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瑗

周建新的小说《没有大事》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了关于“有事”与“无事”的论辩和思考：“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光是哀乐，广播里就轮换三回。”如果说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政治环境和氛围的变换，是刻在历史碑铭上的宏大叙事，那么平凡人生的波澜和曲折则只是处于这些大事间隙的一点调剂——“无事之事”。《没有大事》正是要拨开历史的风云变幻，在云淡风轻中寻觅被历史所遗落的故事。

它找到的是什么呢？小说先是写“吃”——不堪饥饿的侯美工联合起道具、服装、化妆等宣传队成员趁着夜色偷吃狗肉，明令禁止娱乐活动的时代，能够规范人们的外在行动，却无法遏制他们心底暗自滋长的对食物的渴念。然后写“性”——梅主演与甄队长的偷情在县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小说屡次渲染梅主演的骄矜与清高，但在为数不多的正面描写中，她拒绝贾编剧求爱时的坚决，以及面对千夫所指时的怨怒，都让人感到这个女子在冷淡的外表下有着一副火热的心肠和棱角分明的个性。不同于一般的荡妇或表里不一的革命投机者，梅主演在性行为上的违禁与破格，也带有人性解放的意味。这便是《没有大事》为我们呈现的故事。在压抑而平静的“默、默、默”中涌动着的是对食物与爱情最热烈而奔放的渴望。“食”与“色”，作为两项古老的人类活动，揭开了埋藏在宏大叙事下一以贯之的人性脉络。

然而，小说对人性之常的开掘并不停留于高扬或赞美，这篇作品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始终秉持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写作姿态。他写到侯美工们的偷吃狗肉，似乎拉近了距离，意欲突显“吃”的合法性，并将置身事外的甄队长、梅主演放逐至批判的立场上；但当侯美工们为保住自身“吃”的权利而揭发梅主演的私情，在梅主演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众人面前那一刻，读者的同情对象悄然发生了转移。小说揭示了一种盛行于“文革”的逻辑——为不使自己受害而去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在这一刻，“吃”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小说将叙述引向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人性本能所展现的是否都是正面的能量？人的各种需求之间是否会发生碰撞？在为维护一种正当的权利而不得不侵害另一种权利的时代，谁该为梅主演的受辱负责？《没有大事》触及了人性深处的复杂面，作者没有留下明确的答案，而是在颇为平静的叙述中，与读者一起探索人性的奥秘。尽管如此，无论侯美工还是梅主演，在能够正视自身的欲望这一点上，他们都是正常的。小说中最卑琐、病态的人物，其实是未参与“食”、“色”活动的贾编剧，他对梅主演的美色垂涎已久，却始终只能透过窄窄的指缝投射自己的欲望，甚至连面对梅主演的裸体的勇气都没有，在所有人物中，“贾”编剧最缺乏真性情。

小说最后，梅主演的风流韵事逐渐平息，侯美工们偷吃狗肉的事更是无人再提。无论曾引发多大的风波，它们终究只是“很多事儿”与“大快人心事”之间的空档和间隙，最后难免烟消云散、无声无息。读《没有大事》，不禁让人想起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相比于当下众多日常生活叙事对平凡琐事的过分渲染，这篇小说呈现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一句轻巧的“没有大事”抹煞了“无事之事”存留的痕迹，但借由侯美工、梅主演的故事进行的人性探索已在读者心底留下了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