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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2013-08-15马菁菁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杭州310023

名作欣赏 2013年33期
关键词:男权张爱玲意识

⊙马菁菁[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 310023]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女性意识相对于男性意识而言,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女性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对社会人生、女性生活以及女性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与把握,是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流露和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处于受支配、受压制的地位,是相较于男性的第二性。她们的存在要以丈夫和儿子的存在作为前提和表征,她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信念也取决于男性。张爱玲看到了这一点,她在《有女同车》中讲到,“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张爱玲小说中的文学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在她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基于男女平等所表达的渴望,她的女性意识并不意味着要超越男性,要在男性的手里夺回话语权的片面女性意识,而是要求在男女两性进行平等对话的思想。张爱玲思想中的女性意识区别于冰心的博爱心理,也有异于丁玲的冷峻意识,更多体现了对于男性主导权的挑战,对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否定和抗争。

一、对男权的弱化或否定

“五四时期”通常被称为“弑父时代”,是真正意义上女性的诞生期。一批接受新思潮的女作家开始与旧事物做某种程度的决裂,以追寻理想中的新生活。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女性破天荒地作为书写主体。“在张爱玲的系列小说文本中,作为父权体制代表的男性主角差不多都是缺席的在场,他们或者残疾,或者死亡,或者处在女性家长的阴影笼罩之下而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①张爱玲通过塑造各类不健全的男性,以冷酷的笔调解构了男权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石,表现出作家对男权制度的彻底否定和批判。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肯定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男性在人格上也是不完整、不健全的,他们的人格大都具有残障、堕落和无能的特点,完全不是伟岸英俊的认可和传统表达,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

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应该是《金锁记》里的男性角色——姜二爷,姜二爷虽然生于一个富贵的家庭,但是带有先天的生理残疾,“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在《茉莉香片》中,描写聂传庆“发育未完全”,“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但是他并不反省自己,反而认为自己是享惯了福的人,天生是招驸马的材料。为了钱,他不惜成为梁太太的情人,不惜与梁太太的侄女结婚,他是一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此外,《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金锁记》中的姜三爷、《十八春》中的祝洪财,他们都不务正业、狂嫖滥赌,是典型的昏庸猥琐的男性形象。这些传统男性的人格形象,也被张爱玲剥夺了。这些人物集中了父权文化中负面、消极、恶俗的一面,也契合了张爱玲自己在《私语》中的表述:“我把世界强行分为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张爱玲正是借助与对父亲形象瓦解式的表达,释放出自己生命体验中受压抑的部分而获得了放大化的意义。”②

二、母亲取代权威地位

在中国,传统式的母亲形象大致具备这样的特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符合了男权中心文化下的既定审美。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被历史局限性所成规的女性书写模式,却完全被张爱玲所打破。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关于女人的世界。“然而,不是冯沅君的作为‘五四’时代话语的母女的纽带,也不是冰心的如此幸福的‘母女同体’的一瞬。张爱玲也讲述了母亲们和女儿们,但她们却互相怀着不可名状的隔膜与仇恨。她们各自分立在死亡古宅的一隅,试图用冰冷的凝视冻结对方。”③在张爱玲的笔下,权威的统治者是睡在内房床榻上的母亲。这是一个无父的世界。然而,在张爱玲笔下,母亲的统治亦不是一种女权的统治或温和仁慈的统治,而是近于一种女巫与恶魔般的威慑,是一批失“常规之序”、脱“传统之道”的母亲形象。

在张爱玲的世界中,理想母亲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那只是女儿们的梦。“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不是慈爱无私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自以为枕住了母亲的膝盖,呜呜咽咽地叫道:‘妈,妈,你老人家给我做主。’”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小说《金锁记》中,张爱玲就颠覆了曹七巧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传统美感。主人公曹七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命运让她嫁给了姜公馆病痨的二少爷。然而内心被压抑的情感欲求使她一生困囿并挣扎,在精神几近变态中葬送了儿女的幸福。此外,《十八春》中的曼桢被其姐夫祝鸿才强奸,其母知道后却被大女儿曼璐用钱堵住了嘴。受了欺负的曼桢心里清楚,“指望母亲搭救是没有用的,母亲即使知道实情,也绝不会去报告警察局”。

张爱玲以其特殊的才华在小说中将“母亲”这一角色解构重塑,一反传统意识中温和慈祥的母亲形象,凸显了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不再对父权文化所赋予的角色恋恋不舍,传统的“母亲”形象在女性意识的萌发与审视下宣告破产,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男权文化对母爱近乎完美的诠释。

三、追求婚恋自由,却又逃不开现实的枷锁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是一个经济独立、思想清醒的女性,与沈世钧因志趣、性情相宜,彼此产生了感情,但由于种种误会,他们还是各奔东西,尽管在十多个春秋中,彼此思念,却还是“回不去了”。《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与心仪已久的罗先生喜结良缘,但婚后的密斯范却成为一个通宵玩麻将,躺在床上嗑瓜子,衣着邋遢平庸的乏味女子,最后罗先生把两个前妻也接了回来,造成了三妻四妾的局面。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为了爱情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悲剧典型。她原来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为了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姑妈有钱、风流,为勾住那些只看中她钱财的男人,便让青春貌美的葛薇龙作为她的色饵。起初薇龙有她自己的标准和自信,然而现实摧残了她的幻想,她一步步地退缩。是她自己放弃了做人的尊严,将自己的独立拱手让给并不爱她的男人。更可怕的是,她清醒地看着自己走上了这条将人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悲哀之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虽受过西方教育,但骨子里面仍是浓厚的封建意识,逃脱不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把寻找经济靠山作为择爱的目的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女性依赖性的突出表现。她和范柳原从一开始就只是互相利用,范柳原是一个世故、狡猾的婚姻场上的赌棍,他只是想寻找情妇偷欢,而白流苏则是窥视着他的金银财富要嫁给他,二人只是同床异梦,为着满足各自的需要。如果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这段灰色“传奇”,白流苏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做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而已。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曾都是有学识、有梦想,追求美好爱情的女子,却都逃不开现实的残酷。以此可以看出,尽管女人独立、清醒,但她们还是没有从男权制度的沉重枷锁中完全走出来,她们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面临着生存与婚姻的困窘与危机。即使是职业女性,也没有自食其力的喜悦,只有为生计而奔波的困窘,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男权的巨大压力。女人们要生存、要生活,就只能认命,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依靠男人,获取基本的生活保障。

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追逐婚姻。旧式女性死守婚姻,受过洗礼的新女性仍然逃不开婚姻,深刻概括了女性所受的深重压迫和苦难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对女性的毁灭。在她们不惜毁灭、残害自己至亲的幸福的表象下,我们听到了女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颠覆压迫的振聋发聩的呼喊。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不是站在同情可怜女性的角度,而是在批判女性、批判男权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女性意识,通过对女性自身的审视,强化对女性意识的认知。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过:“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不曾被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光怪别人是不行的。”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小说中的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欲望本能和个性弱点进行最真实的揭露。通过对传统的颠覆,来打破男性视角下一切印象式的女性模式,对封建男权中心进行最深刻严厉的控诉。正是这种双向的批判方式,使得张爱玲在女性书写的探索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女性意识。

①② 布小继:《张爱玲、沈从文、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第16页。

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1]张爱玲.张爱玲文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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