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被建构为‘五四’的‘回归’，被视为‘反封建’和‘人的解放’这样一些‘五四’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述”，[1]这确实是“新时期文学”倡导者们明确的诉求的话，作为“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伤痕写作显然承担了这样的功能。而既然“新时期文学”被建构为“五四”的“回归”，其实也就是提出了“断裂”和“接续”的问题:通过切断同50—70年代文学的联系，而同“五四”文学接续。从这个角度看，断裂问题实际上始终是制约着伤痕小说创作的一根主线。所谓的伤痕叙述，说来说去都是围绕于此进行的。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伤痕文学的先驱者们显然意识到，既要破就应当立，否则，‘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摆在哪里?按照他们的理解，新主题、新思想和新人物的出现，应该建立在对旧主题、旧思想和旧人物的怀疑、批判的前提上，而新的文学秩序的确立，必须是、也只能是对旧文学秩序笼统而彻底的否弃为结果。”[2]196也就是说，伤痕写作作为新时期之始开风气之先的小说创作潮流，其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构造”这一断裂。对伤痕的控诉当然是这一断裂的最佳构造法，但伤痕作为一种叙述还必须依附于人物形象及故事才能成立，从这个角度看，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成为一个关键。在这里，仍旧可以从青年/老年的二元对立结构入手进行探讨。

一 结构的转换和形象的变迁

在伤痕写作中，青年和老年的群像相对具有稳定性和类型化的特征，因此，仅从伤痕写作中青年/老年形象的差异入手是很难看出其断裂所在的。要考察伤痕写作的断裂，就有必要引入历时的角度，而非共时性的伤痕写作分析。从这一角度看，“十七年”乃至“文革”文学的小说创作都是这一“历时性”的框架。伤痕写作主要以建国后的语境作为背景展开叙述，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因此，在选择“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例子时也多以现实题材为例。为了分析的方便，现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

(一)青年/老年形象的辩证法及其变迁

为了更好而较全面地分析，这里准备从“十七年”文学中的两个脉络入手，分析青年形象经历的变迁。这两个脉络分别为，一个就是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正统，及被认可的经典作品，另一个是在当时遭到批判或有质疑的作品。就前者而言，代表性的作品有《创业史》、《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后者的典型以百花时期的创作为代表，其很多收录在“文革”结束后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中。选择这两个脉络，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既要有代表性，而又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问题。这两类作品，显然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但就涉及青年形象及其同中老年的辩证法这一点，两类作品无疑又有某些一脉相承之处。

《创业史》中两条道路之间，即梁生宝和郭振山之间的斗争，一定意义上就是青年与中老年之间的斗争。郭振山显然代表农村社会中的保守势力，这一保守势力，包括如梁三老汉、王二直杠、富农郭世富，甚至像地主姚世杰等老一辈农民，他们从传统思想中汲取力量和思想资源，不顾时代历史的潮流及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只顾个人发家走自发的道路;而梁生宝则代表农村中的新生的事物，他们无疑是上一辈中的子的一代，他们虽然年轻，但无疑代表着时代历史的潮流，他们从社会的远景和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出发汲取力量，因而具有无穷的潜力。在这里，青年和(中)老年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保守和变革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在当时就曾指出:“梁生宝的性格真实地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的特点，他的性格同他的经验一样，是跟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而发展的。……读者从梁生宝每一个胜利中都看见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阻挡的力量，当然就更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充满生命力。”[3]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创业史》出版后，有评论者如严家炎就对小说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大家推崇，而对梁生宝的形象多有微词，如所谓“三多三不足”[4]之说时，作者柳青十分激烈地出来反驳。“对于我所不能同意的看法，我根本不打算说话。但《文学评论》杂志这回发表的这篇文章(即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引注)，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5]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作者不得不做出回应甚至严厉地反驳呢?“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地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从上述两个出发点进行的一系列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实业不严肃的表现。”[5]严家炎的评判如从艺术得失的角度去看，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有相当的道理，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也多从此说，但他忽略了一点，即，这已经不仅仅是文学写作本身，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原则性问题。

比如说，严家炎指责小说主人公梁生宝思想上的成熟，柳青则回应道:“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5]柳青的辨白恰好表明“十七年”小说中青年形象的复杂内涵:一方面表现为革新和锐意进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表明，这一力量是在党的领导或引导下，发生作用的，而后者其实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这也就使得在“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小说中青年形象的过程性，青年永远走在路上，他们既成熟又不成熟，既进取又保守，用姚文元的话说就是“老成持重的青年人”。他这样评价《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他从进入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光明的新社会里，他用不着一个寻找党的领导的过程，他用不着再经历长期的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摸索过程，而是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接着就以百折不饶的毅力，领导下堡乡的农民为实现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这一评价，同样可以用在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及《金光大道》，甚至谌容的《万年青》(1975年)等小说中。特别是《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出场就极富戏剧性和象征色彩，东山邬农业合作社眼看就要垮了，社员纷纷外出谋生，在这关键时刻，萧长春突然出现人们面前，挡住了去路。这一幕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党的领导者形象的亮相，不如说青年英雄的出场，青年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历史也证明，此后不久青年及青少年确实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影响深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艳阳天》和《创业史》之间，其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梁生宝同郭振山之间在50年代初的斗争，在50年代中后期得到了延续，这一延续在萧长春和马之悦之间展开。萧长春和梁生宝一样，他们最初登场的时候都只是作为新生力量，是在野派，而马之悦和郭振山则是当权派。在这里，中老年同青年之间的斗争，其实就成为当权派和新生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进取和守成之间的较量。换句话说，年龄修辞具有了政治修辞的意义。

如果说，《创业史》和《艳阳天》都是“十七年”文学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极力肯定的小说的话，那么百花时期的干预小说创作则某种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关于这点区别，想必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若从青年形象的塑造这一角度来看的话，这两者之间又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这部小说自出版之日起，就广受争议。且不论是题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这两个题名中都可以看出“年轻人”和“青年人”这一相关表述，由此不难看出小说之有意突出“青年人”在小说结构框架(青年/中老年框架)中的作用。而据作者的自我表白来看，他也确实是从“青年”的出路问题入手进行创作的:“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6]但也正是这点，遭到了某些批评家的严厉指责:“党没有内在的生命，只靠一个匹马单枪的‘青年英雄战士’的闯入，才能和这个官僚集体进行奋战。而这个战士所依靠的，既不是领导的支持，也不是群众的协力……这一切，难道和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的真实面貌，有什么真正的类似之点吗?”[7]实际上，小说情节及矛盾的推进也是在青年人(林震和赵惠文为代表)和中老年(以刘世吾、韩常新为代表)之间展开。但这也并非如李希凡所说，没有“领导的支持”，相反，小说结尾，林震“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其实已表明，“青年英雄战士”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是不可能将斗争进行下去的。从这点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创业史》和《艳阳天》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区别只在后者中青年的行动代表的是时代的大潮，而前者中青年是处于一种逆潮流而进的状态，是一种对现状的批评。百花时期其他的干预小说，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本报内部消息》(续)等等，也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样，都存在一个青年与中老年干部之间对立的模式。在这些小说中，中老年干部作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和保守者，他们拒绝改良和革新，更别说任何创新了，因此，青年同中老年之间的斗争，在这里就成为了改革和守旧之间的矛盾，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之间的矛盾。

从上面一正一反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小说中，青年形象无疑是文学写作的核心问题，其关涉的已不仅仅是青年形象本身的塑造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了，其背后无疑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蔡翔在分析《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等小说时指出:“在这些小说中，青年仍然是被‘规范’的。严格地说，‘青年/老年’的对立并没有构成此类小说的主要冲突模式，相反，冲突主要是在‘青年/老年’之间展开，它所蕴含着的，是一种新的权力斗争的形式。而在这一斗争中，党始终坚定地站在青年一边，并给予一种合法性的支持。”[8]140这一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百花时期的干预小说而言，党却并不一定“始终坚定地站在青年一边”，至少还不十分明显，这也是这些小说遭到批判的部分原因。也正是这种疏离或疏忽，这些小说往往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高度评价。

在“十七年”文学的现实题材小说中，“‘青年/老年’的对立”始终若隐若现地存在，并一度制约小说矛盾的展开，这在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在这些小说中，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青年和老年之间的斗争，就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斗争。这一模式发展到极致就是“文革”中浩然的创作，此外，“文革”中也有很多小说如谌容的《万年青》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模式，诚如蔡翔所说，“‘青年/老年’的对立并没有构成此类小说的主要冲突模式，相反，冲突主要是在‘青年/老年’之间展开”。我们探讨“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的青年形象的塑造，正是要揭示出这一“青年/老年”的政治文化内涵。换句话说，青年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关键性意义，正在于其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论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还是百花时期的干预小说，青年始终是作为“过程”被描写的:青年易变而充满活力，这一活力无疑使得青年永远不为现状所束缚，他要么表现出批判现实的精神，要么则表现为改变现实的动力。如果说老年表征着“传统、保守、四平八稳”，那么青年则象征着“未来、希望、创造”，[8]140他们代表理性和智慧，他们拥有现代的知识，与时代一同进步，而不为传统和宿命所限制，等等这一切特征，都使得青年形象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如果说，“青年”的诞生是现代性的产物的话，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同样存在于“青年”形象身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9]正是这种“短暂”和“永恒”的矛盾，使得青年形象虽自现代以来备受推崇的同时，也一直受到怀疑，正如 Gill，Jones所说，“青春(youthfulness)因此意味着如力量、美丽、理想主义和活力等诸多品质，这些品质也常常被年龄大些的群体视为值得拥有的而贪婪的，但是另一方面，青春又同缺乏经验、不明智、头脑发热，试验、天真、以及不成熟和没有辨别能力等许多内在的特征联系在一起。”[10]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青年形象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从这种复杂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某种斗争和冲突。不同时代对青年形象特征的强调和取舍，正好与不同时代的历史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青年形象的变迁毋宁说就是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和折射。

(二)伤痕写作中青年的破坏意义和老年作为秩序的维护者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突出的是青年充满活力和锐意进取的一面的话，那么在伤痕写作中，青年形象的另一面，即“缺乏经验、不明智、头脑发热，试验、天真、以及不成熟和没有辨别能力等”则被强调和渲染。程光炜在分析刘心武的《班主任》时指出:“在班上，谢惠敏是团支部书记，品行端正，心地单纯，思想却近于僵化，心灵上打着很深的被四人帮‘毒害’的印记。在作者看来，这种‘僵化’妨碍了这代青年思想的‘解放’，与时代的进步构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否定性的文学描述又势必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在‘十七年’，主人公的这种思想品德和行为操守不是曾经被肯定的，在青少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吗?这一经典形象，为什么在新时期却处于一个被质疑的位置上?”[2]197过去被肯定的，现在则被否定;过去被否定的，现在则被肯定，这种颠倒在伤痕写作中普遍存在。这其实是提出了“青年”的被启蒙的问题。

仅以刘心武为例，就在创作《班主任》(1977年11月完成)之前的1975年，刘心武出版了一本小说《睁大你的眼睛》，比较这篇小说是很有意思的。《睁大你的眼睛》描写了一个叫做方旗的小男孩，以一双充满阶级斗争的眼睛，发现了身边暗藏的阶级敌人，从而带领小朋友们，并在大人及领导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这两篇小说都是以青少年形象为主人公的，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又是何其的相像，但反讽的是，在后者中，青少年形象被树立为英雄典型，而在前者中，青少年形象则一变而为负面的、否定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刘心武的转变不谓不快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呢?这一转变的出现，是表明刘心武的高明和睿智，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在伤痕写作中，青年形象之不同于“十七年”小说中青年形象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青年形象的狂热幼稚天真和对自身的悔恨与忏悔，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幼稚和天真显然是被文学或社会形塑而成的，时代的巨变造成对历史的重新评价，时易事迁，青年此前的忠诚和追求因而被叙述为狂热和盲目的信从，缺乏自我的判断。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翻转，这在那些表现现实/历史对话的小说结构中表现明显。典型的如金河的《重逢》，现实和历史的“重逢”表现在复出的老干部对青年叶辉的审判中，叶辉在“红卫兵”时代(历史)的虔诚热情在复出时代现实和老干部的审判下一变而为幼稚和狂热，叶辉也因此陷入悔恨和忏悔之中。在这里，与其说是现实和历史的“重逢”，不如说是现实对历史的审判。事实上，参与审判的复出老干部只不过是这一现实的符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干部并不“个人”，当他再次面对叶辉时，深陷与叶辉之间的个人记忆的漩涡不能自拔，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他参与的，并不是他“个人”对叶辉的审判，而是时代“主体”指向叶辉的审判。而他“个人”曾犯下的过失，同样因复出的受难英雄群像而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时代“主体”赋予青年以被审视或审判的地位时，同样也赋予了老年以审视或审判者的位置，在这里，个人的记忆无疑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填充这一被赋予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重逢》显示出了它的意义，它以复出的老干部的视角，纠缠于个人记忆，实则是表达了对这一新的主体位置的质疑。

二 青年、断裂与新时期

洪子诚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时，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串大大小小的断裂现象和时间。而且，‘先锋’和‘落伍’的位置转换速度之快，也令人瞠目。”[11]107而实际上，这些断裂很多都与青年息息相关，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洪子诚认为:“被我们所指认的‘文学断裂’，既是指一种存在的现象，同时，指的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情绪，或者是一种姿态。在有的时候，‘断裂’与其说呈现在‘文本事实’中，不如说带有更多的文本外姿态成分。”[11]11180年代初伤痕写作的“断裂”更多属于后者。

不管是“十七年”还是80年代初的小说写作，青年形象都表征出断裂的意义和品质，这一断裂大都表现为对现实的变革或破坏上。但此断裂非彼断裂也。因为显然，在“十七年”文学中，青年形象的断裂品质是作为变革精神来加以肯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这一品质却被作为破坏性加以否定了。这里明显出现了翻转。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中，青年形象的变革精神是现代性线性思维和继续革命的逻辑的表征的话，那么80年代的伤痕写作中，青年形象的破坏性则表现为对秩序的破坏和对日常生活的背离。这两种断裂可以说是革命和日常之间矛盾的不同表现，是革命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之间的重新选择。青年形象的变化，在这里对应的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看法，以及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力量。如果说，在“十七年”文学中青年形象代表的是厚今薄古的进化观的话，那么在80年代初的伤痕写作中，青年则联系着历史混乱和动荡不安，因此对青年的否定，也就是对秩序的恢复的渴望和对日常生活的回归。从这里可以看出，80年代的断裂并不是通过革命或激进的现代性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守成和保守来完成的，但问题是，这一叙述上的策略和变化，与实际上的80年代的断裂并不吻合。

新时期是从断裂开始的，并从对断裂的叙述中获得自己合法性的基础，但是，这一断裂马上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紧随其后的改革又该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根源。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略有先后之分，“文革”的结束，无疑已宣告大乱之后大治的可贵及其价值，而当大治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后，再言改革，是否会出现新的断裂?所以这里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状态，即“文革”之乱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文革”后戡乱稳定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否等同?这既表现为时间上的差异，也表现为对历史现实的不同看法。从这个角度看，七八十年之交，与80年代前中期，显然是不同的。如果说，七八十年之交，更多地表现为大乱之后，借治乱的名义改革的话，那么80年代中期的改革则意味着稳定之后即乱治之后的再一次的“乱”，在这时，青年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充当了锐意进取的革新者的历史角色，而非伤痕写作中表现出的被历史所否定的角色。柯云路的长篇《新星》及其续篇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提出了在新的时代中，乱治的循环及其辩证关系。

对改革小说而言，青年形象的复杂并不亚于改革本身的复杂。这可以从蒋子龙和柯云路的比较中看出。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小说中，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大都是中老年出身的老干部而非初出茅庐的青年，但在柯云路的小说中，青年则表现出针对老年守旧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斗争，也就是说，青年/老年这一结构性的构成，决定了青年对老年的怨恨以及老年对退出历史舞台的不甘。这一复杂状态在改革小说中较为普遍，其他作家，如贾平凹显然属于后者，而路遥以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则属于前者。

这里并不打算深入分析。这里只想指出，青年形象的变迁，以及青年/老年的二元结构，在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中的重要性，而这与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又是纠缠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性的复杂造成了青年形象的复杂性及其内涵的多变性。如果说，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中，青年形象更多地联系着革命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在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写作，青年形象则带有革命现代性的伤痛，而到了改革之初，青年一跃而从伤痕之肇事者，经由现代化的“询唤”，而变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改革健将。改革的合法性最初是从对伤痕混乱的治理而得以建立，青年因而也遭到了历史的否弃，而一旦秩序得以恢复，传统得到重建后，这一秩序和传统又可能重新造成对社会的压抑，此时，改革便不得再一次倚重青年，倚重其锐意进取和敢于革新的性格特征。青年再一次充当了历史断裂之手的承担者。这时，表面看来，是青年形象的合法性得以重建和恢复，青年的性格特征被重新得到肯定，但此时已非彼时，此时的青年已经不再是作为革命青年的形象出现，而是以青年改革家和野心家的面目出现。可见，不变的青年背后是变幻的时代历史。青年仍在，对断裂的焦虑依旧，但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此时，我们再去回顾当时，似有恍如隔世之慨。

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80年代之初伤痕写作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80年代文学写作复杂性。在伤痕写作中，日常生活的回归(现代性)无疑已经否定了革命的现代性，但作为革命现代性的逻辑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又在改革文学乃至寻根文学中都有所持续。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的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和激进现代性之间彼此较量了。在改革文学中，激进的现代性重又形成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其以现代化的宏大命题而否定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

三 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如何，青年始终都是与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断裂”的出现，显然带有现代性的特征。在古代社会，相对较为停滞的社会，循环的时间观，决定了老年的经验的重要性，而这一经验的丰富与否显然又是与年龄的多寡成正比，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青年的依附地位。因此，在这种框架中，青年只有通过向老年的接近和靠齐，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则不同了，现代技术的进步，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经验越来越难以解释现代社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老年经验的无效，和现代意义的青年应运而生，断裂因此出现。

表现在青年和老年的辩证法中，时间观念应该说是最为核心的方面。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时间变成了一个‘硬件’(hardware)的问题，人类能够对这一硬件加以发明、建造、使用和控制，时间再也不是绝望地无法延伸的‘湿件’问题，也不是变化莫测、反复无常的、人类无法加以控制的风力和水力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分裂因素:一个时空结合中变化不断的动态角色。”[12]174－175换句话说，现代性的时间，既是一种变量，但并非不可控制。它既瞬息万变，也永恒不变。从这点来看，如果把现代性的时间观视为昨天、今天到明天的线性过程的话，则显然有简化现代性的时间之复杂的一面。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对现代性而言，“过渡、短暂、偶然”是首要的，它首先是一个变量，一个“动态角色”，其次才有可能谈到永恒和不变。因为，现代性是“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出现”[12]175而出现，“现代性诞生在加速和陆地征服的‘星象’中，而且这些星象形成了一个包含所有关于它的特性、行为和命运的信息的星象。”[12]176以此而论，现代性显然更为偏爱“青年”而不是“老年”了。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正因为现代性既短暂又永恒，所以它对任何一种对象，都保持两种印象和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青年形象的矛盾特征，这一特征在今天尤为明显。青年形象的矛盾特征，同时也决定了老年形象的复杂性。这一复杂状况可以表述如下:如果青年的形象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进步、革命，以及混乱和激进的话，那么其对应的老年也就成了秩序和持重，以及守旧和反动了。而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同样是传统，其在不同时期，意义是不同的。这在80年代的文学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反映在伤痕写作中，传统的力量因为是秩序的象征而获得它的合法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作为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异端在整体上遭到了否弃。而在其后的改革写作，以及寻根写作和现代派写作中，则变得更为复杂了。

青年 老年 备注混乱和激进 秩序和持重 传统受到肯定进步和革命 守旧和反动 传统遭到否定

从上面可以看出，伤痕写作中其实存在两重断裂，一重是青年的激进造成的传统的断裂，另一重是老年所代表的秩序对青年激进的否定，后一断裂以传统的名义其实是恢复了被青年所造成的断裂的传统。显然这里的逻辑是一种否定之否定，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传统得以某种程度的接续。但问题是，传统和秩序在伤痕写作中并非不证自明，而毋宁说歧义丛生。这从与伤痕写作几乎同时的反思小说的写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说反思小说延续了伤痕写作对“文革”的批判的话，这一延续在反思写作对传统和秩序的反思中实际上被中断。伤痕写作通过反常/正常的逻辑翻转，得以建立了正常的合法性，传统得以重建。而反思小说则通过对反常的追溯性反思，其实是从内部对传统和秩序进行了重新区分:正常不再等同于传统和秩序，而毋宁说反常是由传统中之封建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对反常的“祛魅”就需要另一新的传统——现代——来完成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反思文学其实是为现代甚至现代主义正式登场扫清了道路。这是我们今天看待伤痕及反思写作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伤痕和反思写作，在面对传统上的矛盾和差异，其实也就是后来表现在改革文学中的差异，也即改革从何开始的问题:改革是从“文革”之乱始，还是从传统之旧开始?这已不仅仅是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更是与中国特定的时代历史纠缠在一起的问题。

[1] 旷新年．告别“伤痕文学”[M]//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62．

[2]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J]．上海文学，1961(1)．

[4]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J]．文学评论，1963(3)．

[5]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延河，1963(8)．

[6] 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N]．人民日报，1957－05－08．

[7] 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N]．文汇报，1957－02－09．

[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法〕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C]//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24．

[10] Gill Jones．Youth(Key Concepts)[M]．Polity Press，2009:2．

[11]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

[12]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