗教读物，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最突出的便是宣扬宽恕、相爱和道德感化的《圣诞欢歌》，还有《双城记》《远大前程》等等。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同样体现了圣经中的爱。《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19·19)，耶稣传道时论道“你们的仇敌，要爱他”《路迦福音》（6·27-28），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体现这些诫命的人物，比如爱格妮斯，在大卫心中她总是带着宗教色彩，手指向上指着，正如教堂里的圣母一般，是他指路的明灯；又如汉姆，在情敌斯蒂福斯遭遇海上风暴时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为仇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等等，这种爱在作品中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

2.狄更斯的社会责任感

狄更斯作为一名作家、报刊记者，对公共事务十分关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狄更斯主张以仁爱、温情感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但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他对伦敦卫生状况、儿童监狱、教育、妓女等问题的解决都做出过有效的贡献。

狄更斯将自己业余参加演出得到的报酬大都捐赠给了私人慈善机构和公共事业——无疑这是19世纪慈善精神的最好例证。他的妻子凯瑟琳·狄更斯说：“在我们家，有过多次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安静交谈——永远善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这就是他传达给孩子们的信息。自然，他总是对慈善事业中一些个人行为感到不满意——他感到自己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多做些事情。”⑨

除了实实在在参加各种慈善活动，狄更斯还创办了周刊《家常话》，作为生活的一览，反映时代精神，周刊上有评论、有忠告、有漫谈，关注社会状况的普遍改善。对于当时没有影视设备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全家成员每天晚上轮流朗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或是连载长篇小说的周刊和月刊成为一种必要的阅读方式。狄更斯正是发挥了小说与报刊的宣传功能，将自己的仁爱思想播撒出去。

综上所述，以《大卫·科波菲尔》为代表的狄更斯小说具有的戏剧性风格，与同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在反映社会现状的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戏剧性风格的形成，不仅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更主要源于狄更斯个人性格、人生经历和社会理想、宗教信仰，这种戏剧性的独特风格和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其成为后人敬仰的经典。

① 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② [英]爱·莫·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见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③⑤⑨ 狄更斯，CCTV文化频道·人物，央视国际,2004-3-4。http://www.cctv.com/program/rw/20040304/101330.shtml

④⑥ [英]赫皮尔逊：《狄更斯传》，谢天振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第209页。

⑦ 李增、龙瑞翠：《英国19世纪宗教与小说创作关系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⑧ Charles Dickens.The Life of Our Lord:Written for His Children During the Years 1846 to 1849[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